随着西学东渐引起的国人关于汉字是非功过的争论，已延续一个多世纪了；在五四新文化浪潮中出现的汉字拉丁化运动，至今也有70来年。或许与自己读书“不求甚解”有关，数十年来对教科书上所说从象形文字、到表意文字、再到拼音文字这西方文字进化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东方的汉字，竟是深信不疑。不过，当我读到安子介先生有关汉字的论著，看法有了变化。这个变化，并不是对简化汉字、汉字注音、推广普通话等一系列正确措施产生怀疑，而是对汉字本身价值的认识，与以前大有不同。

年届83岁的安子介，是香港工商界名人，近年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笔者无缘面识。1990年秋，意外地收到安先生经湖南友人转赠所著《解开汉字之谜》；不久，又接读《安子介现代千字文》、《汉字科学的新发展》等著作。闻名之余，对他的学术成就和爱国精神，深怀钦佩之情。他数十年潜心研究汉字，是当今大陆和海外在研究汉字识字教育方面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历时三年半用英文写成的《解开汉字之谜》，出版于1982年，计3200多页，英文名《cracking the chinese puzzles》，是专为外国人学习汉字而写的；如今大陆可见的是1990年在香港出版的那种绿色封面、上下两册的中文简缩本。79岁写的《现代千字文》，专为国人扫盲而作；《现代两千字文》又是为进一步学习汉字而作。安子介继承中国童蒙识字教育的悠久传统，并努力使其现代化，以使当今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在学习汉字时，得“事半功倍”之利。此外，安子介还是最早研究汉字的计算机应用并获得成功的学者之一。1988年发明“安子介打字机”，同时发明安氏数字编码输入汉字法，用者称便，通行海内外。这些丰硕成果，具有应用性强和现代性强的显著特点。在汉语日益走向世界的今天，其意义在于，世界上凡应用汉语者皆可从中受益；有利于发挥汉字优越性，遗惠我中华后代。鉴于大陆读者对安子介的研究尚不熟悉，本文拟以对汉字的认识和评价为内容，介绍他的见解。至于他最为丰富而精采的汉字教育学说，拟另草专文。

 

“拼形”与“表意

 

汉字的特点是什么？安子介认为主要是两点：一为“拼形”，二为“表意”。汉字因而可称为“拼形文字”，或“表意文字”。对这两个特点，一般人皆可同意。可是，难认难记就在于此，汉字的缺点亦在于此。其实，世界上“没有一种十全十美的文字”，拼音文字同样是有缺点的。而安子介的研究成果，是为学习汉字的化难为易提供可靠方法和途径的。

所谓拼形，就是汉字的字形可以拆开，加以拼组。这不难理解，因为谁都知道，旧社会的“拆字”先生就是利用这拼形作为谋生手段的。安先生早自70年代开始的汉字研究，就十分重视找出拼形的组合原理和规则。他认为，汉字的拼形，一般由“部首”和“部件”两部分组成。部首是凡查过字典的人都知道的；部件则是指汉字中部首以外的部分。这个部件，有的不可分拆，有的可再分拆。经过这样分拆以后，他发现部件“实是一群部首笔画所组成，例外的只是极少数”（《千字文》第51页）。这就是安先生提出的颇有特色的所谓“部首切除法”。由此去看汉字拼形，字形构件主要是部首，而这部首又不过于繁多。他简化了《辞源》中240多个部首，去掉其中只辖5个字以下的部首，把所属字归到没有部首的字类中去。这使部首只剩下170个，进而把它们分为十二类。对记忆和掌握来说，就方便多了。再看汉字如何拼形，它实际上并非杂乱无章。经过归纳，安子介把拼形规则分为两类11种72个模式，其中常用的是6种45个模式。其间当然有例外。其实，任何语言文字的规则中都存在例外。英语就有300来个不规则动词，其拼音变化多端，仅ａ就有四种读音。因此，学习任何语言文字都要靠大量记忆功夫。安子介通过自己的工作，使看来复杂繁多的汉字字形，变得简单明了，有原理和规则可以遵循；而且，汉字的计算机输入也因此成为比拼音文字更为迅速方便的事。研究拼形的重要现代意义即在此。

说汉字是表意文字，此为大家公认。而一般的看法又是，占汉字总数90％以上的形声字，其形符表意，声符表音。安子介的见解则是，声符也是表意的。他说：“（汉字）‘部首’之外的所谓‘声旁’，也是有意义的。不但如此，且有喧宾夺主之势。”（《解开汉字之谜》上册，《我对汉字的看法》）又说：“我在发掘汉字的‘根’时，发现声旁作用并不在只引指读音，往往蕴藏着意义，加上了部首，那意义就被显示出来。”（《千字文·序》）声符表意，这是继承了文字学中声训的传统，并非无据。安子介有关表意的见解，大致可以归为以下三点。一，认为90％以上的汉字是表意的，形声字中形符、声符皆有表意功能。二，认为汉字的表意内容常常包含在“其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中。因此，看上去可能并不明显，可是，字形经过分拆以后，从构件的彼此关系中进行适当阐释，其表意性即可显现出来。这种“拆字解意”的方法，古代就有。如孟子所说“止戈为武”之类；许慎也用过此法。安子介则进一步对常用的每一个字形，都作了表意的说明。三，认为由某一个字或笔形衍生出来的，从而形成为系列的汉字，在多数情况下可以找出这些字形在表意方面的联系，这就表现出汉字表意功能的规则性。有关具体字形的表意说明，安子介常常出奇制胜，这当然难有全美，完全可能引起争议。而“以形说义”这方法，自许慎以后虽历代沿用，然并非没有异议。这些似可从容讨论。重要的是从教学应用的观点看，若从汉字字形既表音又表意出发，进而从形、音、义三者的统一上去记认汉字，安先生坚信这与单靠注音认字相比，肯定既省时，又省力，是识字教学的好方法。

总之，安子介在拼形和表意方面提出的见解，要旨在于为学习汉字探求简捷而科学之路，进而又为使汉字本身扬长避短，适应现代生活的应用。这比汉字研究中诸多充满浪漫情调的幻想，自然更为切实而有益。

 

汉字与汉语相适应

 

文字是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是一种社会现象。在它的所有社会关系中，首要的是与它的母语的适应关系。无此适应关系，文字也就没有了在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关系中的巨大作用。因此，探究汉字的优缺点，一刻也不能离开它与汉语的适应关系。舍此而谈改进汉字，尽管出于一万种好心，大概也是难以实现的空想而已。

安子介通英、法、德、日、西班牙等多种外语，尤精英语。他比较汉字与欧洲拼音文字的区别，列出下面公式：

欧洲拼音文字：拼写＝发音≠意义

汉字：字形≌发音≌意义

汉字的优缺点，大体就表现在这公式之中。从比较中看，汉字不能像拼音文字那样正确地表音，只是靠不同字形的区别，且称之为“字形区别作用”去近似地表音。但是，这个字形区别作用又能近似地表意，这是拼音文字做不到的。由此，便产生了拼音文字易认易记，与汉字难认难记的问题。我们不必急于对此作价值判断，倒是需要先了解，凡文字都需与其语言相适应这个道理。

从欧洲拼音文字与其母语的关系看，它只记录下语言中词语的语音，而遗弃了词语的意义。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话说，它只记录下能指，而遗弃了所指。为什么拼音文字可以遗弃词语意义呢？这是因为，人们读其音，便可知其意，不会因此产生意义方面的混淆和不明白。这里的关键，又是依靠了语音区别作用。换句话说，根据文字所记录的不同词语的语音区别，足以使你了解其意义区别，以及其间的语法关系。文字的这个语音区别作用，来自语言。因此，凡印欧语系皆可使用拼音文字。汉语则有些不一样。

安子介说，“各种文字都各有各的短长”。这个“短长”，与文字必须适应其母语有关。所以，不能把拼音文字的某个长处任意地转赠给汉字；反之亦然。

汉语的语音有何特点？一是词语的音节简短。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现代汉语以双音节词为主，比双音节更多音节的词很少。对汉语来说，元音比辅音更重要，音节独立分明。由此形成了汉语声韵的对称而优美，但不能像印欧语系那样用辅音去和元音作多样化的自由连缀，造成更复杂的音节结构。所以，汉语大体只能以单音节词或双音节词为主，因而同音词多就不可避免。虽然另有声调作辅助，但声调的语音区别作用在不同方言中总是更差一些。二是汉语不能像印欧语系那样依靠语音的不同变化，去形成不同的构词形态，去实现语法功能。没有语音形态变化的汉语，它的词法、句法一般表现在词语排列顺序的线性过程之中，需要通过上下文去体会其词类性质和语法关系，由此理解其中意义。鉴于以上两点，汉语的语音区别作用比较说来显得弱一些。在口语中，可以用一些办法加以补救。可以依靠具体语境；可以利用手势、表情等副语言形式；可以增加补充说明，如对陌生词类“通胀”，可说明是“通货”的“通”，“膨胀”的“胀”；等等。可是，当把汉语记录为拼音文字时，以上补救办法用不上，语音区别不足的问题就突出起来。首先碰到的是众多同音词的混淆无法解决；与此相关，下面就是无法确定词性和无法找到语法关系。结果，这样的文字就失去作用。因此，记录汉语的文字，必须是也只能是具有字形区别作用的、音形义相统一的汉字。所以安子介说：“我们不要汉字，要26个拉丁字母，这无异是刻舟求剑。”中国人自从南北朝翻译佛经时就知道世界上另有拼音文字，然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只改进汉字，不取消汉字。这样做，决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误入歧途。相反，是因为唯汉字才与汉语相适应，才能与具有独特表情达意能力的汉语形成珠联璧合的和谐关系。有人以为可以把汉语改造成为印欧语系那样的语言，以采用拼音文字。如此本末倒置，不过是痴人说梦。

任何文字与其语言相适应，是其最重要的优点。评价汉字需以此为出发点，否则就可能在理论上和工作中造成重大失误。

诚然，使用汉字，迫使人们不得不以难认难记作为其沉重的代价。可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说：“中国不废除自己的特殊文字而采用我们的拼音文字，并非出于任何愚蠢或顽固的保守性。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情形非常适合，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转引《断裂与继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7页）看来，付出代价是必要的。此其一。其二是，人们可以通过改进汉字，以及像安先生那样研究改进汉字教学等办法，使这沉重代价变得不沉重或不那么沉重。其三，须知事情总是难以两全，别以为使用拼音文字就不要付出沉重代价。安子介说，现代英国人已不认识600年前的英语。仅此一项，为拼音文字付出的代价就够沉重了，实际上还有其它代价。得陇望蜀，不想付出任何代价，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何况对汉字来说，它因此另有一些十分重要的优点。这便是下面要谈的。

 

语文简洁与构词灵活

 

文字首先必须与语言相适应：然而文字一旦形成，它必定又逐渐地成为影响语言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少语言学家往往注意前一方面，忽视后一方面，亦即忽视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研究文字对语言的影响，关键是把世界上现存的拼音文字和汉字两大系统放在彼此的语言中作比较。西方学者所熟悉的是大体一样的拼音文字，对汉字不熟悉或者怀有偏见，不能进行这种比较。中国一些学者常常对汉字信心不足，否定多而肯定少，不大注意汉字对汉语的积极影响。兼通中西文字又进行了数十年比较研究的安子介，高度评价汉字对汉语的积极影响。认为其要者有二：一是使汉语简洁。二是使汉语构词灵活。

先说使汉语简洁。

安子介采用中文与英文相比较的办法，把香港《明报》1991年1月27日的一篇中文社论，与隔一天由《明报》自己用无懈可击的英文刊出的这篇社论相比，结果，中文与英文的篇幅之比为1：1．78。他又把1991年1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致萨达姆信的香港《文汇报》中文本与路透社的英文本相比，结果，中文与英文的篇幅之比为1：2。与西方语言相比，中文篇幅小，汉语简洁，已为世界公认。其实，任何语言都致力于追求自己的简洁，因为简洁就意味着省时、省力、省物，完全合乎经济节约的原则。可是，为何汉语如此简洁而英语做不到？这里就有汉字的一份功劳。

简单说来，汉语的简洁与汉语以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为主的关系最大。有一个统计材料说，在汉语日常生活用语中，单音节词出现率占61％，双音节词出现率占37％，词的平均长度为1．48个音节。不过，我想在新闻用语和科学用语中，双音词出现率要高一些。汉语的双音节词，多数是象“科技”、“秀丽”之类的复合词，其中两个音节都是有意义的“词根”。因此，对汉语来说，几乎每一个音节，或者说绝大多数音节，皆有表意作用。这自然是非常经济、非常节省的了。这是英语做不到的。英语中特别是大量涌进的现代词语，音节都很多，而且是愈来愈多，难以控制。但是要注意，对词语音节简短的汉语来说，必须具有克服同音混淆的能力，才能成为高效的交际工具。同音混淆是世界上所有语言面对的大敌。现代汉语的不同音节，只有417个。安先生说，其它语言则是，英语462个，法语468个，德语437个，西班牙语483个。实际上，在任何语言的语音系统中，不同音节的数量不可能无限增加。因为过多增加必然缩小语音差别，结果在听觉上起不到“自然分辨”的作用。汉语中不同音节的数量既然有限，而词语的音节又很少，因此，同音词特别多就难以避免。据安先生统计，《现代汉语词典》所收10000多个字中，82％的字有同音现象。其中，拥有100个以上同音字的，有11个字；此外218个字拥有20个到94个不等的同音字。这个统计，抛开了语音区别作用较差的声调，又是以字为单位计算的；若以词为单位计算，同音数量要小。可是，汉语同音词特别多是可以肯定的。拼音文字解决同音混淆的办法，一般是增加词语的音节；此外，别无良策。所以，遇上现代语言中新词迅速增加，音节增多怎能避免？英语如此，法语如此，德语也如此。安子介说，“在德文里用词字母之长，要可使新读者吓得不敢习读。”（《千字文》第18页）汉语的词语之所以音节简短，是因为解决同音混淆的途径，除了与英语等一样依靠语音区别外，又多了一个办法，就是汉字的字形区别作用。随便列举一些同音词，如：“肃静”与“素净”，“就是”与“旧式”，“著名”与“注明”，“案件”与“暗箭”等皆是。只要一见汉字，皆不会有同音混淆。在听广播或听老师讲课时，可以根据上下文，立刻确定与语音对应的汉字，马上避免同音混淆。

就汉语的简洁而言，固然还与其修辞特点和我民族的思维习惯等因素密切有关，可这里也是离不开汉字的作用的。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汉语今天这样简洁，是我汉民族长期使用汉字的结果。这样说不会有错。仅解决同音混淆这一点，如果使用拼音文字，就要给汉语带来许多麻烦，它就决不会像现在这样简洁。

再说使汉语构词灵活。

这个构词灵活，是指只需应用数量有限的汉字，足以构造人们所需要的应有尽有的词语。

汉字数量看来很多，如《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实际上用不着这么多字。安子介有个统计：《红楼梦》总共731017个字，只用4462个不同单字；《子夜》242687个字，只用3129个不同单字；《骆驼祥子》107360个字，只用2413个不同单字。可见，常用汉字的数量并不多。1977年，他连续45天统计四份香港报纸上的汉字，其总字数达1411088个，所得不同单字只有4687个；其中，3650个字的出现频度，占总字数的99．8％。这个统计结果，与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汉字频度统计——速成识读优选表》大致相同。我国家语委1988年公布的常用字，是3500个字。因此，不论大陆还是海外，常用字不过3650个左右。不仅如此，安子介还发现汉字中高频度使用的字又是非常集中。在他那次统计所得的3650个字中，有1000个字的出现频度占总字数的88．8％；再加1000个字，即2000个字的出现频度就达97．4％。因此，他亲自编《千字文》和《两千文》，用于扫盲。他说，掌握这些单字，总不能比掌握数倍于它的英语单词更困难。

为什么常用字数量不多，却能构造出词义明确、复杂丰富的词语呢？这就是依靠了汉字的优越性。汉字是一音一义一字，所以用它来构词非常方便有效而经济。如，“美丽”、“秀丽”、“俏丽”、“艳丽”、“富丽”等，只需变动其中一个字，便见词义中彼此细微差别。又如，有的双音词只需倒置字序，便成另一个词。“工人”、“人工”，“为人”、“人为”，“孙子”、“子孙”，“女子”、“子女”等，皆是如此。现代汉语中出现了一些词缀。常见的词缀只需用一个汉字就行，如“作者”、“读者”、“学者”中的“者”。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利用了汉字音、形、义相统一这个特点。现代汉语中增加了许多以前从未有过的新词，如“电灯”、“电话”、“电讯”、“航空”、“航天”、“太空”等。它们都利用现成的常用汉字构成，不必另造新字；而且既顾“音”，又顾“义”，十分方便。安先生特别提到翻译名词如“激光”和“立交桥”等，认为这类词一旦用汉字来构造，词义就变得清晰而易于了解，都比英语高妙。需要另造新字的情况是很少的，大概仅以化学名词为多。总之，汉语由于有汉字的帮助，因而具有很强的构词能力。与古代汉语相比，现代汉语增加了许多双音节词，词汇总量激增，然而常用字的数量却是减少，构词能力反而增强了。由此带来方便而节约的效益，人们乐享其成，幸运无比。安先生指出：“西方文字为了对付新生事物，要创造新词汇，应接不暇。英文词汇目前已达几十万之多。相反，汉字的字数比起古代却大有削减。”（《汉字科学的新发展》第13页）又说，我们当今使用的常用字，“用来创造新词有大量余地，足够我们步入21世纪”（同上）。

 

“汉字是中国第五大发明”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皆属自然科技，它们与汉字有不可并比的一面。所以，当我开始看到安子介说“汉字是中国第五大发明”，颇感惊奇。这或许又是我以前有关否定汉字的意见听多了，心里尚存成见。可这也是难免。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以后，不也总想废除汉字吗？只是他们经过长期思考以后，早已回到肯定汉字的路上来了。韩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安子介先生并非不知道汉字与拼音文字相比，有其短处的一面。他赞成简化汉字，用力去研究汉字教学，都是为克服其短处。但是，善于使用中西两种文字的安子介，他对汉字的认识与一些人不同。他认为汉字的长处更为重要和难得，所以大力肯定汉字的价值，称之为“第五大发明”。真可谓惊世骇俗。细想起来，其中确有道理。汉字是当今世界上仍在使用的最古老文字。从甲骨文算起，它有3500年以上的历史。而唐兰先生在没有见到大汶口出土的陶器文字之前，就推测汉字产生在夏代以前。（见唐兰《中国文字学》，开明书店1949年出版，第63—80页）。当古埃及的圣体字、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中美洲的古玛雅文字等相继成为历史的陈迹以后，唯我汉字独存，负载了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生生不息，至今仍旧具有前面所说的那种旺盛生命力。这个世界文字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不是中国人通过一代又一代的艰苦努力，用数千年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来的吗？前些年海外人士创造了汉字的计算机输入比拼音文字更高的速度后，从此汉语和汉字作为电脑语文，比拼音文字有更为优越之处，汉字的奇迹因此更令世人惊叹和信服。既是独一无二的奇迹，称其为“第五大发明”，有何不可？“21世纪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安子介此论断迟早将被证实。如今关于汉字的优点，不是说多了，而是说少了，以致中国人对待自己的汉字，往往表现为自惭形秽，自暴自弃，垂头丧气。说汉字优点的，可以是外国人，更应是中国人自己。所以，我特别佩服安先生所为。下面，再把他有关汉字优点的其它见解，归纳为三点，进一步说明中国人所发明的汉字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一、汉字具有超越方言和古今语言差别的功能。安子介说，“中国由黑龙江到云南，汉字全通。”“中华文化连绵五千年，是用汉字记载的。”“西方字母的形式，根据历史说也是由象形而来，后来变成拼音，结果欧洲分成大小十数个国家，各国文字不同，相互联结的纽带断了。如果中国早年也走这条路，早已出现江苏国、广东国了。我国方言这样多，汉字的读音无法在‘语音学’上统一。汉字对汉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凝聚作用。”（《汉字科学的新发展》，第15页）这些话，对汉字超越方言和古今语言差别而发挥其交流工具的作用，以及这个作用对汉民族的形成和中国的统一所产生的巨大凝聚力，已经讲清楚了。在今后，汉字与以前一样仍有这方面的作用和意义。下面，我根据钱穆先生意见作一点补充。汉字对于中国的方言和古今语言来说，还有“控制”它们“不致过分变动和分离”的作用，亦即在词汇和语法两方面促使它们保持相对的一致性和稳定性。钱先生举了词汇中的例子。本世纪初，方言中有“洋火”、“自来火”、“取灯儿”等称呼，后来汉字的“火柴”两字通行全国，尽管方言中读音有异，但这词语的差别消除了。（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74—75页）。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汉字，历史上方言的分离倾向必定迅速扩大，这对汉民族和中国的统一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将不堪设想。今后，中国的方言难以消失，汉字在统一中国语言中的作用仍是不可替代的。

二、汉字可以引发想象和联想。由于汉字以形表意，使用汉字时观其形而得其意，其中必定有想象和联想产生。并非仅仅是由象形字直接演化过来的字，如“日”“月”等是如此。安先生举过“文盲”的“盲”作例子。盲，就是“亡”了“目”。因此，从这字形的拼组关系中便可想象出这字的意义。而“文盲”的“盲”，又是在盲字的本义中引伸出新的意义，所以阅读时容易引发联想，而且非有联想不能理解。安先生认为形声字的声旁也是表意的，故而汉字引发想象和联想的功能很大。华裔作家韩素音曾对安子介说，她在用英文写作的时候，因为有了汉文的观念，常多联想。科学发明需要的创造性思维，依赖人的联想力。因此，安先生一再提醒人们重视汉字的这种作用。

三、汉字有利于发展大脑智力。这是受到安先生赞赏和肯定的神经语言学家郭可教提出的观点，其论文《汉字与大脑》见安子介、郭可教合著《汉字科学的新发展》。此为以神经病理学的临床资料为基础，结合神经心理学分析，取得的最新科研成果。其研究方法，是把拼音文字和汉字两者与大脑活动的关系作对比考察。国外资料来自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众多学者的权威研究成果。有关汉字与大脑关系的资料是郭可教在上海医科大学华山医院支持下，通过许多脑损伤病例的临床研究取得的，另一部分是他对正常成人、小学生和弱智儿童进行实验研究取得的。资料翔实而可靠。其结论是，从神经心理学和神经语言学的观点看，拼音文字是偏向大脑左半球的“单脑文字”，此为西方学者公认，而汉字是大脑左、右两半球并用的“复脑文字”；拼音文字认知中“语音编码”方式起主要作用，而汉字认知中则是利用“多重编码”方式，语音、字形和语义编码兼用。由于拼音文字偏重开发左脑，西方人因此提出“开发右脑”的理论和方法，这并不完全适合使用汉字的中国人。学习汉字可以开发大脑左、右两半球的潜力，有利于发展大脑智力。但是，学习汉字的教学方式尚有大加改进的必要。这些见解不可不予重视。同时，也证明安子介倡导从音、形、义三者结合上去学习汉字是科学的方法。

与中华文明共存共荣的古老汉字，以其与众不同的独特形式和经久不息的生命力而令人感到有点神秘莫测。于是，贬之者众，褒之者寡，这在以往是可以理解的。安子介先生说过：“汉字的奥秘应该发掘，汉字需要再认识。”敢以此为题，撰写此文，以期迎接汉字“发挥威力”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