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上学主要是读经书。自从废除文言文以后，经书在语文教材中占的比重非常少。但是，目前中小学生课上、课余读经书的热潮似乎很高，这在教材编写和学业测评中都有一些体现。为什么要读经书，读哪些经书，如何正确对待“读经书”现象，这些是值得认真思考和必须明确的问题。否则，将使汉语语文教育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背离汉语现代化的目标，影响现代汉语健康发展，削弱现代汉语在现代生活中的工具性功能。“中国语文现代化离不开教育，教育离不开中国语文现代化……任凭守旧派多么顽固，都阻挡不住历史前进的步伐”。[6]（p5）
一、明确和弥补“经书”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
《现代语文》（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主办，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刊教学版）2002年第10期上发表了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段崇轩先生的文章《“读经热”的冷思考》。文章认为，几十年以来的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失败了，丰富的文化被政治的功利代替。目前中小学读经书成为热潮，教材的古文份量也加大。这是好事。但是，读经书到底为了什么？经书的范围是什么？目前把经书与“四书五经”等同起来，就会背道而驰。读经书是为了全面、准确审视和把握中国甚至世界传统文化，吸取精华，去除糟粕，总结经验教训，塑造青年人深厚、开放的、现代的健全人格，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读经书不仅要读儒家、道家、佛家、墨家、法家，更重要的是要读“五四”新文化，还要读西方文化经典。中国古代文化中提倡人和自然的协调统一，提倡中庸的辨证思想等，是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但是，专制、等级、宗法、人治、保守、迷信等，是会使人和社会僵化的病毒。因此，文化不能一概吸收和弘扬。语文教材要在“文化性”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工具性”和“文学性”。[2]
我们非常同意段崇轩先生的观点。是的，这股热潮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减，甚至有越来越高的趋势，漫布全国各地。在很多省市还兴起了“讲经堂”等中小学生课后补习班。一段时间市面上经书热销，课上课后学生诵读经书的声音不断。
我们赞同语文教学注意工具性、文学性和文化性的有机结合。“工具性”是指教材内容和教学过程要有利于指导孩子学会使用国家或者民族共同语言这个基本工具。“语言”工具是语文中基础性的物质形式。“文学性”是指教材内容要多选择具有语言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提高语文教学中的美学含量。“文化性”是指语文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指主要通过现代语言广泛涉及现代中国以及其他时间和空间的文化。
正如段先生说的，读经书可以让学生了解古代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从中汲取思想与文化养分。正是考虑这一点，我们的语文教材安排了部份古文内容，并且把它纳入到考试范围。也许正是因为“考试”的刺激，让师生觉得学习古文的数量要大，范围要广，于是，就有了“读经书”的热潮。
其实，重视古文，学习经典文献，这是我国语文教育教学上的一种宏观的指导思想，这是由语文学科的“文化性”决定的，其主要目的在于让学生触摸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感受传统文化，认识到在这些“经书”里蕴藏着丰富的优秀的文化宝藏，从而使孩子们树立热爱、学习传统文化的意识，激发民族自豪感。同时，通过部份古代经书的学习，掌握一定的基本的文言知识，为将来在高中或者大学独立学习古代文献打下基础。
语文的“工具性”决定了小学和初中阶段，尤其是小学阶段，孩子的学习任务主要是打好现代语言的基础，包括国家共同语——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听、说、读、写能力，进一步包括具有世界共同语性质的现代英语的听、读、说、写的能力，以及利用现代语言进行交际、获得知识、技能的能力，因为现代语言是现代社会现代人使用的语言。孩子们没有必要也根本不可能做到用脱离现实生活的生疏、晦涩的文言实现上述目的，这一点无庸置疑。古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对理解现代文还是适用的，对学习经书来说，恐怕跟一句谎言没有什么不同。
从结绳记事的远古到电脑普及的今天，中国人似乎就靠背诵来获得学问，获得名利。哪里知道皓首穷经背熟的一堆文字装不满一个磁盘。记不清、想不通、找不到的问题几秒钟就可以在电脑屏幕上出现。经典名篇倒背如流固然洒脱雅致，却不如翻一下书或者敲打一下键盘，更耽误涉猎文化海洋，实现百科交融、中西贯通的目标，这不是因小失大吗？
教师引导学生读经书，要注意内容的选择和方法的指导。古代经书浩如烟海，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有精华，也有糟粕。在指导孩子阅读的过程中，教师要选择那些好的经书好的篇章、语句来学习，尤其在思想内容方面一定要把好关，一定要用健康的先进的思想文化影响孩子，坚决摒弃其中的糟粕，尤其是“讲经堂”之类的辅导班，更要注意这一点。指导学生读经，不能一味强调学生背诵经书，要多介绍经书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与文化的内涵、语言及文体特征等。涉猎的面要广，侧重横向的了解而不注重单一的纵向的学习，主要目的在于激发孩子的求知欲望，掌握阅读方法。古为今用，要让孩子学会辨证地批判地吸收经书中的内容，站在现代的角度去理解、吸收古代文化，南怀谨先生的《论语别裁》（没有注释）为我们读经书指明了方向，做出了榜样。
二、防止借助“读经书”出现语言和文化的复古倒退
我们要密切关注语文教学和教材的改革，严防打着爱国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出现文化和语文的复古、倒退现象。例如，李敏生、李涛《昭雪汉字百年冤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十分可笑、无聊地给汉字“喊冤”，嘲笑和指责100年以来的中国语文现代化，作者自称早年研究辨证逻辑，后来研究文字，有创见，其实缺乏起码的文字学常识。[1]（p147）尤其要防止进一步出现伪科学，因为“伪科学常常产生在一些与大众生活和学习有密切关系的领域，产生在多数人感兴趣又对它的科学内容掌握不多的地方”。[5]（p16）例如徐德江等人利用自己操纵的《汉字文化》不仅散步伪科学言论，而且对中国的三大语文政策“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没有一项不反对”。[7]（p468）
社会在发展，文化也随着它不断发展。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今天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把求知的触角完全吸附在古代经书上，而不顾现代人的新发现新突破，这种厚古薄今的做法，是无论如何也讲不出道理的。
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读经书”，不仅容易片面地产生复古倒退倾向，而且容易片面地出现所谓“淡化语法教学”、“淡化拼音教学”等倾向。有些实验学校小学低年级就开始教英语字母，但是不教汉语拼音，只是到高年级才应付性地教汉语拼音。这就好像过河流前不建造桥梁，游泳过去以后为了应付检查才建造桥梁。
1999年教育部贯彻中央减轻学生负担的精神，草拟新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一些学者，他们恰恰不是语言学者，趁机削弱汉语拼音教学，跟素质教育背道而驰，引起首都16位语言学家给教育部和《中国教育报》写信抗议。[6]（p5）拼音已经成为汉语教学和网络汉语使用不能缺少的“第二汉字”，我们怎么能够按照那些一直不熟悉汉语拼音的少数人的旧习惯随意拒绝呢？
要正确处理不同时间和空间文化的吸收问题。为了吸收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文化，教材中选进了古代文言和外国文学作品，但都要借助现代汉语这一工具来学习。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主要是用以表达和记录现代中国文化，因此要求学生首先具备听、说、读、写普通话的能力。有了很好的普通话基础，才能很好地翻译、领会经书中的精华。
为了吸收外国文化，同时，也是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要求，我们要提高现代国际通用现代语言的听、说、读、写的能力，所以，我们在中小学开设了英语课。但是，决不能喧宾夺主而忽视现代母语的学习。有些人急功近利，花费大量时间拼命学习英语，放松汉语学习，结果，英语对话纯正娴熟，而用汉语表达结结巴巴，一般的实用文体都写不好。其实，没有现代汉语的基础，外语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任何形式的表达都离不开内容，而内容的积累，现代母语是最好的工具。
为了吸收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我们需要学习古代汉语，具有一定的阅读和朗诵古代汉语的能力。但是，要反对学生写和说古代汉语。学习外语是面对现代活人的双向交流，学习古代语言是面向古代死人的单向交流，因此要区别对待。
2001年江苏一个高考考生模仿《三国演义》的语言写作文，被所有评卷教师一致评判满分。不管文章质量如何，形式上就不能这样提倡。这一方面违背了国家语言法律关于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的规定，另一方面，也不符合现代信息社会的语言现代化潮流。这有我们老师教学引导上的问题。[3]
已故的著名的古代汉语专家王力说：“学古代汉语，是为了读懂古书……并不是为了学写古文……有个考研究生的同学给我写了一封文言的信，文言写得还不错，但是我回他的信说‘我反对你学文言文，如果你考卷中出现了文言文，我就不取你”。[4]可是，我们现在的一些老师又在提倡用文言文写作，有的学者还亲自实践文言文写作，主要表现在一些学者给别人的著作写的序言中，例如《中国儒学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的总序全文是文言。这种风气似乎要流行开来，很值得关心汉语现代化的人注意。
三、在“读经书”的同时推动语文教材和教学中的汉语现代化
对于教材和教师，尤其应该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教材不能自然主义地按照原文编写，教师不能模仿或者使用历代语言甚至方言进行讲解。
调查表明，用来自方言或者近代汉语的“将”代替普通话介词“把”，从而导致“他将将这篇课文教完”这样的说法，几乎成为普遍的教学语言，一直影响到多数现代汉语使用者在书面语中不自觉地用“将”代替“把”。一些中学语文教师连“介词”、“副词”都不能区分，还有许多老师经常说“自己个”、“来自于”等错误的表述……这样怎么实现语言规范化，提高普通话水平？普通话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语音规范问题，应该包括词汇、语法上的问题。
中小学《语文》教材无论从课文的选择还是编辑的表达都存在语言规范问题。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编辑出版的高中《语文》试验教材第１册，第４１页介绍作者“唐韬”，“韬”字用了被淘汰的异体字，没有做任何规范文字使用的说明。第37页“东西长达……这段长城高处达五米左右”后面有语法问题，也没有说明。应该说“高处高五米左右”或者“高处高达五米左右”等。
教材特别基础教育中的教材出现印刷错误非常不好，例如第49页“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这些话在2000年６月湖南出版公司重印的版本中把中间的句号漏了，使许多人读成“眯着北京人”。
由全国知名中学科研联合体实施素质教育的途径和方法课题组编写，西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素质教育新教案语文高中第一册》在告诉别人教学《琐忆》的时候，建议概括鲁迅先生的每次谈话不超过８个字，结果自己机械地概括成“抨击禁止男女同泳”，把课文里面“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中的“男女同学”这样的重要信息挤掉，真是削足适履。即使死板地规定不超过８个字，也可以这样概括成“抨击禁止同学同泳”或者“禁止男女同学同泳”。从现代语言规范角度概括，最好说“禁止男女一起上学和游泳”。而且，“作者写稿，鲁迅挨骂”和“抨击禁止男女同泳”在逻辑上没有一致性。因为“挨骂”和“禁止”都是谈话涉及的事情，“抨击”才是谈话本身的事情，所以如果后面说“抨击……”，前面应该说“笑谈代替别人挨骂”，这样才能强烈体现鲁迅怎样把恨敌人和爱朋友辨证统一的人格。
在版书设计中用了“对友能爱，对敌能憎”的话概括，被许多教师和学生当做标准使用，实在是破坏现代汉语的健康发展。为什么不用普通话说“爱朋友，恨敌人”这样更加简明的话呢？难怪我们的学生语文学习越多，写出的文章越来越不像现代人说的话！怎样改变这种洋泾浜汉语的局面，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语文教材及其教学参考书是指导老师教语文和学生学语文的蓝本，语文学科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的性质，要求我们在编写教材的时候，要注重文化性与工具性并重，尤其是注意常常被大家忽视的工具性。
“经书热”和“外语热”给我们敲了警钟，说明我们的语文教材及语文教学改革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工具性与文化性的关系，要注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民族文化与外族文化的关系。对于出现的偏颇现象，要给予批评和纠正，确保我们语文学科的健康发展，确保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健康发展，确保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工具的先进和纯洁，巩固和发展中国语文现代化成果。
虽然还有不少老师不能顺利地使用普通话，但是，我们的教材和在教学中流传的“教案”应该首先遵守国家语言法律，有明确的普通话规范意识。如果汉语自身不能规范，不能适应语言现代化需要，又怎么能够说“２１世纪是汉语的天下”？在这个问题上，语文教学责无旁贷。
参考文献：
[1]陈炜湛.汉字有什么“冤案”[a].苏培成主编.语文现代化论丛4[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段崇轩.“读经热”的冷思考[j].现代语文，2002，（10）.
[3]彭泽润.不应该提倡用文言文写作[j].现代语文，2001，（10）.
[4]王开扬，彭泽润.从书面语改革看高考文言文作文[j].现代语文，2002，（8）.
[5]王宁、邹晓丽、王海分.伪科学的来源和学者的辨伪使命[a].本书编写组.语言文字学辨伪集[c].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6]王均.开拓语文现代化新局面[a].苏培成等编辑.语文现代化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7]伍铁平.《汉字文化》“在大方向上符合语言文字法的要求”吗？[a].本书编写组.语言文字学辨伪集[c].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