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对孙朝奋博士于1996年出版的《汉语发展史上的词序变化及其语法化》一书进行了简要地介绍，并对其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分析说明，也论述了它对语法化研究所做出的新贡献以及有待进一步改善之处。

【关键词】语法化；重新分析；类推

 

一、语法化与汉语句法研究

本书根据孙朝奋博士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1996年被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共分六章，基本上采用归纳—演绎—再归纳的写作思路。第一章勾画了本书的篇章结构，阐明了本书的研究目的。作者讨论了汉语句法研究与普通语法化研究之间的关系，介绍了国内外这方面研究的最新发展以及汉语历史分期和历史语料的选择问题。中国学者对汉语语法化的研究经历了由单纯描写语法现象到在描写的基础上解释语言现象出现的动因和机制的变化。本书也是对近期语法化研究发展的一个总结，作者以几个汉字为例，用事实证明了他们从古到今的变化确实是一个语法化的过程，从语言内部找出了导致这种变化的动因和机制，继而对语法化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二、介词词组的语序变化与汉语语言结构

第二章讲述的是介词词组的词序变化及其与汉语语言结构的关系。作者以《左传》和《史记》为依据，选择了古汉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介词“以”，“于/於”，结果显示，无论数量上还是频率上，动词前后的介词短语比例大致相当，借此否定了所谓的参数设定变化(parameter setting)。

“以”用法上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导致了交流上的障碍才使得它的诸多用法逐步被其他的词所替代。如“以”可以表示工具，后来被“把/将”取代，元代以后，又逐步让位于“用/拿”；上古汉语中，“以”还可引导间接宾语，但在v1v2连动结构的类推和两个同音异义词“与”的重新分析的作用下，形成了一种新的双宾结构“v1 do 与 io” ，这也是现代汉语中“给”的前身。

同样的道理，“于/於”作为上古汉语中主要放在动词后面的介词，交流上的不便也是导致其变化的外部动因。其被动标记身份从六朝开始让位于“为”“被”，因为此时，带施事主语的动词性复合词v-杀与代受事主语的动词性复合词v-死之间的界限得以中和化(neutralization)，即它们既能带实施主语又能代受事主语，这样就造成了谓语之前的名词性成分角色的复杂化，施事和受事混杂不清，造成交际上的困难，这时的语言倾向于产生一种语法手段，有效标示谓语之前的施事名词，而“被”本身的特点最适合充当这一角色，便在此背景下语法化为前置施事标记(agent marker)。

上古汉语中，“于/於”以及“如”“似”“比”还可以用作比较中枢词(pivot)，而现代汉语中，只有前置“比”有此项功能。这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相同的句法环境和语义相关性(semantic similarity)的推动下，“比”与其他成分进行重新分析(reanalysis)的结果。

经过这些变化，放在动词之后的介词短语逐步让位于放在动词之前的介词词组，表面上形成了这种现象[v+附加语]—[附加语+v]。事实上，介词短语只是根据是否表示结果状态而进行重新分析而已，表示结果的附加语只能出现在谓语之后；而表示伴随状态的只能出现与谓语之前。由于现代汉语中介词短语是表示动作伴随状态的，所以整体上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前移了，这是现代汉语影响全局的语法规律之一。介词短语的位置变化导致了s+pp+vp范式的出现，该范式的类推作用使得联动式的第一个动词倾向于语法化。(石毓智,《现代汉语变化的动因和机制》2001)

第三章主要关于“把”在现代汉语中的句法功能，把字结构的产生，以及由此带来的与汉语语言结构的关系和语言的本质问题。首先，关于“把”在现代汉语中的功能，作者认同hopper&thompson的观点，“把”是一个高度及物性的标志。现代把字结构中，宾语np必须特指，而且谓语动词因体标记“了”的存在而有界化，这些都决定了“把”是高度及物性的标记。

因为“把”字代替了上古汉语中的“以”字结构，其用法也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在现代汉语中，“把”的不同用法之间的关联不大，可视为同形异义现象。但在近代汉语中，它可作为实义动词，可用于连动式和目的结构中，甚至作为高度及物性的标志，语义范畴日益抽象，构成一词多义关系。同理类推，作者由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推导出一个语言符号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进而反映了语言的本质问题。作者从语法化过程中存在的语法临摹现象指出，任意和象似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语言的本质，这就有力的挑战了索绪尔一派的语言任意观，也是对普遍语言学作出的贡献。

大量调查和统计表明，把字句的产生仅仅是替代了古代的以字结构，并没有新的语序产生，况且这种句法宾语前置的比例还不到1/10，可以这样说，200多年来，汉语的语序一直相当稳定。

三、语法化的内部机制和外部表征

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汉字“了”的演变历程及其理论意义。现代汉语中，“了”主要出现在两种句法环境中：作为句子附着成分(sentential clitic)表示完成体意义和作为后缀体标记(suffixal aspect marker)表示动作行为进行的状况。根据之前的论述，这两种用法具有不同的语法特征，应属于同形异义，但更重要的是历史渊源不同。

词缀“了”源于上古动词“liao”，意为“完成”。“了”同“却”都可以用于“v+o+完成动词”格式中，这两个成分句法和语义上的象似性推动了他们之间的重新分析，最终出现了“v+o+了”的格式，同时联动结构的出现使得“了”前倾化，而“s+pp+vp”范式的影响又促使了连动式中第二个动词的语法化，并且，逐步弱化了与动词的词汇边界凝结成一个整体，动词和“了”相应的由句法关系变成了形态关系。但作为动词和作为词尾都体现了一种状态的改变，因此，这种语法化过程可以称为隐喻延伸或者类推，即从动词意义中延伸出来的新意义。完成体标记“了”，是一组表示完成体意义的句尾成分如“也，矣，来，了”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五章从两个角度论证了“得”的语法化以及有关的理论影响。上古汉语时期，主要作为实义动词，还在“得-v”格式中用作情态助动词；晚期，在连动式的类推下“v-得”格式形成，“得”用于一组心理动词之后，其语义不断抽象化，直到扩展出表示“可能”的意味。“v-得”格式与“得－v”格式中，“得”字语音语义上的相似性促使了它们之间的重新分析，再加上连动式的类推就产生了“v-de-v”格式，继而便是“v-de s”结构，这也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用法。其中，当它表达潜在意义时，“得”是一个中缀；用来描写时，“得”附着于第一动词成为其后缀，这也是类推扩展的结果，源于第二个动词由非状态动词扩展出状态动词，也体现了象似性。由此可见，“得”从古到今的变化反映了由实义动词向词缀的变化，即由自由词素向粘附词素的变化，证明了“得”字的发展正是一个语法化的过程。

从另一个角度，bybee & pliaca 从历史记录中总结出一个共同的趋势，即词素倾向于由词根语气发展为认知语气。换一个角度讲，就是有一种语法化的趋势；“得”由词根情态词发展为认知情态词的过程说明其发展史是一部语法化的历史。同时，情态动词的词根语气和情态语气经常会发生语气含混现象，正是它带来了句法上的重新分析，由动词之前移到了动词之后，逐步语法化。

第六章是总结性的一章，作者简要回顾了这几个汉字的发展历程，在描写的基础上引进了理论思考，把语法化的研究成果应用到普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中。特别指出了一个词语的语法化过程具有各种各样的外部特征，如整体性(integrity)、聚合关系变异性(paradigmatic variability)、依附性(bondedness)、辖域(scope)。

四、结语

该书运用系统的观点既从共时的角度描写了几个语言符号在现代汉语中的用法，又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些不同用法形成的历史动因和机制提供了另一个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理论框架，为语言演化的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同时，突破了传统的以描写为主的语法化研究，引进了理论思考和解释。然而，作者的研究仍然从语法形式的内部寻找语言变化的动因和机制，忽视了语篇策略在语法化过程中的作用。语言变化总是在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产生的，它必然涉及到人的认知和话语的语用因素，这两个方面不能分开。(王葆华，汉语语法化研究的新尝试，外国语，2003) 。 因此，不但要从历时角度探讨语法化的过程和机制，还应该揭示历史演变中所涉及的功能因素，从社会学和功能观的角度全面的研究语法化，唯此方能更深入的探讨语言发展演变的动因、机制和规律。

 

【参考文献】

[1] 石毓智.现代汉语变化的动因和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王葆华.汉语语法化研究的新尝试.外国语,2003.

[3] 孙朝奋.汉语发展史上的词序变化及其语法化.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