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世界文学和文化的翻译热和介绍热形成了中国文化和文学史上的特异景观。梁启超等往往通过介绍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学论证文体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有严复对世界科学文化和新潮理论的翻译、林纾等对西方文学的翻译。这些卓有成就的文化和文学翻译、介绍已经被证明构成了汉语新文学的观念基础、理论基础和文本基础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为新文学准备了有效的参照和模仿品，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新文学倡导者和卓越的实践者。几乎所有新文学的倡导者都受到过近代翻译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他们的新文化倡导的热忱和新文学创造的灵性都与这种世界性文学和文化因素的技法有密切关系。

　　世界性因素像一种神异的酵素，就这样天然地渗入了近代文学思维，促成了近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断裂，从而造成了新旧文学的不同质地。在创作方面，作为新文学的先导与呼唤，近代改良文学也自然地呈现出世界关怀和世界意识表现的倾向。梁启超的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展示了60年后“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的情景：“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各国全权大臣在南京，……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这里不仅出现了新的“万国来朝”的世界化格局，而且还预言中国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只不过先驱者那时的估计乐观了一些，中国成功举办世界博览会不是在60年后，而是在106年之后。无论如何，这种世界性关怀的思路已经正式植入近代文学创作构思之中，确实如后来者所言，先驱者意识到了今后世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的时代情形。
　　这样的世界性意识由近代文学传导给现代文学，并直接置入新文学的建构、设计和创制之中，成为新文学天然的价值内涵，也成了新文学通过近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实施断裂的鲜明标志。近代文学改良倡导和文学近代化的运作，其显著的标志和根本的特征，就在于打破了传统文学的封闭自足体制，引人了世界性意识，在此前提下催生了新文学的倡导与创造。新文学因此带有更加明确的世界性的精神特征，并在现代化的运作中逐步强化为一种世界性倾向。明确的世界性倾向是汉语新文学的天然特质，也是其现代化素质的外在体现。
　　二、世界性倾向与中国新文学的自我定位
　　汉语新文学世界性倾向的呈现，从历史情形而论，具有非常深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首先体现在，它与新文学的现代性构成了相辅相成和相反相成的复杂关系。一般而言，世界性的开放眼光与现代性的进步倾向相伴而行，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属于旧文学营垒的人文力量同样会取得世界性的眼光甚至世界倾向的观念，这不仅给新文学的世界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呈现出复杂化的态势，而且也为新文学现代性内涵的理解增加了难度。其次，新文学世界性倾向的深刻复杂性还体现在，新文学家对世界性的定向是肯定的，但定位却不断发生龃龉：即，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推进汉语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还是以外国文化为主体，将汉语文学作“世界化，”的运作，抑或是始终与世界文学和文化保持某种参照关系，从而保持汉语文学和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和优势。这种定向与定位的龃龉，构成了新文学发展的一脉基本特色。特别是在汉语文学的世界化定位的激进文化倾向，与将世界文学和文化当作他者的参照物，始终保持中国文化与汉语文学特质的保守文化观念，两者的定位形成了巨大的理论落差和历史落差，其间构成的争持与角力，深刻地影响着汉语新文学的价值形态及其学术评价。
　　通常，人们将中国现代文学的阵营分为新旧营垒：新营垒倡导新文化，实践新文学；旧营垒强调旧文学传统，恪守旧文学规范，反对新文化与新文学。这样，不仅新文化运作初期的国故派、国粹派属于旧营垒，便是对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提倡有诸多龃龉的甲寅派、学衡派等也被划归为旧营垒。随着思想的解放，研究的深入，这种简单化的两分法正在面临着应有的质疑和调整。从单纯的文学进化论，甚至从文学的现代意识和现代化角度看，甲寅派和学衡派的观点确实偏向于保守，然而从世界性的倾向而论，这批传统的捍卫者其实又并非顽固的守旧者，而是具有相当世界眼光的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参议者；如果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倡导者不坚持他们偏激的立场，则至少可以将这些表面上的敌人视为稳健的同路人。
　　从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世界性、开放性的角度审视这些一度被认为新文学的“拦路虎”的同路人角色，就能够纠正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倡导时期的诸多偏颇和偏激观点，使得新文化建设的统一战线得以历史性地扩大，同时也使得新文化的定位和新文学的认知显得更加稳健、全面。胡先骗在与新文化运动者商榷的时候这样表明自己的身份：曾“寝馈于英国文学，略知世界文学之潮流”，但坚持认为白话无法替代文言，便利的语言与文化的语言不能硬性划分优劣，甚至于对于世界语的趋势也如此看待，认为“即如今日之世界语，虽极便利，然欲以之完全替代各国语言文字，则必不可能之事世。事实上，这些具有开放意识和世界眼光的批评家并非没有意识到文学革新与世界潮流的合理之处，只是持有传统的、稳健的“利不十，不变法”思路，在文学改革和文化革命等等问题上呼吁采取审慎的态度。尽管这些批评家所操弄的语言是文言文，但他们或前或后都曾经使用过白话文；尽管吴宓等坚持用旧体诗写作，但他们后来也都凭借着外国文学和文化的素养融人了新文化的气氛之中。只有从世界性的视角才能真正确认，这些表面上的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反对者，其实是新文化建设中的一股重要的参议力量。
　　在世界性的定向方面，新文学和新文化拥有了更加广泛的促进力量，形成了更加稳便的统一战线。但在世界性的定位上，却出现了相当的龃龉。激进的新文化倡导者主张用世界化冲击甚至取代民族化，不仅文学创作要学习和模仿外国文学，而且文化观念，甚至语言形态都要放弃民族性而取世界性。如果说鲁迅的那番话“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多少带着对于青年“导师”们滥开“国学书”书单的现象的反驳和讥刺，则曾盛行一时的“全盘西化”论毕竟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世界化的文化定位要求。放弃自我，融人世界，是新文化和新文学倡导世界性观念的一个重要倾向，可以简称为世界化的倾向。自近代以来，这样的观点就相当有实力。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之论时，即认为中国诗歌的前途在于以欧洲诗法“易”之：既然中国“诗运殆将绝”，“今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