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汉语文学

　　“汉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一个自明而又令人困惑的问题。其自明体现在：汉语文学自从现代以来的文学革命，就是在西方的现代性历史驱动下做出的变革，其新的白话文学观念，新的主题，新的语言形式与表现方法，新的文学功能……都无不受西方古典的和现代文学的影响，当然还有苏俄文学的影响，因而，它一直就在世界文学之内，一直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没有人会怀疑现代的鲁迅是世界性的作家，也没有人怀疑鲁郭茅巴老曹那代人与世界文学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关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就是一个含混不清的话题，50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它与苏联文学的密切关系，虽然也是与世界文学关系的一种表述，但这样的世界似乎不是我们所要的真正的“世界”，因为那会与“极左”路线发生关联（迄今为止，我们还未能在现代性的叙述中有效地给予阐释，或者说这样的阐释还未能给予必要的重视）。我们所说的“世界出”，是西方的世界性，或者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那种价值准则。
　　其实，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千丝万缕，在现代性论域内，有多种面向可以展开论述，如，某个作家的创作与西方古典或现代文学的联系；某部作品中的西方或世界的因素；某种表现方法或主题与西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联系等等，这些论述都可切实地展开。但面对当代中国文学，所有这些论述，都并不能使人满足，因为所有的难题归根结蒂在于两个问题：其一，当今中国文学如何更全面也就是更有效地走向世界？其二，当今中国文学到底与世界文学在艺术水准上有多少差距（或者，接近到何种程度）？其实人们的焦虑正是集中在第二个问题，因为，今天人们把中国文学不能全面而有效地走向世界，正是在艺术水准方面的不自信，或者说是对中国作家不信任，不相信今天的中国作家具有世界级水准。好不容易有一位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少国人一方面认为，达到这一作家水准的中国作家有20个以上；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说中国文学水准有多高，而是说那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的水准有多低，进而证实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从政治方面来给予中国作家此类奖项……如此云云。
　　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准问题是所有问题的核心，而这一核心问题只有等待汉学家或西方的出版商认可才能解决。这仿佛就是等待审判一般。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先要等待艺术水准的质量认证；而后才能获得世界的通行证。如此这般，恐怕中国文学再过一个世纪也不能走向世界。
　　走向世界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出版商业问题，它是一种文化的尊严。如果仅只是出版商业，最近20年来，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不在少数。中国当代至少有50个以上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欧美较有影响的作家如王蒙、莫言、余华、苏童、铁凝、张炜、王安忆、贾平凹、姜戎、徐小斌、格非、阿来、刘震云、虹影……，这些作家的作品，除了少数几部是由企鹅出版公司等大出版商运作外，大多数作品是由欧美大学出版社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而出版的。这样看来，走向世界的困扰，就是如何被欧美顶级出版商认证文学的阅读价值，而这种阅读价值，显然也是在艺术价值等价的情形下被认定的。这种艺术价值，当然也是西方主流文学价值观的体现。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
　　然而，问题的难处在于，中国作家的作品是否合符西方的主流文学价值观，这要由少数汉学家来认定。那么，我们就会追问，少数汉学家如何认定呢？是以他们自身的阅读，还是由中国本土的文学研究信息给予有效的参考意见。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必然面临着二难选择：它要么完全奉行西方文学的标准，接受西方文学的全盘影响，做出合符西方文学（包括苏俄文学在内的）理想准则的文学；这可能会易于为西方的汉学家、出版商、广大读者所接受。但这样做的风险在于：如果说文学要植根于母语的民族传统和现实生活的话，那么，中国文学就不可能全盘西化，因为这与思想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念还有所不同，它与母语相关，是民族文化最内在的表现，它必然要扎根在民族心灵与母语魂灵之中。
　　那么，它其实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走民族本位文学的路，这条路的结果必然是，其本土的、母语的文学性水准愈高（或愈成熟），它走向世界的难度就愈大。
　　它不仅是一个学理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刚经历“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压制，文学全然是意识形态的宣传表达工具。尽管说创建“真正的”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学未尝不能是一项重大事业，未尝不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实践的重大成就。但“文革”期间的文化政策无疑是过于激进化了，就是从现代性的合法性角度来看，也还是过于概念化和观念化了。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深受苏联文学的影响，同样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念化占据了支配地位。虽然不排除有一部分作品顽强地保持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气息，但总体上观念性占据太强的地位。“文革”后的80年代，中国文学追逐西方人道主义和现代派，几乎续上与西方/世界文学的直接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