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对于残疾死亡赔偿金“同命不同价”的热议已经持续很多年，社会舆论、学者观点一直莫衷一是。本文从残疾死亡赔偿金的财产损害赔偿性质切入，分析在“同命不同价”问题上的争论，深入探讨《侵权责任法》调整范围内“两金”的财产损害赔偿性质以及“命价”的双重含义等问题。

　　论文关键词 残疾赔偿金 死亡赔偿金 同命不同价

　　2005年重庆一起同班同学“‘两金’获赔差一倍”的案例引发舆论的一片哗然。这个案例一经报道立马将2004年5月刚刚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推到了风口浪尖。为此，《中国青年报》专门撰文发表评论“农村孩子的一条命只值城里人的半条命！”于是，“同命不同价”开始被人们广泛热议。本文拟从不同观点的争论引入对残疾死亡赔偿金的财产损害赔偿性质的分析，深入探讨“命价”的双重含义，从而阐释“同命不同价”现象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一、“二元论”计算标准，引发“同命不同价”的争论

　　纵观现今针对“同命不同价”展开的热烈争论，主要的交锋点还是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和二十九条的规定。正是这其中的“二元论”赔偿计算标准，引发了对这个问题的热议。
　　对“同命不同价”持否定态度的学者据此提出质疑：其一，“同命不同价”违宪。有学者认为区分城镇与农村的户籍差异，导致城镇与农村残疾死亡赔偿金（以下简称“两金”）相差高达4倍，这违反了宪法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其二，二元标准强化了地区之间、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拉大了社会差距等。
　　与此同时，另一派学者则认为：首先，城乡经济差异导致的“二元论”赔偿计算标准并不是“同命不同价”产生的唯一因素。不同国籍、行业、年龄也会导致赔偿金的差异。其次，即便取消了城乡二元标准但城乡经济的客观差距仍然存在。如果使用统一标准则只能“就高不就低”，如此虽然解决了各个地区内部的城乡差异矛盾，却仍存在着各地区之间的差异，而这样的差异势必形成攀比之风。以2011年上海市和甘肃天水市泰安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例，泰安县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777元，上海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230元，约为泰安县的3.4倍。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仍然要求“同命同价”，则会造成经济落后地区居民因“两金”的高标准赔付而“一夜暴富”的畸形现象。显而易见，这不但没有体现所谓的“人人平等”、“公平正义”，反而会造成人身损害侵权案件的急剧增加，“碰瓷”等社会事件的层出不穷，从而加大司法负担。
　　那么，由“两金”而产生的“同命不同价”是否真的违背宪法原则，扩大城乡发展不平衡？还是这只是一种经济社会的客观产物？笔者认为，“两金”的“不同价性”其实是有理可循的。

　　二、残疾死亡赔偿金应为的财产损害赔偿性质

　　《侵权责任法》颁布后对于“两金”的规定，确定了其不同于以往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中所规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性质的财产损害赔偿性质。
　　第一，从法条设定而言，《侵权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二条的简单排列，就已明确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列为人身损害赔偿的三个独立项目。这就已经说明了“两金”并非属于“精神损害抚慰”性质而是财产损害赔偿性质。并且，在遭受了严重精神损害的条件下，既可以请求“两金”的赔付，又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双管齐下，极大程度的保护了被侵权人或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目的。
　　第二，就“两金”的计算标准而言，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差距；以及被侵权人的实际年龄，即可创造财富年龄段的差别，设置了计算公式中的以上变量。就这一点而言，死亡赔偿金的赔偿范围，根据“继承丧失说”，是受害人因死亡而损失的未来收入；而残疾赔偿金的范围根据“劳动能力丧失说”是因身体或健康遭受侵害而导致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所产生的逸失利益的损害。因此“两金”的赔付额度并非是对受害人生命健康进行估价。
　　第三，就精神损害的特点而言，由于精神损害的程度受人的心理条件及生理条件的双重影响难以量化，也不可能一概而论的采用固定计算公式来使其确定化，规范化。所以，如果将“两金”定性为精神损害抚慰性质，将加大法官裁判的司法难度。并且这种无标准化的赔偿认定，难于安抚被侵权人或其近亲属情绪，将进一步加大此类案件的司法成本。
　　第四，就“两金”的“二元论”赔偿计算标准而言，赔偿计算标准按经济规律在地域上区别城乡。如将“两金”定性为精神损害抚慰性质，那么将造成这样一个错误理念的诞生，即精神利益因城乡居民身份的差别而存在高低贵贱。这种理念显然存在着身份歧视的恶劣性质，完全违背了法律公平正义的天然属性。
　　第五，就司法实践意义而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不受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如果把“两金”设定为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或受害人近亲属将不能获得死亡或残疾赔偿金，从而不利于受害人或其近亲属的利益保护，容易激发社会矛盾，更不利于法律保障人权的功能的实现。

　　三、生命价值的两重含义决定了“同命不同价”的必然性

　　通过对“两金”财产损害赔偿性质的分析，可以看出，“两金”的财产损害赔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这样的判决才能保证法律的公平和公正。
　　（一）“命价”的双重含义
　　生命的价值具有两重性，即生命健康权的自然价值与个体的具体生命价值。生命健康权神圣不可侵犯，是全人类共同且平等享有的自然权利。在此意义上的生命价值是人人平等的生命价值。在这里，可以而且应该强调“同命同价”。个体的具体生命价值即是指个人因其年龄、学历、健康状况、劳动能力、居住地及社会分工等综合情况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经济价值。这个意义上的生命价值，因上述综合情况的可评估性，以及个体所属群体的生存状态的可参考性而可以以金钱的表现形式进行定位，并体现出定位的差距。而在这个基础上所产生的“两金”的赔付，其实质衡量的就是人身损害造成后被侵权人利益的持续损失。
　　正是由于人们在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上所考虑的方向不同，导致前述的争论。“同命不同价”一词的简单传播，粗暴地将大众引入了一个误区，即“生命不等价”。而“同命不同价”一词的偏颇性和煽动性造成了现今持续的热点关注和尖锐的观点冲突。
　　（二）人身损害的复合性决定了个体的具体生命价值的差异性
　　人身损害的类型主要为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前者是指人身损害造成的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丧葬费等；后者指受害人因人身损害所遭受的精神痛苦。所以，个体生命健康因侵权伤害而丧失的利益并非单一型损失，而是复合型损失。换言之，蒙受的损失中既包括财产（利益）损失，也包括精神损失。
　　如前所述，正是由于“两金”的财产损失赔偿性质，从而决定了其对个体的具体生命价值的估量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距。简而言之，“两金”不具有“同价性”。第一，被侵权人因其所受的人身损害的程度不同必然会耗费不同的医疗费、医药费、住院费、护理费甚至丧葬费。第二，由于被侵权人年龄、学历、职业、居住地的经济发展的不同，必然导致对于被侵权人的逸失利益赔偿或被侵权人家属生活保障性赔偿的差别。
　　当前我国法院支持的精神损害赔偿具有“同价性”。虽然遭受人身损害的路径既包括民事侵权也包括刑事犯罪。在民事侵权中，侵权人并不确切具有直接侵犯被侵权人生命健康权的主观恶性和主观目的。而刑事犯罪中，犯罪人的主观目的有时就是为了直接侵犯生命健康权，且由于其主观恶性的不同还表现出不同的恶劣情节及恶劣手段。虽然造成的损害结果可能与民事侵权相一致，但对被害人及其家属造成的精神伤害显然更大。但是由于我国目前既不受理因犯罪行为造成受害人精神损失而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不受理另行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所以，在此并不讨论此二种途径所造成的精神损害程度的不同。鉴于精神抚慰金针对的是受害人或其近亲属的精神利益或人格利益，而人格权、生命权和健康权平等无高低贵贱之分，所以“对精神抚慰金的计算应与受害人近亲属的精神痛苦程度密切相关，而与受害人的身份、职业、劳动能力、居住地等无关，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抚慰金应具有‘同价性’。”
　　（三）财产损害赔偿的“非同价性”符合经济规律
　　“两金”财产损害赔偿的性质决定了其必须尊崇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两金”城乡二元计算标准的由来，并非仅以行政区划的不同为依据，而是综合考虑到在不同的资源配置、产业结构、社会分工下的居民的人居可支配收入的区别。户口可以作为认定的参考依据，但并非绝对依据。
　　2011年1月8日，家住成都的邬某在驾车时与一违章超车的货车相撞致死，邬某虽持农村户口但其在城市工作居住超过10年，最终法院以城市居民标准支持了邬某家人的赔偿请求。此案例一经报道，就被冠以“‘同命同价’第一案”之头衔。其实，本案中法院判决的依据仍然是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为依据，仍然适用城乡二元的计算标准，但是针对死者及其家属在城市生活工作的情形，其收入支出等各项指标均符合城镇居民的标准，故而虽其持有农村户口仍享受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这正是赔偿标准符合客观事实、经济原理的典型案例。
　　有学者建议，国家对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以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上年或当年人均收入为标准并综合考虑其他必要的因素，建立无城乡差别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但笔者窃以为，不提“城乡”二字并不能真正抹掉城镇区域和农村区域最终的赔偿差距，而这种将计算标准细化到更小的行政区划的做法会使得法官需查询的信息量急剧增大，反而既耽误司法效率，又造成了更多小区域之间产生赔偿差距，从而引发更多矛盾。如果希望缩小城乡赔付差距，从而瓦解“同命不同价”的“偏见”，则势必首先解决二元计算标准所寄生的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巨大的社会经济问题。
　　综上所述，在财产损害赔偿上社会舆论所要求的“同价性”，本质上是忽略了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存在的个体经济及客观需求的差距，这种道德上的一味标高，并不是真正解决民众对于体现在法律制度上的城乡贫富差距矛盾的好方法。盲目的“同价性”既违反了社会经济规律，又从实质上违背了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