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陈正鱼,邓娟,王明高
财政涉农补贴实行“一折通”发放,是我国农村税费改革深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是财政涉农直补资金兑付方式的重大改革。
“一折通”实行“一户一折”,指定金融机构根据财政部门的发放清册,将相关补贴直接拨入受益农户的专用存折,以确保各项涉农补贴不折不扣地兑付到农户手中。
涉农补贴发放,事关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党的惠民政策的贯彻落实。为防止出现“雁过拔毛”的现象,财政部明文规定:“采取国库集中支付与‘一折通’相结合等有效的资金发放制度,保证补助资金及时、安全、便捷地落实到户,避免多卡发放,不得以任何理由克扣农民补贴资金。”
然而,在重庆市云阳县南溪镇南阳村,村干部却以通达工程拨款存在缺口需筹款为由。骗收农户直补“一折通”,进而出现冒领补贴资金扣收“一事一议”筹资、截留挪用财政涉农补贴资金、虚造名册套取国家专项资金等一系列惠农资金乱象。
惠民政策止于“最后一公里”,农民应得的实惠落入了村干部及其亲属“腰包”,惠民资金的分配不公,引起当地村民的强烈不满。自2010年开始,南阳村村民代表先后到县委、县检察院、重庆市相关部门上访无果,因畏惧村镇干部打击报复,被迫举家外出。至今未归。
通达工程拨款现缺口
年近七旬的甘礼树。曾在南阳村任组长,因不满村干部大肆侵占惠农资金而到县、市上访,均没有结果,因担心自身安危,前往广东投靠子女。2012年11月30日,记者几经周折,终于联系到了甘礼树。听闻记者采访,他连夜从广东搭大巴车赶回了云阳。
经过一路颠簸。甘礼树明显有些疲惫。但是一见到记者,他立马戴上眼镜,颤颤巍巍地掏出举报材料。开始从南阳村的两条公路讲起。
农村公路。作为农村地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运输方式,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五”以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实施通达工程,使公路通达乡村,旨在加速城乡经济一体化,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2009年初,南阳村内的牛南路、南安路两条农村公路纳入南溪镇通达工程项目。全长20.14公里。当年10月开工建设。按照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制定的农村公路补贴标准,通达工程中修筑的道路不需对路面进行硬化和油化,每公里拨付10万元的财政补助。以此标准,南阳村的通达工程理应获得二百多万元的财政补助。
“通达工程拨款都要经过镇里,镇上拨给我们的补助只有144万。”南阳村支书王康平告诉记者,两条公路的预算足足要200多万,工程款出现了近70万的缺口。
“但凡经过镇里的拨款,都不能全数到村。”甘礼树告诉记者,据南溪镇一位不愿具名的干部透露,村里的项目资金一进入镇财务就会被扣下一部分。视村干部与镇上领导的关系亲疏,少则扣除10%。多则扣掉20%、30%不等。[论文网]
对于这一说法,记者采访到了南溪镇党委书记刘树林。
“以前确实有这样的现象,基层干部截留部分项目资金,作为工作经费。”刘树林认为,这样的做法存在两个弊端。一方面影响镇村干部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每年都必须接受县、市相关部门繁琐的审计。以农村扶贫资金为例,除了接受县里的审计之外,还有市里的审计和国家扶贫办的审计。“一来查,你就得想办法应付,很难应付,还要搞接待。”刘树林对此深有体会。
于是。刘树林从镇长升迁为书记后,就将南溪镇的工作方向作了彻底转变。“要盯准两个东西,一是经营南溪的城镇,二是经营大的项目,只有这样才能走出南溪镇发展的瓶颈。”他告诉记者,“城镇经营好了,一年能收上500万元的配套费,作为中心镇,我们能得到300多万元的返还。”而通过克扣项目资金的“笨办法”,即使300万元的项目资金也只能留下30万元。“30万跟300万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概念!”刘树林激动地说。
“涉农项目资金,给我我就要;不给我,我根本就不要。”刘树林告诉记者。因疲于应对项目资金下拨后,市县级部门纷繁的视察、验收和审计。南溪镇的多数农村配套项目都选择农民自行出资修建。
冒领补贴资金抵扣筹款
对于南阳村这样的贫困村而言,自行出资填补通达工程款的缺口是不可能的。摆在村支书王康平面前的,是修与不修的艰难抉择。“修吧,钱不够;不修吧。老百姓出行困难,意见很大。”无奈之下,王康平决定通过“一事一议”筹资的形式,召集全体村民筹款。
“很多村民在外居住或者打工,筹款收不上来。”王康平的筹款计划遇到了麻烦。为此,他召集部分村民代表,最终商定将村民的直补“一折通”收回,以惠农资金抵扣“一事一议”筹资。很快,村民们的直补“一折通”便被收了回来。
记者了解到,为了保证补贴资金真正兑付到农户手中,重庆市指定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作为惠农资金的唯一发放机构,并在各区县支行设立涉农直补柜台。受惠农户只需携带直补“一折通”和个人证件,到柜台输入密码,就可领取补贴资金。
然而,王康平却告诉记者,“一折通”收回来之后,他和村主任、村会计三人便轮流到镇上。用村民的“一折通”提取补贴资金,并顺利完成了60余万元的“一事一议”筹款。
王康平等人是如何绕过身份证明获得惠农资金的呢?“他们知道这事,说好一次最多取三个存折。”王康平告诉记者。自己曾与重庆市农村商业银行南溪网点就此事进行沟通,最终得到了银行的默许。“这样的做法是有些违规,但为了给村民修路,没办法。”
令人不解的是,抵扣了“一事一议”筹款后,王康平等人并没有将直补“一折通”返还给村民。反而是从冒领补贴资金中体会到了“方便”,竟开始以村民名义套取惠农资金、冒领之后再进行“二次分配”。
“一折通”账目有蹊跷
“存折上的钱,都不是我取的。”家住南溪镇南阳村10组的李玉英,说起自己的直补“一折通”就是一头雾水。2012年11月,李玉英从村里取回了自己的“一折通”,打开一看,上面的账目吓了她一大跳。
记者查看存折发现。2011年6月初至2012年10月中旬,李玉英的“一折通”上先后以“退耕粮食”“工资”“低保费”等名目入账三万余元,却均以“现金通兑”的形式取出,最多一次取款金额高达25000元。
“村会计前两天又来找我,说要拿我存折去取钱。”这一次,李玉英并没有直接交出“一折通”,而是向村会计谢合安提出了存折账目的疑问。“这钱是别人的,只是打在你卡上而已。”说完这话,谢合安扬长而去。
跟李玉英一样充满疑惑的,还有南阳村9组村民李书成。从村里取回“一折通”后,他发现存折已经登满,于是到镇上银行欲更换新存折。不料,工作人员却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存折的页码丢失,除非找回页码,不然不予更换。李书成这才发现,原本4页的
存折,到他手上只剩下了2页,账目时间止于2009年8月30日,取出现金500元。
细看不难发现,该存折明显比其他存折薄出许多,只剩下第一和第四张页码,第二和第三张页码不翼而飞,却没有留下撕毁的痕迹。
“他们只是一小部分。”甘礼树告诉记者,迫于村民代表到县、市上访的压力,自2011年7月开始,村干部陆续退还了大部分村民的直补“一折通”。细心的村民却发现了存折的蹊跷,账目含糊不清、大额进账莫名被取,甚至存折被损坏。据他了解,单在南阳村8组、9组、10组,这样的情况就比比皆是,群众对此强烈不满。
到底是谁动了村民的“一折通”呢?王康平为记者作出了这样的解释。
王康平称,他们只是替村民保管“一折通”,为了方便村民,让他们少跑路,便代其领取惠农资金。但是考虑到每次最多提取三个存折。跑来跑去太辛苦。于是,王康平等人想出了一个“法子”。
“将几户人的信息录入到同一户名下,惠农资金也就直接打在这一个账户上。”虽然国家对村民享受惠农政策的标准有明确规定,但也规定要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这就给了村支两委较多的自由裁量权。正因为此。王康平等人将大多数村民的应得利益划归到了极少部分人的名下,相应的惠农资金也就集中到了少部分人手中。
“资金提出来之后,村里再根据情况发给应得的村民。”这样的“二次分配”,让村干部掌握更多的分配权,王康平认为“很有必要”。以农村低保为例,67岁的朱代信孩子刚考上了大学,为了获得学校的贫困学生补助,朱代信到村里申请低保。“学校要的是低保的凭证,那就只给他凭证,而不享受低保的待遇。”王康平告诉记者,给类似朱代信这样不符合低保条件的村民办理低保凭证。汇入朱代信账户的低保费再拿出来分给符合低保条件的人,这样做“两全其美”。
然而,王康平等人所谓的“二次分配”,还远远不止这些。
套取国家专项资金
在南阳村村支书周一接访办公室,记者分别拿出2009年、2010年南阳村的低保名册,向王康平确认是否真实。看见名册,王康平先是一愣,随后从嘴里缓缓吐出一个“是”字。
两张名册显示。南阳村村会计谢合安先后以其本人和妻子王礼香的名义,获得2009年和2010年低保补助2200元、2600元。据当地村民反映,谢合安育有两子。均在外地经商,家境富裕,在南溪镇上拥有多套房产,根本不符合低保条件。对此。王康平表示:
“谢合安现在已经不吃低保了。”
据2009年8月7日《云阳报》登载的《2009年粮食种植大户奖励补贴情况公示》显示,南阳村有11人榜上有名,累计补贴金额达9万多元。然而,当地村民对这一公示却嗤之以鼻,因为“11个人当中,没有一个是符合实情的”。
“南阳村确实没有符合条件的种粮大户。”在与王康平的核对中,记者发现11名“种粮大户”中,有10人均是村干部及其亲属以及原村支书及其亲属,获得的补贴多则15000多元,最少也有近4000元。公式中显示的粮食种植面积,动辄几十、上百亩,却均属虚构。
“争取下来的钱,可以为老百姓干点事。”王康平认为,申报种粮大户是一次“机会”,如果不报就浪费了。用干部及其亲属的名义,是觉得“身边的人,钱到账了还能收回来”,换作其他村民“谁还会还给你”?
划归村干部及亲属是否真如王康平所言又退了回来?村民们不置可否,更无从查证。多位村民提出,村干部侵占的惠农资金远不止这些,相应的退耕还林、生态移民、土地复垦、救灾款等惠民补贴项目,都存在严重的问题。
可见,王康平等人强制造成的“二次分配”、以及惠农资金分配中的不公平,已经彻底消磨了村民们对村镇干部的信任,剩下的,是止不住的愤恨。
村民上访受恐吓
2011年7月,南阳村村民选出4名代表,开始到县、市上访。甘礼树就是其中的一位。然而,4人信心满满地从市里回来后,等来的不是对村干部的审查,而是南溪镇党委书记刘树林的质问:“我与你无冤无仇,你跟我对着干,有什么意思?”
家住南阳村11组的王延全,2011年12月加入了上访的队伍。因举报刘树林利用职务之便包揽南溪移民广场、新城道路硬化等工程,曾被刘树林单独约谈。“刘一直指责我举报是针对他个人。”王延全告诉记者,约谈过程中,刘树林甚至说出:“在南溪镇,谁都不能说最大,只有我是最大。”
“不仅有家不敢回。在外地打工都还遭到恐吓。”王延全告诉记者,2012年春节过后,他不堪忍受刘树林的恐吓,只身一人来到广州“避难”。没想到的是,6月。一群南溪镇上的“混混”便尾随至广州,再次警告他:“老实点,再闹事就要了你的命!”
同是上访村民的。还有承包修建农村公路却被拖欠工程款的陈云。在与刘树林的沟通中,陈云提出结清工程款的要求。却遭到拒绝,无奈选择上访。没想到的是,上访归来的陈云,却遭到了刘树林的厉声恐吓,声称:“即使不当这个书记,也要把你们斩草除根!”
畏惧“被铲除”的村民代表们,被迫选择了外出,有的到了广州,有的去了深圳,有的奔赴云南。截至目前,大家都不敢再回云阳。
2012年12月1日,记者来到南溪镇镇党委书记办公室,见到了镇党委书记刘树林。见记者到来,他立马走上前来,握手打招呼之后,还亲自端茶送水。面对记者的提问,刘树林始终和颜悦色,不紧不慢地回答。眼前的这个人,与村民口中面目狰狞的“恶官”形象判若两人。
“我与他无冤无仇,怎么会说出要杀他的话呢!”对于村民表述的情况,刘树林予以否认。
“一得到这个消息。我就立即向县委主要领导作了专题汇报。”刘树林告诉记者,村民举报的内容他早在2011年7月获悉后,向县里作了汇报。就没再管这事。
当记者离开南溪镇时。曾接受采访的村民纷纷打来电话,一再提醒记者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与此同时,云阳县纪委传来消息,南溪镇的情况县纪委高度重视,已主动介入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