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现状及完善对策

　　作为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条约在一国内部如何正确定位及适用，逐渐成为各国国际法学者日益关注的问题。入世以后，中国对外贸易迅速扩大，国际双边、多边条约签订的数量也达三千多个①，但随之而来的国际贸易纠纷、政治冲突等，也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如何正确地处理国际条约与我国国内法律的关系问题，是我国保持稳定的对外关系、构建和谐法治社会乃至和谐世界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传统理论
　　传统国际法学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上的观点。可总结为“两派三说”，“两派”即“一元论”和“二元论”，“三说”即“国际法优先说”、“国内法优先说”和“平行说”。
　　一元论分为国际法优先说和国内法优先说。国际法优先说来源于康德哲学，其主张是国际法和国内法属于同一法律体系，国际法高于国内法，原因是在同一法律体系中，各种规范的效力来源于更高的规范，直至一种终极的、无法从更高的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规范中获得效力来源的基础规范②，即“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国内法优先说来源于黑格尔的国家主权理论，认为国内法高于国际法，国际法是国内法的对外公法，其效力、渊源是国内法，国家作为主权实体，有权支配国际法。
　　二元论又称平行说，是指国际法和国内法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二者地位平等，相互联系、相互区别、相互独立、相互限制。立足国际法学，平行说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国际法和国内法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它们的效力、渊源、执行方式等各不相同。但它们也是相互联系的，是同一制定主体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的结果。“国家既是制定国内法的主体，也是参与制定国际法的主体”③。
　　处理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的国际实践
　　国外处理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实践，大致有两种情况：
　　一是转化方式，即当一国政府批准某一国际条约后，还需国内立法机关以立法形式将其转变为国内法，从而在国内具体适用④，其典型代表是英国。按照英国宪法，条约的缔结和批准是英王的特权。条约“如果影响到私人权利或者一般地需要修改现行法律以履行条约，在英国法院能使条约所要求的法律变动具有效力以前，法律的必要变动必须是国会采取行动或国会法案授权的对象”⑤。换种说法就是，条约签订后必须经过国会立法才能具有国内法的效力，从而才能适用于国内。
　　二是纳入方式，又称吸收方式，即一次性原则地在宪法性法律中规定条约是该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一项条约在国内公布或在国际上生效的同时即在国内生效。换言之，国际条约在国内的生效方式，不必经过国内立法的转换，只要经过本国政府的批准，即可获得国内法的效力，并且适用于国内。
　　中国适用国际条约的现状及利弊分析
　　中国对国际条约的接受无明确宪法规定。无论是从立法规定还是司法审判的实践，还是法学理论研究，中国都接受了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从立法规定看，我国已有多部法律法规对条约适用问题进行了规定；从司法审判实践看，我国也多次适用有关国际条约解决案件冲突；从法学理论看，我国国际法学界著名人士都在其著述或论文中明确国际条约是中国法律的一种渊源⑥。首先，条约接受方式目的在于国家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使国际条约在国内得到更好的执行；其次，在中国，法官采用国际条约判案的前提是国际条约与国内法产生冲突，也就是说法官并不是主动采用国际条约来实现司法公正的，更多的时候是运用国际条约背后的习惯规则加以权衡；最后，条约一旦签订，便具有整体性和稳定性，我国整体性地赋予条约国内法的效力，而未区分不同的条约给予不同的效力。因此，我国对国际条约的接受方式是以纳入为总趋势的。
　　中国关于国际条约的法律位阶尚未明确。从我国《立法法》第七十八条至八十三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法律第一位阶为宪法，第二位阶为法律，第三位阶为行政法规，第四位阶为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但并没有说明国际条约的法律位阶，这可以说是中国法律体系的一大缺陷。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国际竞争，也越来越多地面临国际纠纷，当这些纠纷纳入法律的解决途径时，适用国内法还是国际条约的选择便摆在立法者、司法者的面前。
　　中国对国际条约的适用方式尚未统一。目前，在我国大致存在直接适用、间接适用及混合适用三种方式。对条约的直接适用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如在民事合同方面，1995年“上海振华港口机械有限公司诉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国际航空货物运输合同标书快递延误赔偿纠纷案”中，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依据我国加入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及修改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