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秦中飞案/宪法权利/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司法体制
　　内容提要： 秦中飞案是地方公权力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一个典型案例。有关公共机关不仅侵犯了秦中飞的人身权利，侵犯了包括秦中飞在内的至少数十人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还直接侵犯了至少数十人的言论自由，间接侵犯了所在县全体人民的言论自由。滥用公权力、侵害公民宪法权利是破坏社会和谐的最大乱源。秦中飞案的启幕和落幕过程显露出我国在公民宪法权利保护方面还有重大的制度性缺失。加强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的制度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但不可以把坚持党的领导等同于坚持地方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对本级法院、检察院的领导。要有效保障公民宪法权利须调整地方国家机关职权划分和完善党对地方司法事务的领导方式。
　　2006年10月下旬，重庆市彭水县教委人事科科员秦中飞编发短信被拘案（以下简称秦中飞案）是一个涉及公民多项宪法权利被地方公共机关滥用职权侵犯的典型案例，其中显露的我国地方公共权力配置和公民宪法权利保障状况的信息很值得剖析。此案的大体情况如下：2006年8月15日，秦中飞在别人针对该县几个轰动的社会事件所填写的《虞美人》基础上，改编填写了一首名为《沁园春·彭水》的词，并用短信以及qq将这首词转发给了他的10多位朋友。这首词的正文中有这样12个字：“马儿跑远，伟哥滋阴，华仔脓胞”。秦中飞此词经二传手、三传手转发，看到的有几十人，而据说熟知彭水官场的人，都能从此词中解读到对县政府某些领导的隐喻。同年8月下旬，彭水县公安局以秦中飞用“伟哥滋阴，华仔脓胞”的说法诽谤县委书记蓝先生、县长周先生（县委书记姓名的最后一个字是“华”，县长姓名的最后一个字是“伟”）、涉嫌诽谤罪为由对其立案侦查、传讯并予刑事拘留。9月11日，经县检察院批准，县公安局逮捕了秦中飞，交检察院审查起诉，9月28日又变更为取保候审。10月19日，此事经有关媒体报道后，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不仅国内人士，甚至国外和境外媒体也纷纷报导和评论。[1]舆论对彭水地方当局十分不利。10月24日，彭水县公安局通知秦中飞，公安局已经撤销了其“取保候审”的决定，承认以涉嫌诽谤罪对其立案侦查和逮捕是错误的，对给秦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同时，彭水县检察院也主动提出申请国家赔偿问题，秦中飞10月25日下午拿到了因被错误关押了29天而得到的2125元国家赔偿金。[2]
　　这个在当地闹腾了一个多月，至少直接牵连数十人，致使当地百姓谈手机短信色变的案子，虽然在其曝光后，警，检迫于舆论的压力承认错误无罪释放了“犯罪嫌疑人”，从法律程序上终结了，但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很值得政治家和法律、法学界人士警醒和回味。在这个案子的处理过程中，在台面上走动的虽是公安部门和检察机关的人，但主导事件从起幕到落幕整个进程的灵魂人物显然是当地党的“一把手”蓝先生。首先，如果说秦中天的“诽谤罪”嫌疑有两个“受害人”，那就是蓝先生、周先生，彭水县有关机关和部门办理这个案子一直是这么认定的，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中也是这样认定的。其次，诽谤罪一般是自诉案，而自诉涉及的是原告的个人权益，所以，公安、检察介入自诉案实际上是在私事公办，是在帮蓝先生、周先生个人办事，受益人对公安部门、检察机关的行为不可能不知道。蓝先生的秘书庹先生对记者说得很清楚，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但因为忙，“公安机关会处理”。事实上，如果不是当地党的“一把手”有指示，一件小事决不可能办成那样一个牵连广泛的刑事案子，公安、检察两方面也不可能那样迅速、协调地使这个案子开幕和落幕。
　　这个案件的处理过程较为集中地表露出了这样的事实：在我国的地方，尤其是在市[3]、区、县等行政区域内，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书记，使其法律上能够统一指挥和协调党政和公检法，事实上可以不受法律制度制约地行使权力、在选定的范围内任意剥夺公民一些重要宪法权利。这种事情不是偶然的、也决不是彭水一个地方才有的，秦中飞案不过是这方面的一个鲜活的例证。这种状况的存在对于建设法治国家和建设和谐社会都是很大的障碍，也是导致不少地方主要领导人因缺乏监督而独断专行，为所欲为，最后走上违法违纪甚至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注意到，秦中飞案已经得到了纠正，这当然好。对于当地领导人来说，不论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采取纠错行动的，此举都可以说是化被动为主动的明智做法；而且，知错即该，善莫大鄢！但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逐渐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一把手”滥用权力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根源，笔者以为，还是有必要对这个案子的起落做一番评说。这种评说虽然是结合发生在彭水县的秦中飞案进行的，但完全是着眼于在全国范围内避免或减少类似事件而做的。
　　综观秦中飞案的有关事实，笔者以为，有些道理说清楚对于站在不同立场或处在不同地位的人们或许都会有些益处。
　　（一）作为公民，秦中飞用向亲朋发短信这种私人通信形式表达思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完全是他的宪法权利，任何人无权干涉。作为民主、法治时代的地方主要政治人物，地方“一把手”们应该摆正心态，明白自己的宪法地位，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看做专制时代的太守、县令。即使是封建时代，也几乎没有将背后非议和怨骂县令、太守规定为犯罪的法律，甚至也没有将背后怨骂督抚宰相规定为犯罪的法律。即使在“文革”中的“恶攻罪”，也只有涉及 “四个伟大”才能成立，一般还没有非议或怨骂一个县处级干部就可定罪判刑的。事实上，任何一个民主、法治社会的地方乃至中央的领导人，都不可能没人批评、都不可能任何场合都不被人背后讽刺怨骂。公民在日常生活的一般场合非议、嘲笑或怨骂包括政治人物在内的公众人物，那不过是民众劳累之余发泄情绪、自我放松的一种的方式，属于宪法言论自由的具体表现形式。
　　所以，秦中飞的那点事不仅谈不上犯诽谤罪，甚至连民事侵权也谈不上。 “伟哥滋阴”这几个字，即使真涉及某个具体人，按常理看不过是句对人不够尊重的玩笑话，被取笑者大可不必计较。“华仔脓胞”这句话是有骂人的意味，按常理和生活常识，如果关涉到某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可以理解为指责此人担任现有职务有社会危害，应该把他/她从现有岗位上撸掉。如此看来，“华仔脓胞”这几个字很可能是言过其实的。但人们在谈论或考虑怎样评价这件事情时，应当记住两点：第一，这话是秦中飞在私人通信中说的，谁也无权要求私人通信不讲过头话；至于这个短信后来扩大了传送范围，也毕竟还是在私人间以私人通信的形式进行，而且接触到的人的范围十分有限，从当时的情况看估计还占不到该县辖区60多万人口的万分之一；第二，按法治国家通常的标准，作为本地主要政治人物、公众人物，书记、县长的名誉权是受限制的，尤其在涉及到对其公务活动的评价时是如此；而从该词的上下文看，秦中飞恰恰是表达的一种对公务活动的评价，尽管这种评价很可能不是事实求是的。所以，秦中飞那点事情，连民法上的名誉侵权都算不上，更不用说什么诽谤罪。退一步说，即使触犯刑律构成诽谤罪嫌疑，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也首先是秦中飞与“被害人”个人之间的事，完全不能像彭水县那样由公安局、检察院来侦办。
　　当然，秦中飞作为公务人员，在向多位朋友发送的短信中用填词形式和调侃夸张的否定口吻评说上级领导和本地事务时，应该考虑到其所填之词流向社会对有关方面产生不良影响的可能性，故其行为确有不太妥当的地方。如果这个行为已经引起了社会秩序方面的问题，按《公务员法》第12条中关于公务员应当履行“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模范遵守社会公德”的义务来要求，其主管领导可依据《公务员法》第55条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二）从秦中飞案的侦办过程看，当地公安部门和检察机关枉法办案，显然是根据当地党政主要领导的授意进行的。从立案情况看，彭水县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秦中飞发短信的行为超越了法定职权。彭水县公安局是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秦中飞立案侦查的。诽谤罪是指捏造某种事实并加以散布，破坏他人名誉、损害他人人格，情节严重的行为。[4]关于诽谤罪，我国刑法第264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的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属于自诉案件。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3款规定：“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当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具体到秦中飞案，秦中飞所填写的《沁园春·彭水》这首词里所反映的情况均系彭水县客观存在的一些现实，诸如一些久而未决的工程等，并非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该词通过短信和qq仅在极小的私人圈子内传播，传播范围仅是为数不多的数十人，因此，秦中飞的行为连“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都说不上，自然也谈不上“情节严重”，更不存在“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后果和事实。因此，该案充其量只能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自诉案件由“被害人”自己向法院起诉。而且，如果“被害人”的确是该县县委书记，鉴于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与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间事实上存在的上下级关系，该县法院的确应该向上级法院申请集体回避，让案件由有关中级法院一审。
　　从事情的后续发展看，彭水县公安机关对秦中飞刑事拘留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也是非法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只有在下列法定情形下才可以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先行拘留：1、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2、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3、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4、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5、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6、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7、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前文已经证明，秦中飞编发短信的行为根本够不上诽谤罪，即便涉嫌诽谤罪也属于自诉案件，应当由受害人直接向法院起诉，完全不需要公安机关插手。而按先行拘留的法定情形来一一对照，也是一条也够不上：秦中飞是在填写《沁园春·彭水》这首词并将其用短信和qq转发给自己亲朋半个月后才被公安机关找上门来的，不存在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情形；没有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警察在拘留秦中飞时所依据的证据只有那首词、秦中飞的电脑、手机和qq号，而没有将秦中飞的“诽谤”办成公诉案并对其刑事拘留所需要的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证据；秦中飞没有在逃，也没有犯罪后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迹象；他没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的意图和行为，因为他在被警察首次询问10多分钟后就承认短信是自己写的，并认为这事儿也没什么大不了；他有名有姓，身份明确；他也没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一句话，公安机关可以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的情形一个也没有在秦中飞身上发生，彭水县公安机关没有理由拘留秦中飞。
　　从批捕要件看，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秦中飞也是违法的。法律之所以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需要检察机关批准，目的是要检察机关审查把关，防止公安部门违法办案，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在秦中飞案中，公安部门既没有搜集到当然也没能向检察院提供他们所指控的秦中飞犯了必须由公诉途径追究刑事责任的诽谤罪的任何证据，而检察机关在没见到这些证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必须逮捕秦的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居然批准逮捕秦中飞。可见，检察机关在批准逮捕秦中飞时根本没有依法审查逮捕是否合法、是否侵犯了秦的宪法权利。这显属违法办案，检察权力的行使完全没有制约。
　　从整个案件的发展情况看，彭水县公安、检察机关不顾事实真相按本地党政主要领导的授意越权办案的情况非常明显。让我们来看一看检察机关的起诉意见。据报道，检察机关的起诉意见书称，“秦中飞捏造了一首引起群众公愤的词，利用qq和短信方式进行发送，严重危害该县社会秩序和破坏了蓝某某、周某的名誉，触犯刑法246条之规定，涉嫌诽谤罪。” 蓝某某、周某何许人也？他们作为受害人为什么不自己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是由公安机关直接对该案立案侦查、由检察机关公诉呢？再细看报导，原来他们两分别是现任县委书记和现任县长。蓝某的秘书庹某讲得很清楚，“蓝书记也知道这件事情”；书记知道这个情况，他不会不让同样作为“被害人”之一的县长知道。看来，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实际上是在地方主要党政领导人的指使或纵容下违法办案、越权办案的。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根据事实，正如前文已经证明的，秦中飞案充其量只能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自诉案件处理，而诽谤案一般被划归自诉案件表明，刑法在这里直接保护的主要是一种私人的权益。蓝某某、周某二人认为自己的私人权益受到侵害，他们个人有权向法院起诉，但他们无权调动其他国家机关来维护个人的名誉权。同理，公安、检察机关也无权动用手中的职权为蓝某、周某办私事。所以，蓝某、周某利用职权让公安、检察机关将本应由自己处理的自诉案件办成公诉案件，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以权谋私行为；而公安、检察机关把自诉案件接过来侦查和检察、起诉，也脱不掉违法办案，曲法逢迎上级的嫌疑。在秦中飞案中，蓝某、周某为自己办私事动用公安、检察机关，实际上是把公安、检察机关看成了自己看家护院的组织；而公安、检察机关对此不加抵制，无异于自甘于充当为私人看家护院的角色。笔者设想，如果此案不是由于县里党政两个“一把手”醒悟得及时，在向法院提起公诉后，法院恐怕也很难不审理此案，而且判决结果可想而知。
　　（三）当地公安部门、检察机关肆意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规模甚大，性质严重。通信自由是公民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信件、电话、电报等通讯手段与他人互通信息、交流思想而不容任何人非法侵犯的权利。通信秘密是公民以秘密方式自由地与他人互通信息的权利。[5]我国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秦中飞没有任何犯罪事实，彭水县公安部门检查他发送的短信是非法的。后来彭水县公安部门把检查和追查短信的范围扩大到至少数十人，更属大规模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退一步说，即使秦中飞涉嫌诽谤罪，按该案的具体情况，也属于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自诉案件应由受害人自己收集被告的犯罪证据，自己向法院起诉，由法院直接受理。因此，公安机关对此案立案侦查完全超越了自己的权限，公安机关围绕此案的所有侦查活动都是非法的。

　　这些非法的侦查活动严重侵犯了秦中飞和至少数十名被调查者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有关报导表明：在公安机关的侦查过程中，警察搜查了秦中飞办公室的书籍、电脑等，没收了秦的通讯工具手机及qq号；为找到所有的通过短信和qq收到过《沁园春·彭水》这首词的人，警察逐一盘查，对秦中飞及其收到和传播这首词的所有人的通信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这些人被公安局分成了几拨，分别问讯，然后公安局再对各组情况进行汇总，确定了一些没有说清楚的人的名单，次日再次进行传唤，被叫到公安局问话的据说有40多人；警察还在秦中飞qq聊天记录里发现了一些有关国家领导人的图片，他们把这些图片打印出来，追问秦从哪里接收的、又发给了谁，等等。这些都是彭水县公安部门严重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事实。
　　（四）当地公安部门的行为直接侵犯了秦中飞和众多被调查者的言论自由，间接侵犯了全县人民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公民对于政治和社会的各项问题，有通过语言方式表达和交流其思想与见解的自由”。[6]我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秦中飞填写《沁园春·彭水》这首词对地方事务及其党政领导发表看法，并将其通过短信和qq传递给他的亲朋，不过是在行使这种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罢了。当然，言论自由也是有限度的。在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民法通则等法律都明确规定了言论自由的界限以及超出界限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依据这些法律，不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言论主要有：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言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言论，猥亵性言论，等等。秦中飞的《沁园春·彭水》这首词被彭水县公安、检察机关认为属于诽谤性言论，涉嫌诽谤当地的党政主要领导人。诽谤的重要特点就是捏造事实，那么，判断《沁园春·彭水》这首词是否属于诽谤性言论，关键就在于它是否捏造了事实。但从报道的情况来看，这首词里所反映的情况均系彭水县客观存在的一些现实，诸如一些久而未决的工程等，并非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而且按秦中飞的说法，他把这些写在诗词里，“是出于对执政者的一种善意规劝” ，“没有任何政治目的” ，“不针对任何人”。然而，在当地政府官员们看来，秦中飞之流都是些“刁民”，所有事情均是由“刁民”鼓捣出来的。按县委秘书庹某某的说法：“秦中飞诽谤案，重庆市媒体从没报道过，在网上发帖子的总是那么几个相同的人，他们是存心破坏社会秩序。”按照这种思路，批评、非议地方事务者都是“刁民”、其行为都是与政府作对、都是存心破坏社会秩序。地方官员抱着这种封建官吏的心态，他们自然不可能尊重公民的言论自由。
　　彭水县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侵犯是严重和系统性的，的确像有人在网上批评的那样，是在制造新型文字狱。公安部门大规模传讯无辜公民，反复追问他们发短信的动机，核对转发的名单，要揪出躲藏在诗词背后的“黑手”。公安部门的人还把案件往党和国家领导人方向扯，说什么在秦中飞qq聊天记录里发现了一些有关国家领导人的图片，这些图片“破坏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甚至牵扯到非法组织”，“已经由公安局国保大队立案并查”。可以看到，彭水县有关地方国家机关的官员在整个侦查过程中肆意践踏公民基本权利，挖黑手、无限上纲、罗织罪名，搞的完全是封建专制和“文革”那一套。这些非法的恫吓手段造成了恐怖气氛，直接侵害了秦中飞和众多被传讯者的言论自由，间接侵害和压制了全县人民的言论自由。其结果是彭水县城的人们开始人心惶乱，按当地一位退休干部的描述就是，“人人自危，不敢谈论政治”，“没人敢对政府官员说三道四”。难怪有人民代表说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在彭水“全部消失了”！这是最严重的社会不和谐！
　　（五）当地公安部门、检察机关还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人身自由即公民有支配其身体和行动的自由，非依法律规定，不受逮捕、拘禁、审讯和处罚。[7]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资料显示，由于当地警方超越职权范围，枉法办案，检察机关放弃法定职守，配合警方违法作为，致使秦中飞办公室遭到搜查，被戴上手铐右手反铐在墙上，总共被非法关押达29天之久。当地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对秦中飞一个月的关押完全属于非法羁押，秦中飞的人身自由受到严重侵犯。
　　一个本属自诉性质的案件，是当地党的主要负责人个人与秦中飞个人之间的争议，可公安部门、检法机关却知法犯法、出面帮忙大打出手，非法拘禁秦中飞，自甘做地方主要党政主要领导人个人的看家护院者。这很不应该，也发人深省。
　　（六）秦中飞案的启幕和落幕过程显露出我国在公民宪法权利保护方面还有重大的制度性缺失。这方面的制度性缺失至少有如下数种：
　　1、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各市（主要指县级市和一般的设区的市）、县的党的主要领导人事实上可以在本地统驭一切，权力过于集中。由于地方党的主要负责人事实上可以左右本地所有党的和各个地方国家机关的行为，这就为他们在他们认为必要时不受阻碍地超越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力提供了制度条件。一旦他们出于私利或其他考虑不能自觉守法遵纪时，其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违反宪法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通常很难受到制约。秦中飞案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在现行体制下，既然彭水县的党政一把手都是这个所谓诽谤案的“受害人”，县委书记已经放手让这些事情由公安机关“处理”，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也表示 “秦中飞破坏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甚至牵扯到非法组织”，那么，公安局及其刑警队、国保大队还敢不闻风而动？检察院还敢依法不批捕？至于法院会怎么做，也是不难想象的事情。一旦形成如此局面，像秦中飞这样的犯罪嫌疑人、他的家人，以及本地区区一个律师，恐怕是无论如何也没法在法定制度内寻求到正义的。
　　2、在地方同级党委及其重要负责人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宪法规定的公安部门、检察院、法院三者之间的法定关系往往被扭曲。宪法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就秦中非案而言，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当地党的主要负责人的授意下配合相当默契，丝毫没有相互制约。如果这个案子起诉到了当地法院，相信法院也很难不予以配合，因为谁都知道，县法院院长与县委书记间是什么样的组织关系。
　　3、如果面对地方同级党委及其重要负责人的直接干预，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等宪法权利将事实上顿失法制保障，这点表明我国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体制仍然是脆弱的。道理很简单，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的保证，而地方同级党委及其重要负责人（如市、县委书记，市、县委政法委书记）的直接干预将使得公、检、法三家只能按领导意图互相配合，不能互相制约。秦中非案的侦办情况表明，在本地党的重要负责人有了要追究他刑事责任的确定的意向后，他不够犯罪嫌疑人标准可以成为犯罪嫌疑人，不应被搜查、刑拘变成可以被搜查、刑拘，不应被批捕、被逮捕变成可以被批捕、逮捕。这很糟糕，但还不可怕。可怕的是秦中飞们一旦面对这种遭遇，他们将没有可以维护自己宪法权利的制度依靠。以秦中飞个人的命运为例，他如果不是其亲友通过有正义感的朋友的帮助诉诸舆论，他今天可能已被定罪下狱。
　　（七）要有效保障公民宪法权利须调整地方国家机关职权划分和完善党对地方司法事务的领导方式。中共中央已经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第四大问题就是“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笔者以为，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确立下面两点认识很重要：
　　第一，滥用公权力、侵害公民宪法权利是破坏社会和谐的最大乱源。公民个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也破坏社会和谐，当然要依法予以惩罚或制止。由于公民个人的分散性和个人所能掌握的犯罪手段的有限性，握有强大物质力量、组织资源的国家可以比较容易地将他们对社会和谐的破坏性降低到最小程度，控制在一个相对而言很小的局部。而掌握公权力的机关则不然，一旦它们违反宪法和法律，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必然造成对于一个地方乃至全社会全局性的严重的不和谐。在我国历史上，“反右”、“文革”是最明显的例证。从秦中飞案的处理过程看，情况也是这样。秦中飞编发那样的短信，对彭水的社会和谐谈不上有什么损害；倒是彭水地方当局非法检查公民通信、非法追查“诽谤”，侵犯公民通信自由、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的做法，搅得全县气氛惊恐、民众人心惶惶。
　　第二，加强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的制度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但不可以把坚持党的领导等同于坚持地方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对本级法院、检察院的领导。坚持和实现党对地方事务的领导有多种制度选择，例如，本地法院审判员、法院院长、副院长的人选是由本级党委推荐还是由上级党委推荐，是由本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产生还是由上级国家权力机关产生等等技术性安排，就根本不涉及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只涉及怎样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也鉴于秦中飞案和许多其他类似案件的教训、包括诸多酿成涉及死刑的重大错案的教训，笔者郑重建议党和国家的有关机关从三个方面考虑着手加强公民宪法权利保障制度、尤其是其中的人身自由保障制度：1、按照世界各法治国家通行的，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惯例，将对公民的批捕权由具有行政性质的检察院手中转移到履行依法居中裁判职能的法院或法官手中。2、改革地方法院法官（包括院长、副院长、审委会委员等等，下同）人选的党内推荐制度，在市（不包括直辖市）和区、县两级，将本级人民法院法官人选由本级党委向本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推荐，改为由上级党委向上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推荐。3、将本级人民法院院长由本级人大主席团提名、本级人大选举和罢免改为由上级人大主席团提名、上级人大选举和罢免；同时将本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委会委员、审判员等等法官由本级人民法院院长提名、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免，改为由本级人民法院院长提名，由上级人大常委会任免。
　　如果完成这一改革，我国公民宪法权利保护体制必将比现在的体制更为有效。这一改革还将为我国走出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困扰提供切实可行的契机。从司法制度与政党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调的角度看，这一改革完全可行。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看，这种改革势在必行。
　　注释：
　　[1] 参见《重庆公务员编写短信针砭时弊被刑拘》，.cn 2006年10月19日01：30 南方新闻网；《重庆公务员编写短信针砭时弊被刑拘始末》，.cn 2006年10月19日16：15 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重庆公务员写短信被拘续：警方承认属错案》.cn 2006年10月26日01：54 南方新闻网。在中国法学会和《人民论坛》联合主办、上海市法学会承办的“中国法学家论坛”（2006年10月20日－22日）上，在20日下午的大会发言中，当时即有法学刊物表示要组织对此案的评论。另外，经笔者查证，北美新浪也报导了这条消息，设在香港的凤凰卫视中文台于10月26日晚找学者就此进行了专访。
　　本文所叙述的事实和后文所引直接引语，均源自上述报道，后文不再另行注明出处。
　　[2] 龙志：《重庆公务员写短信被拘续：警方承认属错案》，.cn 2006年10月26日01：54 南方新闻网。
　　[3] 主要是省会城市以下的设区的市、县级市。
　　[4] 曾庆敏主编：《法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1页。
　　[5]参见曾庆敏主编：《法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1页。
　　[6] 肖蔚云主编：《宪法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
　　[7]曾庆敏主编：《法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