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吴学安

　　出逃两个多月的张福林、叶挺英夫妇，近日被温州警方从广西押解回温州。此前，温州龙湾区担保协会会长张福林因涉嫌非法吸收存款罪在越南芒街落网。自2011年三四月份，温州出现局部民间借贷危机后，包括张福林在内的诸多温州担保公司负责人，不是潜逃海外就是被抓获归案。据介绍，2013年前三个月，温州警方已抓获涉及金融领域违法、恶意欠薪违法两类犯罪“老赖”共36人。
 　　高利贷风险频现
　　近年来，中小企业贷款难，“逼迫”企业不得不选择高利率的民间借贷，而庞大的民间借贷市场如今已经牵连了家家户户。近年来，温州越来越多的企业主“跑路”已经引发了高层的关注。一位温州企业负责人说，之前通过担保公司放高利贷，引领社会“脱实就虚，以钱炒钱，更能赚钱”虚幻意识，也是导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如今，在社会诚信体系丧失后，温州高利贷几乎全军覆灭，大家都觉得“高息借贷”不安全。
 　　“我从2011年1月份就开始呼吁政府部门关注温州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如是说。其实，早在2011年上半年温州就已经有一些企业处于停工或者半停工的状态，但这些都是没有名气的小企业，所以当时没能引起过多关注，如果早点开始采取措施或许就不会蔓延成后来许多企业主“跑路”这种形势。由于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危机波及的范围很广，中小企业最大的压力来自于过高的银行贷款利率。
 　　今年46岁的张福林，曾担任温州市担保协会副会长、龙湾区担保协会会长、温州民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张福林曾先后任丽水和温州两家农药厂厂长，1997年后转战重庆房地产市场。2003年回到温州从事担保行业。2010年中旬张福林声名鹊起，他作为“温商考察团”团长，计划组团带上50亿元资金，去台湾洽谈参股台湾银行事宜，谋划大陆民间资本进军台湾金融业。2012年12月起，龙湾警方陆续接到报案，称张福林及其妻叶挺英在2010年上半年开始，以资金周转和高额利息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业内人士称，两大因素让这些中小企业主跻身借贷领域，以实业为幌子，做资金投机的生意。一方面不断高企的民间借贷利率，让放高利贷者有利可图。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11年6月份民间借贷利率监测数据显示，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24.38%，处于历史高位。另一方面，投资渠道的缺乏催生了借贷潮。温州附近的投资者，几乎全民热衷于楼市投资。但是，随着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密集出台，整个市场成交低迷，作为投资替代品的民间借贷意愿再度高涨。
 　　事实上，借贷危机已不限于浙江省，还波及江苏、福建、河南、内蒙古等省区。央行一份调查报告指出，2011年中国民间借贷市场开始抬头时，资金存量就已超2.4万亿元，占当时借贷市场比重5%以上。近两年来，民间借贷存量资金增长超过28%。
 　　民营经济活跃的闽南泉州、厦门等地，民间资本充裕，放贷谋利的“炒资金”模式蔚然成风，打着“融资担保”旗号行吸收存款、高利放贷之实的担保公司不断涌现。如两年前福建龙岩市各级工商部门登记的担保公司就达283家，据调查，除从事融资担保、履约担保等业务外，有的担保公司还变相从事融资和资金借贷等业务，这些担保公司一般不直接以公司名义放贷，而是以股东自然人身份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协议，借款协议不体现高额利息以规避法律规定。
 　　疯狂的民间借贷背后隐藏着巨大风险。由于地方金融体系及民间信贷体系的建立还存在很大的空间，民间贷款的纠纷非常多，三角债、重复抵押等问题屡屡发生，加上相关司法领域的监管还不够健全，一旦出现赖账，很难去收回贷款。目前，民间资金热衷高利贷反映出当前贷款结构不合理，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房地产行业死守挣扎和矿业追逐暴利。央行报告也指出，虽然民间借贷资金多用于补充短期生产资金缺口，但不能排除部分用于炒股、炒房。一旦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房价、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民间高利贷极有可能爆发巨大风险。 [论文网]
 　　高利贷不是房地产的救命稻草
　　2001年温州开出第一家担保公司，至2008年6月全市注册各类担保公司已达240多家，其数量高居全国之首。之后，担保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大量出现，一些企业主甚至以“做担保”为荣。但是自2011年8月以来，温州至少有30起以上的借贷人“跑路”事件爆发。温州小企业主资金链崩盘的事例越来越密集，一批债主集体“失踪”。
 　　2011年8月30日，温州市鹿城区法院发布了首个限制高消费令。28名私营企业主被列入限制之列，知情人士透露，“这个公告中披露的人，实际上大批属于‘跑路’的企业主”。
 　　据温州当地业界人士透露，当地高利贷的资金七成以上已流入房地产领域。这一波“跑路”的企业主中，都或多或少牵涉到高利贷，本身也涉足借贷领域，许多人参与房地产投融资，已经不是真正的制造业主了。
 　　早在2011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指出，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且年息处于24.4%的阶段性高位。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目前处于阶段性活跃期，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而2010年同期该行的数据显示为800亿元，这意味着当时一年间温州有300亿元资金涌入民间借贷领域。以温州为例，在“2010年温州市百强企业”名录中，除两家房地产公司和六家建筑公司外，其他四十多家制造企业，全都涉足房地产开发。
 　　2010年下半年以后，随着银根不断收紧，房地产行业曾遭遇严厉的限购措施，资金周转出现前所未有的困难。不得已很多房企在资金链紧张的时候选择了“高利贷”，但却加剧了房企资金困境。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房地产行业民间借贷月息达6%～10%，这如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业内人士称，在温州游资中，70%～80%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他们认为，中国内地房地产行业作为暴利行业，能承受至少25%以上的年息，商品房已成为投资品，有很强的金融属性。尤其是多数开发商自认为房价很难下跌，预期政府调控会松绑，进而托市政策故伎重演。于是，不少开发商靠借高利贷下赌注。

　　在不断增强的通胀预期下，民间过剩的流动性不得不寻找新的投资标的，部分地区“高利贷”风生水起。民间借贷月息从2%至3%，一路飙升到7%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利贷”。在暴利诱惑之下，各路资金争相涌入民间借贷市场，以分享高额利润，赚取“快钱”。民间借贷月息一度高达七分、八分以上，风险不断攀升。民间借贷资金，多数流向房地产开发市场，动辄年息高达25%以上，房地产已成为国内各类高利贷的最大注入对象。
 　　张福林等担保公司负责人相继出逃被抓，意味着之前温州“高利贷王朝”开始覆灭。据知情人士介绍，这些担保公司的资金，有

来自炒楼、炒煤等的投资资金，也有来自制造业的实业资本等。然而，上述资金的数额非常有限，更多的担保公司则是以“咨询服务”名义刊发广告，直接“吸储”或者“转手”民间资金用来放贷，赚取高额利差。借钱的多为中小企业主和商人，一般月利息为五分以上，高的甚至在一毛以上。
 　　拿地、调控、缺钱、高利贷、停工、烂尾楼……近年来，多家被曝停工的楼盘状态基本一致，对楼市调控缺乏应对、前期盲目扩张、资金来源单一是这些问题房企的共同病因，而“高利贷”则成为加速他们资金链断裂的“催化剂”。
 　　“官银”搅局高利贷
　　自2011年4月以来，温州中小企业主“跑路”事件不时见诸报端。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甚至跳楼的温州中小企业主仅2011年9月一个月时间就高达25人。他们要么借了高利贷，但营业利润抵不上所需偿还的高额利息；或者自己担保的巨额资金连本带息难以收回。
 　　“跑路企业主和停工企业的数据没有办法完全统计，有名有姓的都是比较大的企业，那些小微企业根本不在统计范围内。”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而众多民间借贷的风险末梢和背后的资金网络也随着一个个案件的曝光逐渐浮出水面，银行资金固然有，其中更惊现出“官银”身影。
 　　在前期连续发生高利贷崩盘事件的温州，一起惊人的高利贷案被引爆：温州永嘉人施晓洁，于2009年前后以高利率向社会筹集资金约13亿元。2011年9 月21日，施晓洁与丈夫刘晓颂携带这些资金潜逃，数日后被警方抓获。据部分债主反映，这起集资案八成债主是永嘉当地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
 　　《法制周报》报道，“官银”是官员资金在长三角一带流行的俗称。在施晓洁一案中，施晓洁夫妻所持有的资金中，有八个多亿的出处账户的户主都无法查找，要么身份虚构，要么人已失踪。这从侧面印证了“八成债主是公务员”的说法，更让业界看到了温州“官银”介入高利贷黑幕之深，黑洞之大。
 　　“八成债主是公务员”，而且还是在当地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这是个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在温州等地，具有相当级别的官员已经成为主要的高利贷放贷群体。2011年年初，温州市龙湾公安局在侦查周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时，发现债主名单中的人均为当地司法机构公务员，牵涉的受害人资金从2000万到8000万不等。
 　　温州官银涉及高利贷此前早已有所闻。在轰动一时的原温州市瓯海区委书记谢再兴碎尸情妇案中，“官银”介入高利贷的身影更为清晰。有报道说，在瓯海当地有人帮谢再兴操作放高利贷。谢以1000万为本金放在某担保公司，获取每月五分的高额利息。由于谢的特殊身份，每月50万利息在11月之前都打入情妇邵某的银行卡上，谢再兴杀人后一次性全部取走本金。据称这个担保公司的人，在案发后被纪委和杭州警方找去谈过几次话。
 　　“官银” 参与高利贷所暴露的无疑是官员已经成为财富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轰动一时的温州云天房开案，就是开发商与平阳县房管局合演的套取购房资金的“双簧戏”。开发商首先是以6亿多元高息集资拿地，这些资金中，基本都在月息三分起，如此利滚利，资金的缺口必然越滚越大。于是参与赚高息的政府官员为了保证自身资金安全，开始联手与房开老板非法融资。
 　　据平阳县检察院办案档案显示，云天房开公司及其关联的公司向银行、社会借贷、一房多卖套取资金等手段涉及的金额近20亿元，直接债权人（单位）六十余人，间接债权人八九百人，范围涉及当地3万余人，近2000户购房户，建筑施工企业五家。在此过程中，云天房开负责人徐世国与平阳县房管局相关官员相互配合，对其所开发的平阳“鳌江21世纪商住广场”实施一房多卖，多次予以预售重复登记备案，最多一套经平阳房管局预售登记备案达11次，骗套取无辜购房人资金达3亿多元。
 　　温州高利贷崩盘导致的“官银”外泄事件，幕后众多的官员债主是个奇迹。但它又不是个奇迹，实际上老百姓早就洞见了官员隐性财富的庞大，官员财产公示之所以迟迟难以实施，重要的原因恐怕正是这庞大的隐性财富见不得阳光。而官员之所以选择放高利贷，而不是其他的投资方式，恐怕正是考虑到曝光的风险。或许，也只有这样的投资渠道，才能避开制度监控和公共监督。
 　　众所周知，公务员群体的收入在国民分配中并不占据财富优势，按照公开的工资标准，很难产生巨富的公务员。那么，官员放贷的“官银”从何而来？这是所有关注高利贷风波的老百姓最为关心的问题。而为了有效遏制官员放高利贷的泛滥，就必须将官员收入置于阳光之下。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大力推动利率市场化，通过遏制民间高利贷的泛滥，为遏制官员放高利贷创造基础性条件。另一方面，需要逐步建立推进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靠“阳光法案”封堵公务员贪腐、洗钱、非法投资的渠道。
 　　该给高利贷打哪剂“解药”
　　这一轮的货币政策由“宽松”回归“稳健”的过程中，受到资金紧张影响的不仅有中小企业，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受到的影响也很大。随着土地市场的景气度下降，土地收入大幅度减少，地方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迅速下降。总计超过11万亿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将逐渐显露。鉴于市场的资金紧张，有人主张应该放松货币政策。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对策。从历史的分析可见，民间高利贷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如果再以宽松货币政策来化解民间高利贷危机只能导致更大的危机，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回避问题。
 　　目前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近4%，是担保费2%的近一倍，导致公司融资性担保业务根本无法进行。与2011年相比，2012年温州担保公司数量减少一半，如今非融资性担保公司几乎没有，而融资性担保公司也从过去最多时的51家缩水为40家。温州中小企业生存状况早已引起各级政府关注。温州市政府为此出台了多项解决中小企业债务危机问题的措施，其中包括要求银行业机构不抽资、当地政府曾抽调25个工作组进驻市内各银行，防止银行抽资压贷导致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
 　　2013年3月下旬，温州拟定《浙江省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草案）》。该草案设定，借款期限在一个月以上的民间借贷，合理年利率最高上浮应不超过48%，超过48%则不受保护，并按高利贷予以行政处罚。但借款期限在一个月以下的，则可超过48%。温州市银监局也要求当地各家银行调低贷款利率，最高上浮不能超过30%，如企业财务危机牵涉多家银行贷款，银行间要“同进同退”，不得单独抽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