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任红梅

　[案情]2007年来，a县b乡房地产管理所在受理房屋产权初始登记过程中，所长张某在明知469户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中没有合法的用地批准手续（涉及非法占用一般耕地68149.41平方米，折合102.22亩），不符合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法定条件的情况下，为该469户违法建房户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并收取上述469户办证费用共计87410元。 [论文网]
 　　一种观点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关于“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第三项、第四项、第九项分别规定：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十万元以上或造成公共财产、其他组织、法人直接经济损失二十万元以上的，或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或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应予立案。同时本规定关于“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罪”的立案标准第一项、第三项规定：非法批准占用基本农田10亩以上、非法批准占用其他土地50亩以上的，应当立案。本案中，由于张某违法办理房产证的行为，导致上述469户申请人违法占地102.22亩合法化，使本应依法拆除、恢复原状的违法房屋不能被拆除、复原，已经达到了“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罪”的立案标准，使国家、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应属“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或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根据法条竞合的处断原则，行为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
 　　另一种观点认为，张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张某虽然实施了滥用职权的客观行为，但该行为与469户申请人违法占用土地的行为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此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速解]本文认为，张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认定本案性质的关键有二：一是认定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的损失为何，亦即危害结果是什么；二是危害结果何时出现，亦即造成危害结果的原因行为是什么。首先，在申请人申请办理房产证时，该房屋已经建成，违法占地的事实早在张某受理房产登记之前已经形成，即“损失”是申请人违法建房行为所造成的，而非办证行为所致。
 　　其次，张某的违法办证行为，并未在客观上“进一步促成”损失的出现。在因果关系的发展进程中，如果介入了其他因素时，则需进一步分析介入因素与结果的发生是否具有关联。易言之，是否存在通常所说的“多因一果”情形。张某的办证行为实质上属于行政行为中的行政确认，其作出该行政行为时违反法定程序（条件），该行政行为可撤销或无效。违法所办的房权证，并不能进一步使建房户违法占地的行为合法化。房产证与土地使用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房产证是房屋所有权为谁所有的证件，是购房者通过交易，取得房屋的合法所有权，可依法对所购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的证件，即《房屋所有权证》，是由不动产登记机关发放的证明房屋所有权归属的书面凭证。土地使用权证又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是该宅基地谁有权使用的证件，是经土地使用者申请，由城市各级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法律凭证。可以认为，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是性质、用途完全不同的证明文件，两者互不包容。基于此，张某违法办理房产证的行为在客观上对102.22亩耕地的性质、用途变更毫无影响，该宗土地的性质也并未因张某的办证行为而由耕地演变为其他用途，使“非法占地行为合法化”更无从谈起。
 　　第三，本案中，建房户违法占用102.22亩耕地建房的行为并不是张某“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结果，事实上张某无权也没有做出“批准”的行为。如果用此标准套用张某的滥用职权行为，实属不当。
 　　第四，张某的违法收费行为不宜认定为犯罪。张某自2007年至2010年在办理房产证过程中，共收取469户办证的各项费用87410元。一方面，该数额尚未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规定的立案标准；另一方面，根据张某本人书写的“情况说明”，证实共收取469户办证的各项费用87410元，没有各个建房户收费方面的书证，也没有房管局办理房产证收费的相关规定，不能确定其收费是否合法，无法计算犯罪数额。
 　　综上所述，张某虽然实施了滥用职权的客观行为，但该行为并不能引起原先的耕地被非法占用，亦不能引起非法占地行为合法化，在不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条件关系时，该滥用职权行为与所谓的“损失”之间便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张某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作者单位：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人民检察院[473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