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元散曲是元代独领风骚的文学样式，它产生于元代雅俗文学交汇融合的时代。元代文学风尚、社会政治环境、接受和创作群体和其他朝代有很大的不同。随着诗、词、赋等雅文学主流地位的衰退，元散曲这一通俗化、大众化、市民化又深受平民大众喜欢的新型文学就应运而生了。元散曲俗文学特质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关键词：元散曲俗文学市民化大众化通俗化
　　
　　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句话说，所谓的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 [1]。元曲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它和唐诗、宋词、在文学史上三足鼎立。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散曲是继诗词之后，在民间旧曲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化雅为俗、可俗可雅，以俗为雅，具有大众化、通俗化、市民化的特点，属于典型的俗文学的范畴。
　　一、元散曲具有俗文学性质的原因：
　　1、从元散曲产生的社会背景看
　　（一）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
　　散曲兴起于金元之际，它的产生既是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又是元代这个特殊社会环境孕育的结果。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由诗到词、由词到曲。诗、词属于典型的雅文学的范畴，是正统文人乐于创作的文学，向来被誉为“庙堂文学”。诗对于格律和用韵的要求极高，词虽然比诗的要求略低，但词用典冷僻、堆积辞藻，文人雅士之外的人很难领悟其内蕴，这也就使得词的生命逐渐由怒放走向枯萎。鉴于诗词衰落的原因，元散曲家推陈出新，一反文学创作的旧桎梏，创造了散曲这一语言通俗易懂、内容世井化的新型文学样式。元散曲的产生使俗文学取代了雅文学，成为时代的主流。
　　（二）民族交融的时代孕育
　　一种文学的产生往往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孕育，元散曲的产生和元代社会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元代是我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蒙古族又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有着很大差别，它不拘礼法、也不受清规戒律和封建教条的限制。以儒家传统道德和封建礼教著称的中原文化，长期以来压制人性，束缚着无数人的幸福。蒙古族入住中原以后，中原文化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受到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元代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文学风尚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可以说多民族文化交融对元散曲通俗风格的形成，以至于中国文学史上从此俗文学成为主流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2]
　　道德标准上，受蒙古族开放思想的影响，元代的青年男女不再怯于示爱，他们敢于突破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的禁锢，不以和情人偷期密约为耻，勇于追求真爱、追求幸福。价值观念上，面对蒙古统治者采取的对汉人极不公平的考试和用人政策，元代文人在主动和被动中不自觉的背弃了千百年来的一直高高在上的仕途，追求自身的惬意和闲适，对仕途不再一味的憧憬和幻想。他们或游走于下层市民中自我放纵，或隐居于山林自我放松。文学风尚上，元代文人在创作上以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趣味为目标，用散曲这一俗文学取代了诗词等庙堂文学的主流地位。
　　2、从元散曲的创作和接受群体看
　　（一）从接受者看
　　诗词等正统文学，到元代失去了它们先前主流文学的地位。元散曲的接受群体多为市民大众，他们在文学修养、社会地位、兴趣爱好上和正统文人截然不同。他们对诗、词、赋等所谓的雅文学不感兴趣，也大都读不懂。劳动之余获得通过阅读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才是他们最大的追求。通俗性强、大众性广的文学作品才能真正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作家创作的作品能满足阅读者的需要，才能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元代市民大众审美兴趣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散曲创作的走向世俗化。
　　（二）从创作者看
　　元散曲的创作家既有一般的文人雅士，也有市民大众。就文人作家而言，元散曲的作家既有像卢挚、贯云石、张养浩等这样的达官显贵。又有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姚燧等这样的大文豪，还有像乔吉一样的落魄文人。作家身份和经历的异殊，客观上也决定了他们在取材上的不同。作家类型的多样化，生活经历和身份地位的悬殊，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元散曲俗文学的性质。蒙古族入住中原后，科举制曾一度被废除，科举制的废除割断了下层文人实现理想抱负的唯一道路，文人进入

了“八娼九儒十丐”的黑暗社会。他们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仕途上的绝望，使得他们放纵自我，游走于市民大众。和市民大众的长期接触，使得他们对市民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非常了解。也就不自觉的把下层人民的生活纳入他们素材的积累范围。表现在创作上就使得他们的创作自觉和不自觉的带上了市民化的特点。
　　二、从元散曲俗文学特质的表现
　　1、 从内容上看
　　内容是一部文学作品的构成要素的中心，一部文学作品的雅与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的内容。“元代是雅俗两大文学潮流成功融汇合流的时代，元曲则是这种融合合流的丰硕成果”。[3]元散曲是雅文学和俗文学交融的时代产物，它体现了俗文学民族性、通俗性、大众性的特点。在内容上，元散曲比诗词赋表现的范围要更广。很多诗词赋中没有出现过的题材，在散曲中都能看见。正是不介雅俗，什么都敢写，才使得散曲具有了市民化、生活化的气息。
　　从元散曲描写人物的身份说，元散曲中既有对撒谎鞋匠和看戏庄稼人的描写、又有对青楼妓女和恶毒老鸨的刻画。既有对踢蹴鞠女校尉的描写，又有对贪吝鬼行为的揭露。既有对嫖客的描写，又有对好色和尚的描写。既有对乞丐的描写，又有对败家的良家弟子的描写。既有对深情思妇的描写，又有对悲愤怨妇的描写。既有对偷情丈夫的描写，又有对和病妇偷情的太医的描写。既有对到处行骗的炼丹士的描写，又有对私塾老先生的描写。元散曲中这些身份各异的人物几乎涵盖了元代社会的各个阶层，通过散曲中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我们仿佛间看到了元代市民生活的画面。
　　从元散曲描写的事件上说，元散曲中既有对借马这一生活小事的叙述，又有对泼妇骂夫这种琐事的叙述。既有对年轻男女偷情密会的叙述，又有对男女床弟之事的叙述。既有对男女私奔事件的叙述，又有对男女送别场景的叙述。既有对风尘女子悲惨境遇的叙述，又有对妓女爱钱薄情的叙述。既有对游子客居生活的叙述，又有对自我放纵行径的呐喊。既有对庄稼人看戏情况的叙述，又有对帝王还乡场面的叙述。既有对灾民不幸遭遇的描写，又有替牛、马、羊等事物的诉冤。元散曲中描写的这些事件无一不是对日常生活画面的截取。元散曲俗文学的性质，在这些俗事的叙述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2、 从语言上看
　　内容是语言表现的中心，语言是表现内容的载体。内容和语言两者关系密切，相互影响。元散曲内容上的通俗化，也必然影响到其语言风格。元散曲在语言的运用上和诗词赋等雅文学有着很大不同。就元散曲的叙述语言而言，大都通俗易懂，平易直白，浅俗直露。语言是人物刻画性和事件描写的重要手段。元散曲中人物身份多种多样，这客观上决定了元散曲中人物语言的丰富性。元散曲中人物的语言，既有泼妇怨妇的谩骂和诅咒，又有情人间的打情骂俏。既有下层劳动人民粗俗的语言，又有闺房少妇的盼夫之语。元散曲中这些人物的语言，既符合人物的市民大众的身份 ，又鲜明的突出了元散曲俗文学的性质。元散曲中还时常运用口语化的语言，如：张可久的【中吕·山坡羊】《闺思》中那句“谁，不做美？呸，却是你！苏彦文【越调】斗鹌鹑中“我盼的是泥牛儿四九里打”等等。这些口语化的语言使得元散曲既通俗易懂，又活泼新颖。蒙古族的入住又使元散曲中出现了很多方言，“元散曲中常见的软兀剌、颠不剌、亦留没乱、失留疏剌等词，都是蒙汉语言的混合形态”。[3]蒙汗混合的语言形态使得元散曲体现出元代所特有的民族性、时代性。
　　3、 从风格上看
　　文学作品的风格，是内容和形式紧密结合所体现出来的艺术个性。在风格上，元散曲具有滑稽幽默、风趣诙谐、寓讽于谐的特点。如杜仁杰的【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马致远的 【般涉调·耍孩儿】《借马》、关汉卿的【仙侣·醉扶归】《秃指甲》，以及无名氏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都是借助滑稽和戏谑的描写赢得了市民大众的喜欢。
　　元散曲俗文学的性质不止体现在上述几个方面，但通过这些我们就已经能够看出它俗文学的特质。这也就是元散曲同戏剧、小说、变文、弹词等文学样式一样被划为俗文学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1页
　　[2]云峰.《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散曲研究》[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105页
　　[3] 李修生、査洪德.《辽金元文学研究》[m].北京出版社, 2001年版，第394页.
　　[4] 杨景龙 《元散曲的俗美特质》[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
　　作者简介：郭红粉（1986—），女汉族，河北邢台人，文学硕士，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元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