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塔虎城作为辽金时期皇帝贵族进行“春捺钵”[1]活动的“行宫”出土的饮食器具呈现出了“春捺钵”独特的文化内涵，其造型、纹饰、实用功能等都展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智慧和审美情趣，经过历史的演变和岁月的洗礼，如今生活在当地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的饮食器具，不仅继承了其原始的思维方法、造型规律和美观、质朴的图案符号，还对其融入了自身的生活内涵；丰富了其饮食器具的种类；使其具有历史的延续性。
　　关键词：游牧民族 春捺钵 饮食 器具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
　　在“春捺钵”这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其独具特色的民俗事象必然会影响到民族的经济、社会生活、意识形态、民族心理的构成和发展；通过对饮食器具的种类、造型、纹饰和实用价值的分析和梳理，折射出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在这个共同生活的地域上的民族生活、民族性格、民族文化。
　　一、“春捺钵”饮食器具的分类
　　饮食器具根据其实用功能结构划分可分为：饮具、盛食器、炊煮器、储食器。
　　（一）饮具
　　饮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盛装饮品的饮具，如执壶、水注等。一类是直接饮用的饮具，如高足杯、指杯等。器身小口、腹部微鼓、圈底、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特色，带有穿带便于提拎的系环、提梁、是壶、注的主要特点。其材质主要分为黑、白、酱釉、个别的绿釉、黄釉及其陶制。
　　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塔虎城遗址出土的“春捺钵”典型饮具“白釉瓜棱注”在其造型上是上有提梁、腹部微鼓，六瓣瓜棱状，壶嘴短小，原应有盖，现无；提梁的前端由梁内分出三根细柱向下弯曲，与三个刻有梅花、卷云的卵形花叶相连；胎质细白，釉色光亮[2]。笔者认为葫芦内生多籽象征着‘多子多福’、其茎蔓柔韧、繁长象征着有生命力、长长久久，所以长期以来葫芦带有福运、长寿、生命的祈愿色彩；杯则是以高足杯为典型代表。
　　（二）盛食器
　　盛食器包括碗、碟、盏、盘。大碗大部分口径较大在19厘米左右，圈足较浅、腹部斜直；碗内绘制有莲花、缠枝花纹、水波纹、双鱼纹，小部分碗的外部绘制有酱釉的花纹，如同铁质花纹，便称为铁花；前者具有代表性的有白釉莲花碗、白釉双鱼碗、青瓷大碗、白釉黑花碗。笔者认为水波纹和鱼纹的使用是来自于春捺钵中凿冰捕鱼活动，水波涌动，鱼儿翻腾的画面带给人们的创作灵感。后者具有代表性的是白釉铁花碗，笔者认为铁花花纹的出现因为塔虎城不仅是辽金时期的“春搜”之地，还是军事重地，兵队在此驻扎其兵器利刃种类繁多，人们将这种具体的认识转换成抽象、简单的艺术形式表达其生活情感。
　　碟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白釉碟，形制是敞口、斜直壁，矮圈足。碟心有两墨色圆、四片墨色草叶纹[3]。
　　盏形似碗而小，敞口，深腹，斜腹壁，圈足[4]具有代表性的是瓷盏，其下方带有高足，称为盏台。
　　盘的形制特点是口微外展、腹壁斜直、矮圈足，在盘沿设计有荷花、葵花的花形口沿。塔虎城出土白釉荷花葵口盘、白釉莲花盘都是其代表性器具。笔者认为其莲花纹，荷花纹使用的数量之多与其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在其塔虎城附近有一莲花泡，待到盛夏会盛开亭亭净植的荷花，莲花开尽，便会剩下莲子，所以人们会产生对生殖与生命的敬畏之心而进行美术创作对莲花纹的大量使用；有关于莲花还有美丽的传说，莲花还有纯净、洁白无瑕的寓意。
　　（三）储食器
　　储食器的种类繁多，造型独特。由于“春捺钵”活动中皇帝带领部队兵士驻扎在行宫处，人们必然会储存大量的食物。其代表器具：瓷瓮、梅瓶、鸡腿瓶、牛腿坛、陶罐、釉罐。
　　小口、鼓腹、腹下部内收、圈足、线条流畅、这样的造型特点使梅瓶具备了储藏食物的功能。具有特色的是鸡腿瓶（坛）和牛腿坛、顾名思义是其腹部修长如鸡腿或牛腿，其鸡腿瓶适合外出使用，作为储存酒水等流质食物[5]，其陶罐、釉罐多为敞口或小口、圆唇或折沿、鼓腹、圈足、带有双系、三系、或四系。其造型是为方便储存多量食物。带有系方便外出提拎、方便挂于车上，适合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
　　（四）炊煮器
　　在“春捺钵”的活动中，由于人们对食物的制作的需求，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煮食器铜（铁）锅、釜等；尤其在“塔虎城”遗址发现锅灶的残垣；其出土的铜锅造型简易；直口、内收、深腹、四个板状耳、耳上有五道弦纹，其具

厚重感；且底部有烟熏痕迹。在锅灶遗址旁发现大量的熟兽骨，进而证明其实用功能。
　　铜三足釜；敞口、口沿外展、平底、其下方有三个高足；可对食物进行加热。
　　奶食是北方游牧民族不可或缺的食物，在遗址中发现平底铁釜其造型圆口、平底、内部平浅、一端带有长度适中的手柄。唯一不同的是在釜的左侧有一缺口、有助于流质食物流出；笔者认为其是对奶食或某种流质食物的加热器具。
　　二、前郭尔罗斯蒙古族饮食器具与“春捺钵”饮食器具的关系
　　北方游牧民族不同时期在这片共同的地域上生活，其时代背景、生活习俗和人们对生活领悟的差异性都被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共性打破时空的阻隔转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代表的是前郭尔罗斯蒙古族饮食器具与辽金时期“春捺钵”饮食器具之间造型、纹饰和实用功能的关联。
　　由塔虎城出土的饮具“鸡冠壶”、“白釉鱼纹穿带瓶”。 其中“白釉鱼纹穿带瓶”直口、鼓腹、小圈足、其纹饰为鱼鳞状，其上方刻有鱼眼，其主要特色是两边的长条凹槽犹如鱼鳍，可穿戴较宽的皮制绳带，笔者认为鱼纹的大量使用和以鱼为创作原型与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在塔虎城附近的查干湖水草丰美、鸭雁成群、盛产不同种类的鱼，塔虎为蒙语“胖头鱼”之意，因临近水域盛产胖头鱼而得名所以其纹饰的使用是受环境因素的影响；鸡冠壶的造型就是模仿古代皮囊的样式现在蒙古国仍保留着这种古老传统[6]。以上的造型同如今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的饮具皮囊壶（胡壶尔）有异曲同工之处，直口、腹部微鼓、可盛装酒水，可穿带便于提拎。可勾挂在马背上。如今的皮囊壶的装饰图案种类繁多，材质上有皮制、铜质、铁质。
　　郭前旗蒙古族的银酒壶与春捺钵中的水注、壶器具造型极其相似，郭前旗蒙古族的铜茶壶种类多样，其中一件具有代表性的铜茶壶融集了提梁水注的特点和龙图腾于一身的器具；造型是一条灵动的龙四肢攀附在壶身两侧，躬起的背部起到提梁的作用，龙头衔接到壶口处壶嘴从龙口里延伸出来犹如吐出一水注；设计巧妙，造型生动灵活，不乏美观大方。龙是北方游牧民族永恒的图腾，龙纹图案表示“多福多寿”，它能降福于人，有祥瑞的意义[7]。
　　银器在蒙古族民间非常流行，包括银碗、蒙古刀；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古雅的图案装饰。如今的郭前旗蒙古族仍在热衷龙凤纹、云纹、犄纹、八宝纹、圆形纹；其中圆形普斯贺图案都是源于马家窑文化，经过戎狄、匈奴一代一代流传至今，原始人类以圆形为太阳的象征，图纹的旋转就是太阳光焰的旋转[8]。
　　作为郭前旗蒙古族民间的汲水器木质的勺与“春捺钵”中的定窑酱釉鱼藻匜造型相似；木质勺造型简易、古朴，鱼藻匜内刻有鱼藻纹；如今的郭前旗蒙古族民间仍热衷于鱼纹、水波纹、荷花纹、缠枝纹等。笔者认为其鱼纹、水波纹的使用与政府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在乾隆年间，清廷派一部分锡伯人回到前郭尔罗斯松花江流域岸边立锡伯屯承担“鳇鱼差”，专为宫廷捕鳇鱼。受其政治因素影响使人们将这种意识渗透到生活当中。
　　在煮食器中，蒙民们使用的铜大勺、铜锅等都与春捺钵中的炊煮器的锅、釜都有一定的共性。
　　所谓“人相习，代相传，今俗习古，古俗沿今”，游牧民族生活的社会生活、意识形态、民族心理自古迄今少有变化，在居住饮食习俗等方面都能寻求到共性。本文通过对饮食器具造型、纹饰、实用功能的梳理和分析发现了辽金时期春捺钵文化与当下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蒙民们饮食的联系。进而发现古老的文化观念和更为深远的精神根源，沉积着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散发着草原文化芳香，世世代代给草原人们以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