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南通方言因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较早地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和研究。本文主要介绍了南通方言研究大致情况和重要成果,并强调了利用地理语言学方法研究南通方言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关键词: 南通方言 地理语言学 研究方法
　　
　　南通处在南北的交汇点上,其内部方言复杂多样,甚至其内部不同方言区的人难以沟通,外地人则更有不知所云之感。针对南通方言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需要采用不同方法对其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南通方言的研究最早要追溯到清末学者孙锦标的《南通方言疏证》和《通俗常言疏证》。《南通方言疏证》“计四卷五十类,大致以‘人事’、‘自然’、‘生物’为序;释义主要针对《光绪通州志·方言》辨正、溯源、订补;注音包括直音、读若、反切三类;引证广泛,例证丰富”[1];而《通俗常言疏证》则“受明清以来俗语研究学风的影响,把一般性俗语溯源研究与南通方言俗语辑录结合起来,对5595条俗语词进行了立体性的疏证考释。其篇幅和疏证特点堪与《通俗编》媲美”[2]。这两部著作对南通方言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但基本上是采用的传统语言学的方法。
　　在现代语言学时期,该地区方言的研究主要是对代表点(一般是城关)的方言进行描写和分析,一般详于语音和词汇的描写和比较,而略于语法。较早的研究有《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3],该书是在当时全国方言普查的背景下编写的,以江苏省和上海市的方言的为研究对象,其中也包括了南通地区的方言。该书除了《序》、《目录》和《引言》之外,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的分区”;第二部分“字音对照表”;第三部分“常用词对照表”。《引言》交代了三件事:(1)这一次方言普查的七十四个调查点(包括南通市的七个点)和使用的调查表;(2)本书的内容;(3)本书使用的语音符号。第一部分是综合性叙述,又分成(上)(下)两部分。(上)“各区语音特点”分区叙述四个方言区的语音特点,其中启东、海门属于第二区,南通市区(崇川、港闸作一点记)、通州、如皋、如东、海安属于第三区。(下)“方言地图”四十二幅,图1-23是语音方言的地图,图24—42是词汇方面的地图,图前有说明、参考地图等。其中涉及的语言参项有“古入声今调类”、“古去声字今调类”、“古全浊声母”、“s、?拶分混”、“尖团分混”、“‘徐、祥、详’声母”、“‘环’字声母”、“‘黄、王、杨’同音不同音”、“‘搬’与‘班’、‘官’与‘关’韵母异同”、“‘肩’与‘间’、‘嫌’与‘咸’韵母异同”、“in、i?耷分混”、“‘马’字韵母”、“‘打’字韵母”(以上为语音参项)、“下雨”、“家”、“公鸡”、“锅”、“锅铲子”、“脸(洗脸)”、“知道”、“睡”、“喝酒”、“穿(穿衣裳)”、“宽”、“窄”(以上为词汇参项)。第二部分对照排列北京和二十个调查点(含南通市区、如皋、海门三点)的2601个单字音,表前有说明和二十点方言(含南通市区、如皋、海门三点)的声韵调表。第三部分对照排列二十一个调查点(含南通市区、如皋、海门三点)的567条常用词(包括词组),每条用通用的说法标目。该书反映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调查成果,在方言地图部分包括了南通市的七个点(崇川、港闸作一点记),第二部分的单字音对照表和第三部分的词汇对照表只包含了南通市区、如皋、海门三点,较早地对南通市的方言进行了系统的描写,并且将南通市的方言作了分区,其中启东、海门属于第二区,南通市区、通州、如皋、如东、海安属于第三区,只是将通州(当时为“南通县”)与南通市区、如皋等点划为第三区这一做法有不同观点[4]。与《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相仿的还有《江苏省志·方言志》[5]。该书将江苏境内的方言分为“江淮方言区”、“吴方言区”和“北方方言区”,其中南通市区、通州、如皋、如东、海安属于江淮方言区的通泰片,启东、海门属于吴方言区的常州片。
　　《通泰方言音韵研究》[6]一书也涉及了南通市方言的调查和研究,该书所涉及方言的地理范围与《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括》的第三区方言大体相同,共同之处在于两书所调查的对象都着重于城关方言的调查,其区别除了研究范围的大小不同之外,在研究方法上,《通泰方言音韵研究》不但着重于共时的调查和描写,而且从历时的方面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解释。该书的主干部分是第二章至第五章。第二章“通泰方言语音系统”介绍了通泰方言的特征、内部分区和代表点语音系统。该章将通泰方言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其中东部包括南通及其周围乡镇,区分的标准是通泰方言东部古假摄有两类韵母形式,分为是[o]和[ɑ],而中部和西部只有一类;中部包括如皋、如东、海安(东部)等,区分标准是有声母[?],古假摄字在今方言中只有一类,而包括海安(西部)在内通泰西部方言无声母[?]。第三章“通泰方言的声母及其历史演变”将声母分为“帮非组”、“端组、泥组”、“精组、知系”、“见系”四大类对通泰方言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且对早期通泰方言的声母系统进行了讨论和拟测。第四章“通泰方言的韵母及其历史演变”将韵母分为阴声韵(果遇流摄、效假摄、蟹止摄)、阳声韵和入声韵(咸山摄、宕江、通摄、深臻曾梗摄)进行了讨论,并拟测了通泰方言早期的韵母系统。第五章“通泰方言的声调及其历史演变”则讨论通泰方言入声的言表、全浊上及浊去的演变,以及早期的声调系统。该书的研究不包括启东和海门的方言。而《南通地区方言研究》[7]一书则是迄今为止全面、系统地调查南通市方言的唯一著作,着重研究的有南通话、如皋话、海门话和四甲话,包含语音系统、音变规律、同音字汇,以及与北京音的比较和与中古音的比较等内容,另外还包括“南通方言字音对照表”、“南通方言词汇”、“南通方言语法”、“南通方言地图”、“南通地区方言标音举例”。总之,该书内容丰富而详实,不过该书对通州(金沙)方言的研究稍有欠缺,只是在字音对照表和方言地图中有所反映,实际上该方言和四甲话一样具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而且处在通州市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采用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南通方言目前有《江苏通州方言的过渡特征研究》[8]和《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9],对南通市江海官话和吴语的交界地带进行了调查和研究,用方言地图的方式对调查结果进行展示,并对语言地图所反映的语言现象进行解释。地理语言学,又称为“语言地理学”或“方言地理学”,著名汉学家贺登松曾对地理语言学作如下的描述:(1)慎重遴选少量语音、词汇与语言片段到较多的地点进行调查,记录下其发音。(2)每个调查项目制作一张地图。这时,对语言资料不作任何修改,以实际记录的形式表示出来。(3)把词及其所指称对象联系起来,也就是要研究词汇中所反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的文化现象。(4)对地图进行解释。对于语言学者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这是要以上述三项工作为前提的[10]。语言地图的作用是为语言(方言)间作比较、为语言演变的历史提供可靠的材料。由此,我们能够确定语言和文化的地理界限,也能够今而研究语言和文化相互影响的关系。
　　南通市境内分布了两种很有特色的方言:吴方言和通泰方言。南通市区方言有20个声母、54个韵母和7个声调;如皋方言有21个声母、48个韵母6个声调,如东方言有21个声母、49个韵母和7个声调,海安方言有20个声母、54个韵母和6个声调,启东市区方言有30个声母、46个韵母和8个声调,启东吕四方言有29个声母、49个韵母和8个声调,海门市区方言有30个声母、47个韵母和8个声调,海门四甲方言有29个声母、50个韵母和8个声调,南通通州区方言有29个声母、48个韵母和7个声调。这两种方言的语言特征在地理上是如何演变的正是语言学界要解决的问题。比如:(1)声调系统的考察。典型的吴语声调较多,如苏州话有7个声调,而官话方言声调较少,如北京话、徐州话只有4个声调,甚至更少的,如烟台话只有3个声调。而接触地带的方言如江苏如东(马塘)话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