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　人才培养目标　质量观
　　论文摘要：人才培养质量问题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主题。当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基本质量期待发生重大变化时．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应相应进行根本变革。
　　人才培养质量问题在当代中国已成为关系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话题和基本支撑。其提出的背景，为理论界和实践界所关注的主要有两个：一是1992年以来高等教育系统急功近利心态的勃发，造成了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严重削弱，人才培养质量持续降低；二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而高校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这一步伐，办学条件恶化，造成人才培养质量的降低。上述这些看法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现状。但是。人们还很少注意到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更为深刻的原因：质量观的变革。高等教育质量观即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其核心是高等教育应培养什么样的人即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教育质量观的本质就是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当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已经发生重大转移，而人们仍然坚持传统的质量评价标准时，高等教育质量问题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了。
　　一．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观问题的突显
　　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基本质量期待的转变，是同2o世纪8o年代初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同步开始的。而最为剧烈的时期当为上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的10年。这种转变，归根结底是高等教育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以及高等教育自身不断变革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从如下若干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
　　第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所产生的人才需求结构和基本内涵的巨大变化从外向上推动着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质量观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已经并正在经历的巨大变革和转型成为我国当前高等教育质量观问题迅速突显的根本外在动力：
　　其一是高度政治型社会向以经济型为主要特征的全面发展型社会转型。1957年以后，受“左”倾错误的左右，我国社会发展逐渐偏离正途，陷入恶性循环，社会全面和高度政治化。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遭受了十分严重的创伤。“教育革命’从根本上消解了‘象牙塔精神’。高等教育完全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附庸。”在人才培养目标上，“红”被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学术型和职业型人才被打入冷宫。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我国社会的根本转型就拉开了帷幕。通过实施正确的改革开放政策．我国社会重新步入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轨道。与之相适应的是通过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正式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标，而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嘲高等教育也得到了有效的恢复和发展。在人才培养的目标上。彻底摒弃了过去重“红”贬“专”、政治挂帅而学术和业务被完全否弃的目标要求和质量观．建立起既追求红又高度重视专的学术型和职业型人才培养目标。
　　其二是随着社会经济改革的全面深入推展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社会系统的纵向分层和横向分化十分明显。对人才需求的多样化特征逐步突显。在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我国社会全面政治化的特征逐步消褪，社会系统呈现出多方向和多层面的分化态势，国家对社会的同化作用也相对消减。不同利益主体纷争的格局初步形成，高等教育不再只是国家一家的人才培养基地，而承担着日益增多的不同利益主体的纷繁芜杂的功能期待和价值要求。对人才培养目标和质量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张和要求，推动着人才培养目标的多样化发展。随着社会系统的根本转型。即使是传统的需求主体也在人才需求规格和具体内涵上发生了迁移。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部分高校出现了少数毕业生被用人单位退回的现象，并在随后几年里，这种现象愈演愈烈。这一方面可能由于人才培养质量上的原因，另一方面则表示，我国传统的人才培养目标下所培养的人才数量开始供过于求和传统人才培养目标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了。
　　其三是知识经济时代的脚步声已经开始在我国社会产生热烈的回响和震荡。推动着社会各界对日渐进入现代社会之“轴心结构”的高等教育系统如何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契合知识经济发展要求进行理性思索。
　　20世纪末．知识经济初现端倪。知识经济是继人类社会已经出现过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的第三种经济形态．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的生产和应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大量超过其它各种要素的贡献率。知识经济的本质是创新，是以知识的创造和创造性地运用知识为前提和基础的。知识经济的这种本质是与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知识的继承和创新——彼此契合的。高等教育进人社会“轴心结构”一方面正是这种契合的逻辑必然，另一方面又对其知识创新的能力特别是培养具有创造知识和创造性地应用知识的主体的能力提出更高的期待和要求。更直接地说，知识经济社会中，高等教育的传统的“创新”要求脆弱的人才培养目标开始受到严肃的质疑和拷问。
　　其四是2o世纪末叶人类社会对社会发展观的根本转变引导着人们对社会人的基本素质包括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素质期待和质量要求作出重新思考和厘定。
　　自西方社会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发展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的信仰和方法论一直主宰着人们对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式的选择。这种发展主义本质上是工具主义和片面的．它一方面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又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能源枯竭、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爆炸等问题层出不穷。而且，人文环境也处于持续衰退过程之中。针对发展主义的这些弊端，人们一直在寻找适合于人类要求的新发展进路，其主要内涵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全面发展，即不仅强调经济发展，而且强调它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和共同发展：不仅关注人的物质要求。而且关注人的精神需求；不仅注重工具理性，而且注重价值理性。(2)可持续发展，即对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活动进行适当调控，以确保“既满足人类目前需要和追求。又不对未来的需要和追求造成危害”。(3)转移式发展，即摆脱现有工业文明，寻找新的文明，如信息文明，“逐渐改变人类目前的需要和追求，并在未来形成全新的需要和追求。把人类从目前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解脱出来，从根本上脱离目前的环境问题，从而开拓一种新的文明”。新的社会发展理念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人之本质及其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的认识，一种全新的关于人的理论出现在教育学体系中，从而督促着高等教育对传统的与发展主义理念相恰切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质量要求进行彻底修改。
　　第二，教育学包括高等教育学对于素质理论普遍认同和对该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作为一种思想力量推动着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巨大转变。
　　2o世纪90年代以来，“素质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学界和高等教育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但“素质教育”不仅仅只是对应试教育的反动，而具有更深层次的内涵。首先，素质教育作为一个概念虽然始现于我们这个时代，但其内容的存在却已相当久远。在某个意义说，教育即素质教育，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素质．只不过“素质”在不同的时空维度下有着其特殊的涵义。其次，在我国当前的时空向度下研究素质教育，实质上是对该时空向度下教育目标及其操作模式的探索。其研究必然包括对传统教育目标和操作模式的反思和批判、对转型时期社会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活动的功能期待的梳理和理性分析、对高等教育的内在发展逻辑的科学研究、对人之本质和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厘定等诸方面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才能形塑出新的时空维度下的新的教育观、人才质量观。当代我国素质教育理论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对我国现代背景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调整及其具体维度和内涵的研究，已经并将继续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人才质量观的转型。

　　第三，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内在力量将推动着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战略性调整。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从其动因来看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求这种外在力量推动的结果。但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向大众阶段的转变．又将成为高等教育结构和理念、功能转变内在推动力。马丁·特罗指出：“大众高等教育与精英高等教育的区别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还表现在质量上。”明显的变化除入学人数占适龄人口的比例大幅增长外，还有质的差异：“老师和学生对待接受高等教育的观念、学生接待高等教育的作用、高等教育的社会职能、课程、典型的学生经历、拥有同类学生的程度、学术标准的特性、高等教育机构规模、教学形式、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教育机构之间界限的性质、管理模式、选拔学生和老师的原则与步骤等。”上述差别的最深刻和最根本的体现当为两个阶段之间在人才培养目标和质量观的不同。这种不同表征为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在形式上。人才培养目标和质量观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大众高等教育因其系统的多样性不可能像精英高等教育那样遵循一种高度统一的学术性质量标准。而是遵循一种以多样化为基础的发展性质量标准。”否则，高等教育就不仅不能满足推动其进入大众化阶段的社会多元利益主体的不同要求，而且其走向大众化也会失去必要的合法性基础。在实质内容上，“精英高等教育主要是塑造统治阶层的心智和个性，为学生在政府和学术专业中充当精英角色做好准备”，培养学术型人才。“在大众高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仍然是培养精英，但这是一种范围更为广泛的精英，包括社会中所有技术和经济组织的领导阶层。重点从塑造个性转向培养更为专门的技术精英。”
　　二、我国高等教育新型质量观的基本内涵
　　在上述各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一，从传统的追求人格的标准化和统一化的质量观向彰显个性发展和人格完善的质量观转化。
　　彻底摆脱人对人、对物的依赖性，消除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共产主义者的历史使命之一。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之一是不断彰显人之个性，推动人之为人的人格的完善。但是，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由于受极端“左”倾思想的影响，我国实施的教育质量观基本上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具体表现在：集体主义的至上性，基本无视了个人的存在；政治挂帅，忽视了“人”内涵和外延的多样性。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我国的社会生活回归正常轨道，也随着人们对历史的不断反思和对人性之基本特征和高等教育的本质内涵的不断深入研究，我国教育事业，包括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相应的质量观都在发生着相应的转型。特别是世纪之交，面对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汹涌浪潮以及国际竞争格局的日益激烈，高等教育的科学技术“孵化器”功能不断得到重视。并必然带来了“高等教育应培养大学生创造能力”的呼吁。而一方面创造能力的提升依赖于个性的张扬。另一方面人的素质构成本身就是多层面、多类型、综合性的．其中创造潜能是最为活跃的素质，将这种隐性素质显性化并不断提升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展现“人的本质力量”的过程。
　　因此．高等教育质量观从传统的压制个性，追求人格形塑的统一性和标准化向张扬个性，完善人格的转型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就必然显得更加剧烈和明显。
　　第二，从传统的以培养被动地接受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为主的质量观向培养主动地获取知识、创造知识和创造性地应用知识的能力的质量观转变。
　　“能力”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对于社会人来说，既包括做事的“能力”，又包括做人的“能力”，因此，必须先将“能力”概念之所指给予限定，以与其之能指作出区别，这样方能对之进行科学的讨论。根据本节的逻辑布局，以及“能力”研究的具体语境，我们认为，应当从“知识经济”角度来考察“能力”之本质内涵。这样．我们所讨论的“能力”毫无疑问是指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哈耶克就说过：“现代社会的有效运作，须依赖于知识资源的获取，然而知识的获取，又首先须以掌握一定的技术——其中首要的乃是‘阅读’的技术——为前提条件：换言之，人们在能恰当地为自己作出何种对自已有益的判断之前，就必须获取这些技术。”但是，对“能力”内涵的这种一般性界定并不能表征出高等教育质量观的转变。换言之．我国过去的高等教育目标和质量观里也暗含着这种要求和标准。这样，问题就转变为：是一种怎样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当我们把这种能力内涵纳入不同的教育质量观中进行考察时，就会发现，不同的时空向度中的能力质量观还是有差别的，其集中表现在于创造性这一要求的出现。也就是说，过去。我们的高等教育虽然也倡导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创造知识和创造性地运用知识的能力。但这种质量要求始终是边缘性的，而未能占据当时高等教育人才质量体系的核心和主导地位。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这种能力目标已经迅速地挤入我国高等教育的新型质量观中，并成为其中的关键组成部分。“高校实施素质教育应把大学生创造能力培养作为核心目标和基本模式”已成为全国高等教育界的共识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基本标准。而江泽民主席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正是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观的这种转变的根本标识。
　　第三，从传统的单纯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的质量观向思想政治素质和社会道德素质并重的质量观转变。
　　实现高等教育质量观的这种转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标志。理由有二：(1)就思想政治规范与一般的社会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而言。
　　一方面二者在一定意义上相辅相成，共同维系着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行和协调整合：另一方面后者比前者更为普适。也就是说，后者是适合于整个社会系统的，同时，良好的道德规范体系有其能为绝大多数社会个体接受和遵守的底线，因此它又是现实的。相反，前者主要只能适应于政治子系统中的成员．与追求某种理想的政治目标的人联系紧密，而这种同理想甚至理想主义密切结合的规范必然高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接受能力。因此，无论是从社会个体还是从社会子系统角度看，思想政治规范的适应性都要比一般的社会道德规范狭小得多。当一个社会中出现以思想政治规范替代社会道德规范的现象时，一方面说明了社会的全面政治化。另一方面说明了社会规范的某种程度上的反现实性。这些都是社会运行陷入危机的标志。过去。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观在这个方面完全以“红”这一内涵狭隘的政治规范代替一般意义上的、作为社会系统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纽带而存在的道德规范，无疑是需要改革的。(2)就道德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论，积极向上的道德建构对于社会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高校在培养具有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构要求的道德情操和精神面貌的知识型创业者方面负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使命。(3)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在社会场域中占有不同的位置。扮演不同的角色，必须熟练不同的道德规范，因此有必要把公民道德和职业道德教育都纳入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计划中：职业道德承担一定职业的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公民道德则是作为社会公民的每一个人从事社会活动的基本准则。而这些是高等教育质量观范畴的重要内容，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