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谈及舆论场时，有关“官方舆论场”的争议不断，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简略的表达，没什么大不了，没有细究的必要。也有人认为这样有挑拨官民的嫌隙，会造成民众对官方的误会。这种对“官方舆论场”的质疑，主要依据是官方意见不能算成是舆论。本文为了理清这种争论的本质原因，试图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官方舆论场”这种说法的合理之处，质疑之声出现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
　　关键词：符号 舆论 符号义 官方舆论场
　　一.“官方舆论场”的说法引争议
　　伴随网络的发展以及层出不穷的网络舆论事件给官方带来的压力，新闻界兴起了有关舆论场的研究热潮，“舆论场”、“官方舆论场”“民间舆论场”“网络舆论场”等等也成为官媒热词。但由于当下的“舆论场”理论还不成熟，没有完善的理论系统，因此面对相关的种概念，大家还不能达成共识，环顾当下，已有学者对“官方舆论场”这一概念提出质疑。“‘官方舆论场’本身是一个无法成立的伪命题，应当丢弃这一说法，以免误导众多媒介和草民大众。”继而认为官方媒体只能引导舆论，将“两个舆论场打通”既没有必要，也无法做到。
　　基于这种观点，便有学者认为应该将主流媒体的“舆论场”改名为“宣传场”，“主流媒体传播的一些观点出自宣传需要，只能叫做宣传场而不是舆论场。”这种说法看起来直接破解了之前的质疑，但在某种程度上是把人们带进了另一个误区。舆论究竟能否被制造，官方能否制造舆论呢？本文将从符号学的角度进行阐述官方制造舆论的可能性。
　　二.符号与舆论的关系
　　索绪尔是符号学理论的奠基人，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首先提出了符号学的概念：“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我们称之为符号学”。他认为符号是人类传播的基础，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代表了语言形式，“所指”代表概念内容，二者不可分割。刘建明在《基础舆论学》中指出：“舆论是由意见或观点体系组成的，是若干舆论细胞的集合”，而“舆论细胞，即单一的舆论意见正是由印象、情感、信念、态度和见解这些要素组成的”。简单地说，舆论是意识的集合。而从符号学研究范畴看，符号学的研究涉及到意义表达的一切领域，因此从符号学来分析舆论是可行的。
　　根据符号学的观点，生活中人们接收到的信息实际上是一系列的符号，它来自于各种传播渠道，包括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等。符号学中的“能指”也称为“符号具”，“所指”则称为“符号义”。有关相同事件的不同符号的“符号具”是一样的，都是指有关事件的客观信息，而客观信息之外的那些有关主观意识的信息，如态度、意见、立场、情感、信念、心情等，则属于“符号义”的范畴。按照舆论学的观点，“舆论是由意见或观点体系组成的”，而符号学中的“符号义”包含了所有意识方面的东西，因此可以认为舆论是“符号义”聚合并显现的结果。
　　三.从符号学角度看争议来由
　　（一）存在即合理
　　有关“官方舆论场”这一概念的争论，实际上是有关“官方能否制造舆论”的争论。若从符号学的角度，结合我国新闻媒体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官方是能够制造舆论的，而这种制造不是一对一的直接过程，主要通过媒体作为中介来实现。当某起重大事件发生时，官方将自己认可的“符号义”，结合具体的事件形成“符号”，通过媒体向大众传播。当一群人解读相同的“符号”，大多数人都能获得其中的“符号具”，即“能指”。虽然在二次编码及二次解码之后，每个人收到的和内化的“符号义”不总是相同，即每个人形成的主观意图或对传者主观意图的理解（如果有去理解的话）不同，导致每个人的立场态度也就不同，但是对于接受同样“符号”的人，形成相同意见的概率要大于接受了不同“符号”的人。
　　在过去，传统媒体作为主要的传播渠道，如果受某种原则或观念的约束，制造的符号都含有相同的与官方一致的“符号义”，那么受众容易形成与传者主观意图相同或接近的意见，加上沉默的螺旋在作用，受众会以为媒体里的意见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而接受媒体的“符号义”，也就接收了官方所认可的“符号义”。因为舆论是“符号义”聚合的显现，那么当认可官方所认可的“符号义”的人在数量上达到一定规模时，就能形成与官方立场一致的舆论场。因此基于这种“符号义”范畴内的共性，“官方舆论场”一

可以成立。
　　（二）变化引争议
　　在过去，官方能够构建强大舆论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受众接收到的信息“符号”的单一化所致。然而，在这个通讯、交通如此发达的时代，尤其是网络等新媒体的发展，导致大家接受信息的渠道变得十分多元，同一客观信息在不同媒体编码后会形成多种具有不同“符号义”的符号。因此受众接受官方的“符号义”的概率，相比过去下降了许多，官方舆论场的形成不再那么容易。
　　除了“符号”多元化是导致“官方舆论场”建构失利的因素之外，官方想要传达的“符号义”与受众实际上收到的“符号义”会有所差别，而这差别的多少也决定了官方是否能够成功构建舆论。很显然，当下的状况表明了受众接受的“符号义”与官方想要传达的“符号义”出现了很大偏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内容不符合受众胃口，所以受众直接拒绝该符号；立场过于高大，受众在接受符号时带着抗拒心理拒绝掉“符号义”，甚至形成相反的对立的“符号义”。总之各种原因导致了传递与接收的错位，使得政府不能构建拥护自己的强大舆论场。
　　（三）改革是真理
　　马克思的辩证法要求我们要用全面的、联系的观点来看世界，那么受众在收到多个内涵不同的符号之后内化的意见相对来说更具有理性也更接近真实，所以我们应该肯定符号多元化对舆论产生的积极意义。另外一方面，虽然我们从符号学的角度认可官方具备构建舆论场的能力，但是舆论的主体始终是民众，民众的“符号义”才是舆论构成的基本要素。因此，“官方舆论场”在面临当下与其它舆论场发生的错位问题时，应该从自身出发，寻找问题根源。
　　有关官方舆论场的争议，实际上是还源于“宣传场”和“舆论场”的争议。在关于“官方舆论场”的争议中，有人直接说“主流媒体舆论场”不是“舆论场”，是“宣传场”，企图通过公开宣传意图，转移讨论的重点，来完全否认两者的冲突矛盾。这其实又回到原来的矛盾，“宣传场”与“舆论场”可以并存吗？当一个“符号”承认它在向你推销某种观点，你还愿意接受它的“符号义”来内化为自身的意见吗？舆论和宣传之间是存在冲突的，因为在两个行为后面的受众地位发生冲突。在舆论中，受众属于制造符号者，是主体；而在宣传中，受众属于接受符号者，是客体，在既把受众当主体又把受众当客体的传播实践里是必然会出现问题。因此要想消除这种争议，就必须与时俱进，改革“宣传场”与“舆论场”的关系。
　　对于如何处理“宣传场”与“舆论场”的关系，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的著名的“圈子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地方。他认为关于媒体是喉舌的定义有大圈、中圈、小圈之分。大圈是指“凡是媒体都是党的喉舌”这一传统观点，中圈则缩小了范畴，以“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来表达，小圈划定的是“党报党刊是党的喉舌”。李良荣教授认为，“中国进行新闻改革25年来，‘大圈’之说已基本消失，现在‘中圈’与‘小圈’之间徘徊”。而当今的“喉舌论”适用于“小圈”。建立“小圈”式的“喉舌论”实际上就是让媒体创造拥有自身“符号义”的符号，而不是官方的。这样做一方面会缩小“官方宣传场”，那么与它负相关的“官方舆论场”相应地可能被扩大。另一方面会形成并扩大“媒体舆论场”，主要是传统主流媒体的舆论影响会增加。新形成的“媒体舆论场”将与现有的以网络为主体的“媒体舆论场”进行磨合，从而形成一个新的以所有媒体为主体的“媒体舆论场”。
　　同样以马克思的辩证法为依据，这样形成的“媒体舆论场”将更有利于社会，它既包含了网络的真实，也包含了传统媒体的理性。由于原来的“网络舆论场”被包含在新的“媒体舆论场”内，也就不存在“网络舆论场”，它与“官方舆论场”的对立也就消失了。至于新的“媒体舆论场”与“官方舆论场”的关系，它既不是原来传统媒体与官方的附属关系，也不像“网络舆论场”与“官方舆论场”的对立关系，虽然现在还无法确切地定义，但是可以推断出，它将是优于以上二者的一种更和谐、稳定的关系，更能促进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刘建明.两个舆论场若干歧义的破解[j].中国记者，2013（1）.
　　[2]索绪尔著，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1999：38.
　　[3]刘建明.基础舆论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11.
　　（作者介绍：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

播学院2012级新闻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