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是20世纪80年代极具影响力的重大国际性事件，但是两国改革的结局却截然相反，苏联的改革没能挽救苏联解体的命运，中国的改革却使得国家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主要通过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对中苏两国的改革进行比较，对两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分析。
　　关键词：结构功能主义；改革；中国；苏联
　　中图分类号：d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049-02
　　当1991年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缓缓降下，标志着存在了近70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复存在。可见，20世纪80年代，苏联党和国家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并没能挽救苏联解体的命运。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改革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近10年来，中国的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本文主要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对中国和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比较，对两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分析，以期获得相关的经验。
　　一、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概述
　　结构功能主义是指那种将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试图通过探讨其结构和功能而揭示其运行规律的研究方法。结构-功能分析的基本概念包括结构和功能，结构即一系统内由特定行为主体所构成的组织安排、反复出现的行为方式或不同角色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功能即与此类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式之目的和过程相关联的影响或行为结果；其基本的分析逻辑意在强调结构与功能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转化。
　　最早的结构功能理论的基本观点发源于19世纪的英法两国。在20世纪初由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引入到社会科学中来。帕森斯认为社会学的基本任务：一是进行结构分析，即将各种社会因素结合起来使之具有一致性或者整体性的方法或者途径；二是功能分析，即对社会生活或者社会系统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进行分析。而将结构功能理论引入政治学的是阿尔蒙德、鲍威尔、阿普顿等人，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1960年，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在《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中，首次将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学。他以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学说为基础，首先确立了政治系统或者政治结构的概念。他认为政治结构，是指一个政治系统中相关的政治角色之间固定化关系的形式，亦即政治行为的模式，主要是指政府的宪法结构、行政结构、司法结构和政党结构、利益集团结构、政治文化结构等等，并且这种结构也沿袭了输入—输出和要求—支持的基本思路及有关环境、边界和压力—反应等与系统有关的分析要素。其次，他又引入政治功能。政治功能是政治结构的活动后果或影响。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的系统、过程和政策》一书中将政治系统的功能进一步细化为两个层面：一是系统功能层面，包括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政治沟通；二是过程功能层面，包括利益表达、利益结合、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最后，阿尔蒙德提出结构与功能的区分和互动的思想。一方面，每一个政治结构都会发挥一定的功能，一个政治结构会有多种政治功能，一个政治功能会由多个政治结构来履行。另一方面，所有的政治系统所履行的功能与其所履行功能的结构性质无关，即政治系统和政治功能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结构功能主义为政治学提供了一个从体系—过程—政策三个层次来对各种复杂的政治现象进行剖析的全新的框架，分析和评价一个国家政治体系的实际活动过程，以及它在各个层次上所发挥的功能，有助于人们理解各种政治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中苏政治体制改革比较
　　（一）中苏政治体制改革相同点
　　首先，中国和苏联的政治性质相同，具有很高的同质性。中国和苏联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性质同为人民民主专政。1918年苏联制定第一部宪法开始，苏联在历次的修宪中都明确规定了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并且严格规定了各加盟共和国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确立各级行政机关的设置和政治体系的安排。新中国的宪法是以苏联宪法为蓝本而制定起来的，它同样规定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明确了国家中央与地方机构的设置。同时二者规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全国的执政地位。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与苏联具有很高的同质性。
　　其次，中国和苏联在国家政治结构上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苏联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联盟院与民族院组成的最高苏

埃，在最高权力机关下设置相关政治职能部门，组织苏联部长会议、选举苏联最高法院，任命苏联总检察长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家政治体系基本上是模仿苏联的国家政治体系，国家最高权力集中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最高权力机构之下设置相关的政治职能部门，如国务院，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等。虽然二者有相同的国家政治体系，但在改革的过程各有不同的表现。
　　最后，政治改革的任务大致相同。中国和苏联分别在1918年和1949年建立政权以来，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政权建立初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经济管理过死过严，缺乏足够的动力和活力，忽视价值规律、市场的作用，经济效益十分低下。政治上过分集权，缺乏社会主义民主，个人独断专行，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受到压抑，容易产生个人迷信、特权和官僚主义等种种腐败现象。这种状况在整个苏联时代和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尤为明显，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所以，两国在改革过程中确定了共同目标，就是由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分权、法治的后权威型体制转型。
　　（二）中苏政治体制改革差异
　　第一，改革的过程不相同。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先从政治民主化改革入手，然后再进行经济市场化。鉴于缺乏活力的政治体制，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指导思想从原来的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体制转向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其具体做法是搞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以所谓多党制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以议会制度取代苏维埃制度，实行军队非党化。1988年12月1日起到1991年底，对苏联宪法进行了5次修改，将民主化改革的内容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试图通过中央层面的改革以换取民众和西方的支持。但是这一系列的举动导致苏联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政权，同时也影响到了经济改革，使得经济改革缺乏组织资源基础和民众支持，造成了苏联后期和俄罗斯建国初期经济震荡，贫富差距扩大，生活日用品匮乏，gdp大幅度下滑。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确立了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过程。中国的改革过程虽然不像苏联那样暴风骤雨般，但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远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此外，中国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引入西方先进技术，重视普通民众在改革过程所发挥的作用，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其所领导的政府在民众心中地位和权威，为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第二，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不同。苏联在改革过程之中，指导思想搞多元化。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宣扬建立人道的、民主化的社会主义。在政治文化建设中，他所领导的苏联共产党不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再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输入西方的民主文化制度。同时，否定苏联共产党和苏共前领导人在苏联建设过程之中的历史功绩，放宽意识形态的控制，民众可以任意批评苏共。1986年戈尔巴乔夫解除对公开讨论和个人意见表达的限制的同时，也放宽对大众传媒的控制，鼓励民众和大众传媒对苏联党政机关进行批评。苏共机关报《真理报》的主编和国家电视台的主要负责人相继换人，有些重要职位由非苏共党员来担任。这样一来，苏联的领导层完全失去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各种思想充斥其中，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但对苏联共产党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批判尤为激烈，使得苏联在整个意识形态方面全面崩溃。中国在改革过程中也面临政治文化的建设问题，如居心叵测的人提出全面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客观地评价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充分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同时，中共在改革过程中重视法律和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统一全党思想，开拓政治经济改革的思想空间，集中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民主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对待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社会问题的态度不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益于改革政策执行到位。但是不少社会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如职务犯罪、暴力犯罪

逐渐增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等。针对这些问题的出现，中国的领导层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在中共中央建立起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政法委员会，加大反腐和倡廉的建设力度，打击暴力犯罪，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然而，苏联改革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没有得到苏联领导层的高度重视。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之中一味地重视苏联中央层面的改革状况，忽略了人民大众和整个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改革没让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反而使得贫富差距扩大，犯罪率不断攀升。所有的社会问题集中爆发，动摇苏联国家的根基，丧失了民众的支持。面对社会问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使得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三、结论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又有各自的不幸。苏联改革和中国改革是20世纪80年代的重大国际性事件，但是两国的改革结局却截然相反。通过比较，苏联改革的失败给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改革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首先，要正确地对待自己国家的历史和功绩，结合本国特点进行有益的改革。其次，改革的主力是本国人民，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自己，不能一味地进行输入式改革。第三，改革不是目的，不能为改革而进行改革来打破原有运行良好的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社会生活水平，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最后，执政党要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创造和维护一个安宁的改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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