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兄弟》描写了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的民间面貌，重点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和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书中所述人物性格各异，特色鲜明，江湖气息尤重。通过对李光头等典型的江湖角色分析，我们了解到江湖文化作为一种比较独特的民间文化，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仍具有较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兄弟》 江湖角色 江湖文化
　　《兄弟》表现的民间是直率真实甚至是有些露骨的，一如民间的本性。阅读《兄弟》，在余华的文字中还原出一个真实的中国民间出来。《兄弟》的现实主义创作在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改革剧变的同时，也表现了江湖和江湖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变迁。表面上看，当代人很难脱离社会体制的铜墙铁壁，江湖似乎要销声匿迹，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优胜劣汰的社会氛围，人人都要称兄道弟，以江湖人的态度和方式方能生存。江湖在当代除了指代黑社会这一狭窄之义以外，更多的变成了一种“场”的概念，无形无性而又无所不在，甚至有人的地方即可自成一“江湖”。我们从《兄弟》中各色人物的或现实或荒诞或滑稽或悲情的行为中，更加清晰地看到当代江湖和江湖文化的存在形式和内涵意义。
　　《兄弟》中的“江湖”难以言状，不是传统意义上体制边缘的流动空间，而更似一个磁场，具有无形而巨大的聚拢力，在主流社会空间中开疆拓土。在当代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时代， 江湖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包容性和生命力，与时代主流的其他文化融汇难分彼此。其中，义气、报、利己、英雄主义、平等思想、自由意识等典型的江湖文化在当代社会逐渐“普泛化”而“渗入人心”。
　　称霸江湖的李光头
　　陈思和说：“《兄弟》真正地写活了李光头这个人物。表面上看，他是一个草莽英雄，既粗鲁自私又直爽侠义，既果敢无畏又狡黠奸诈，但是，他的骨子里， 仍然不乏一些悲悯情怀，不乏一些执著的人生追求。他对兄弟宋钢的感情可谓血浓于水。他既能受胯下之辱，又能受巅峰之誉。前半生，他几乎被一切大大小小的权力意志所凌辱，而后半生，他却成功地控制了各种权力意志。”[1]李光头在《兄弟》中有各种各样的外号：“小王八蛋”、“屁股大王”、“混世魔王”等都与流氓地痞之意近似。李光头是流氓中的老大，地痞中的高手，难得的是，李光头有自己的操守和原则，虽整天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却从未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潜在李光头内心，表露在其言行中的操守和原则可以分析为义气、报、个人利己、英雄主义、自由思想、平等意识等典型的江湖文化观念。
　　宋钢和李光头小时候相濡以沫的亲密关系也决定了两人成人之后的各种纠结。宋钢与林红相恋时，李光头痛苦万分地喊道：“他要不是宋钢，我早就把他宰啦！早提着他的人头去笑傲江湖啦！可是宋钢是谁？宋钢是我相依为命的兄弟，我只好认命了，只好牙齿打碎了往肚子里咽。”[2]李光头因为曾与宋钢“相依为命”，宁可食言被村里人嘲笑，也不愿破坏了这份兄弟情义，此举与江湖中人讲究的“义气”并无二致。除此之外，李光头之前为了宋钢打刘作家，发财之后默默地接济宋钢，为他治病等事情都体现了李光头骨子里的讲义气。“冤有头，债有主”、“善恶终有报”这一江湖道义也一直存在于李光头的价值观中。在《兄弟》下部中，李光头为了挣大钱而在刘镇集资，借了童铁匠、余拔牙、张裁缝等人的七千元资金到上海拉生意，失败而归之后，被六个合伙人连番报复也毫无怨言，面对趁火打劫的赵诗人则是一顿暴揍，念道：“他们揍老子，老子不还手，是老子弄赔了他们的钱；老子没有弄赔了你小子的钱，老子就要揍死你小子。”[2]这一滑稽可笑的一幕让观者捧腹的同时也不禁对李光头的“讲道理”而心生敬佩。李光头重视“报”，也实践“报”，不仅甘愿领受报复，也不忘报答。回收破烂致富的李光头将之前欠下的债如数偿还，还付给债主们不少利息，并且是分期偿还，足见李光头以“报”立身。
　　作为暴发户的李光头，个人利己主义对他来说可谓是金科玉律。“李光头是典型的文化虚无主义者，道德虚无主义者。他奉行的利己主义，也可称为无赖主义，光头主义，在市场经济和‘文化’大革命中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唯因此，他才能在逆境中成长，顺境时飞扬。”[3]李刚和宋钢一起分享大白兔奶糖时是争抢的；喜欢上林红之后，便不许其他的男人追求她，即使是自己的兄弟；对于前来谈生意的人，李光头则完全一副铁公

鸡的作派，在自己贵得离谱的咖啡厅里要求对方aa制付费…… 从小到大，李光头一直走着趋利避害的道路。李光头身上没有“温良恭俭让”，一直遵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生存哲学。英雄主义对于李光头而言是锦上之花，在处于弱势时，他从不逞英雄，位居高处时，则追求更多的光环。小时候，李光头被孙伟等人欺负时，采取的是打不过就跑，跑不掉就认输的策略，完全一副逆来顺受、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态度。成人之后，李光头则要仗着自己的彪悍暴揍刘作家，要打出劳动人民的本色来；发达之后，报纸、电视等媒体成为李光头的最爱，他要人们都知道他的伟大。其谋划的全国处美人大赛和宇航计划更是李光头力争做焦点人物、英雄人物的表现。李光头不甘寂寞，追求在商场、职场等“江湖”场中扬名立万体现了他浓厚的“英雄主义”。
　　平等意识对于李光头而言是与生俱来的性格。在刘镇这样一个同万千中国乡镇一样传统的地方，即使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长幼有序这样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仍旧存在。在李光头眼里，年长却并不能成为他敬重某人的标准，他更关注的是本领和价值，一如在江湖中多按照武功排座次，资格老的本领也大的才能上位。《兄弟》中，李光头对刘镇的那些比他年长许多的人几乎从来没有称呼过叔叔、伯伯、婶婶、嫂嫂之类的，不是直呼绰号就是干脆什么都不叫直入主题。李光头即使在为了借伞讨好余拔牙的时候也说：“你余拔牙是方圆百里第一拔，你余拔牙就是闭着眼睛拔，拔出来的也一定是坏牙。”[2]李光头叔伯辈的余拔牙在李光头嘴里出来的仍旧是其江湖绰号-余拔牙。不仅传统的宗法氏族秩序束缚不住李光头，明显的社会阶层差异也被忽视。李光头和福利厂的十四个瘸傻瞎聋的残疾人相处和睦，同各处的厂长称兄道弟，即使对政府官员也没有惧色，软硬手段都可施。如果没有打心底里与对方平起平坐的平等观念，李光头不可能无视社会上或明显或潜在的等级差异而从容应对。这也成为李光头敢想敢做，处处吃得开的重要原因之一。李光头不仅信奉平等主义，有足够的胆气，骨子里还活跃着自由精神。李光头因为无所畏惧，总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事，例如自任福利厂厂长，自免福利厂厂长，重新想当厂长的时候就通过静坐示威等手段再次上位。 　随波逐流的童、关、张、余、王
　　刘镇里常自称“走江湖”的风云手艺人非童铁匠、小关剪刀、张裁缝、余拔牙和王冰棍五人莫属了。作为江湖艺人“遗老”的五人犹如时代的墙头草，风往哪里刮就往哪里倒。他们的“灵活性”都源自其逐利的本性，各自之间的关系变化也反映了江湖中利、义、报的内在联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时时刻刻不忘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一个个对着刘镇有史以来最长的游行队伍大声高喊：“要做一个见义勇为的革命铁匠……要做一个爱憎分明的革命牙医……要做一个心明眼亮的革命裁缝……要做一个永不融化的革命冰棍……要做两个锋芒毕露的革命剪刀……”[4]经历了文革的“洗礼”，童关张余王在胆战心惊中保全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五人各自凭借着手艺过上了不错的生活，逐利的本性注定他们难以安于寂寞。李光头第一次集资做生意的时候，五人纷纷投资。失败之后，则对李光头群起而攻之，打得他整天鼻青脸肿。童关张余王五人有共同利益时就团结一致，利益冲突时则分道扬镳。例如在李光头第二次鲲鹏展翅的时候，只有余拔牙和王冰棍入了股，发了财，两人与其他三人原本的伙伴关系瞬间瓦解。童铁匠自立门户，卖起了刀具；张裁缝依旧干老本行；小关剪刀则下了海出门闯荡去了。五人从“连体”到“解体”，始终都是在利的驱使下，有利则有义，有义而善报，无利则无义，无义则恶报。江湖的“义”、“利”、“报”在他们身上上演了一幕幕好戏。
　　童关张余王五人是江湖手艺人的代表，各自在时代的变迁中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环境。彼此的情义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随着义气和报的有无，以及善恶的随之变化，五人之间的关系也就阴晴不定。用“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一句话来形容五人的关系最恰当不过。
　　“走江湖”的周游
　　旧社会里凡是走南闯北、到处流浪的各种生意都称为“走江湖”。这些行业师徒相传，各有门户，各有行话，名为江湖“切口”，行话叫“春典”，有统一的，有专用的，不得一样。总之，除各有不同的技术以外，多半仗着能说会道，都有一套“生意口”。[5]

　　周游是典型的旧社会中的“走江湖”群体的遗留。《兄弟》中直接称他做“江湖骗子”。初到刘镇，周游身上只有五元钱，带着他的假冒人造处女膜和玩具手机，硬是靠着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和深厚的江湖技能先后骗住了赵诗人和苏妹，解决了住房和吃饭的问题。安顿下来之后，周游自吹自擂给刘镇的人们讲了许多不着边际的大话，单纯的人们在他和赵诗人的一唱一和中竟然都相信周游的话。周游在推销自己的人造处女膜时，又将江湖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一副“生意口”吊足了围观群众的胃口，处女膜很快销售一空。全国处美人大赛结束之后，周游又开始了新的征程。这次他诱骗宋钢和他一起到外地倒卖增强丸、丰乳霜等假药，还是凭着“生意口”迷惑无知的众人上当受骗，在被揭穿之前速速溜之大吉。他在生意不景气的时候还要鼓动宋钢做隆胸手术给丰乳霜做广告，其专门利己，毫不利人的本性展露无疑。周游者，四处游荡。人如其名，几乎要游遍全中国的周游得知苏妹有了自己孩子之前执着于自己的“江湖”事业，任何地方都能成为周游的“江湖”，四处闯荡、自由游走成为他的生活常态。只有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孩子之后，才动了安定下来的心思。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周游在漂泊江湖时已经形成了自由散漫的性格，即使浪子回头，来到刘镇和苏妹过起了平凡的日子，也是随便守着点心店，把大把的时间消磨在韩剧上，其随心所欲，自由的心仍是未变。周游身上的利己主义和自由思想是典型的江湖层面上的利己与自由，是当代社会中行走江湖的小商小贩的共性，是其重要的生存哲学。
　　小结：
　　余华自称：“我觉得《兄弟》这部小说对我意义重大。因为我能够对现实发言，正面去写这个变化中的时代，把人物的命运作为主线，把时代和他们联系起来，他们的命运都是这个时代造成的。”[6]在《兄弟》这部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力作中，江湖的许多特质鲜明而刺目江湖角色。通过分析小说的人物形象，我们可以了解到江湖秩序、江湖规矩、江湖思维等在当代社会中逐渐被人们接受并广泛适用。利己的、自由的、平等的、报的、义气的、英雄的等江湖价值标准逐渐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中。可以说，当代江湖文化没有消退，而是在逐渐开放和自由的社会中走向个人、在个性化中深入人心。在李光头、童关张余王、周游等这些典型的江湖角色身上，我们看到江湖文化在社会转型期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给予底层社会的人们在苦难生活中以精神的支撑，给困境中的人以勇气与胆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然而，江湖文化的许多方面与中国改革开放文化进步中所需要的现代理性精神，包括民主法制建设、市场经济规律等存在着矛盾。我们应该辩证地认识当代江湖文化的作用，在认可其顽强的生命力与正面价值的同时，也要警惕其负面作用，避免江湖文化中极端的、风险的、强权的等因素造成社会的混乱与不安。
　　注释：
　　[1] 余华、洪治纲.回到现实，回到存在—关于长篇小说<兄弟>的对话[j]，南方文坛，2006（3）.
　　[2] 余华.兄弟（下）[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110、163、232.
　　[3] 孙宜学.从<兄弟>看余华小说人物塑造艺术的突破[j]，同济大学学报，2009（2）.
　　[4] 余华.兄弟（上）[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80.
　　[5]《文史精华》编辑部.近代中国江湖秘闻（上卷）[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426.
　　[6] 余华、张英.余华：《兄弟》这十年[j].作家，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