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语境下，重温九十多年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重拾论战中的合理因素，思考诸如对待“主义”之态度，以及对待“问题”之方法，有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辩证地理解“谈”与“干”的关系，科学地把握各种“主义”的特殊性和历史性，创造性地推进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主义”的运用与发展。
　　关键词：“问题与主义”之争；启示；空谈；实干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001-02
　　邓小平南行讲话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极大地推进改革的深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语境下，重温九十多年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重拾论战中的合理因素，思考诸如对待“主义”之态度，对待“问题”之方法，以及如何把握“谈”与 “干”间的关系，颇具价值。
　　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提出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南行专列抵达汉口火车站，在月台上散步时与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的谈话里，发出震天动地的声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当时，正值东欧剧变之际，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与困惑。国内关于“姓资姓社”之争，要不要继续改革，要不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争论也愈演愈烈。邓小平以一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锤定音，重新凝聚起国内的改革力量，重启改革开放巨轮。据此所取得的改革成就令世人瞩目。随着变革日趋进入深水区，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中国步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但是党内日益暴露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四大危险给全党敲响了警钟。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2012年11月29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的展览时，总结了过去90多年来，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今日国家繁荣昌盛的辉煌成就的经验，靠的就是 “实干”。他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号召“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1]。时隔20年，一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虽处不同时空，却蕴含着相同的精神实质与内涵——少空谈，多实干。这不禁让人溯历史之流而上，回到九十多年前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当年胡适对“空谈”抽象的 “主义”及其危害的关切有着非常重要的超越政治的价值和意义。
　　二、重温“问题与主义”之争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各种主义盛行，莫衷一是，马克思主义则借助十月革命的东风在中国掀起了一股传播热潮，新文化统一战线阵营随即出现分化。面对马克思主义强劲的传播势头，“实验主义的信徒”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从而掀起了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首先是研究系的蓝公武在《国民公报》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与之商榷，着重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主义”的重要性。不久，在家乡避难的李大钊致信胡适谈了一些意见刊登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即《再论问题与主义》。对此，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6和37号上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继续阐明观点。不久，《每周评论》就被北洋政府查禁，论战遂告一段落。
　　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到《四论问题与主义》诸文，胡适对于“主义”之态度是明确的，即反对“空谈好听”的“主义”、反对“空谈外来”的“主义”、反对“偏向纸上”的“主义”、反对“抽象名词”的“主义”，反对“空空荡荡和没有具体内容”的“主义”，反对“抄袭现成的抽象的口头禅”的“主义”，反对“不从研究问题下手的抄袭成文”的“主义”。总之，一切“空谈抽象的主义”他都反对，而“对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同的”，但应当把它们当成一种假设的观念来研究，而不应用把它们当成绝对的真理，或终极的教条。因此，胡适主张“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指出在中国只能进行“一点一滴改良”，不能“根本解决”社会问题[2]。此时李大钊已公开声称是布尔什维克的“新信徒”，主张“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3]。这个“根本解决”是指经济问题的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那么胡适所列的那些“火烧眉毛紧急问题”[2]，如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卖淫问

题、女子解放问题等，都可以解决。而如何解决经济问题，李大钊提出根本改造社会、改造制度的革命道路。
　　客观来讲，这次论战是实用主义者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一次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思想交锋。“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根本分歧在于谈什么主义，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是走改良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只是当时中国积弱积贫内忧外患，改良的努力又屡屡碰壁的状况下，“根本解决”较“点滴改良”更适合应对当时的中国困局。
　　三、重温之启示
　　重温九十年前的这场思想论战，尤其是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的合理因素在当今“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语境下，确实有警醒作用，有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辩证地理解“谈”与“干”的关系，科学地把握各种“主义”的特殊性和历史性，创造性地推进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主义”的运用与发展。
　　（一）正确认识和对待“主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作为一次思想交锋，双方研究问题宣传主义都开始结合20世纪初的世情和国情。论战后胡适等实证主义者反是专研学术，但他反对假、大、空的“主义”，多研究具体问题的方法却推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深入到工厂车间，深入到农村夜校，研究中国实际问题，寻求根本解决，最终开辟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确没有达到胡适期望的统一认识和行动，相反，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加快了先进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1992年被人们称为中国改革进程中标志性的分水岭。面对东欧剧变，面对中国改革出现的困难，有人“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4]，企图背离党的基本路线，想在经济建设外另搞“阶级斗争”，导致思想混乱和困惑。邓小平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素养，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明确阐述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进而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字字箴言。不难发现，只有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才能在历史的每一个转折点，承载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二）处理好“谈”与“干”的关系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明确否定“空谈”而提倡“实干”。重温“问题与主义”之争，历史总不止一次地给人以智慧。胡适不是一概反对谈“主义”，而是反对“空谈”抽象的“主义”和拿着“主义”当招牌干害人的勾当。但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措辞，最终引出了蓝公武和李大钊等人对胡适所谓把“研究问题”和“谈主义”对立起来的批评。李大钊则明确指出，“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3]。对此，胡适感激认为他们“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得更透彻明了，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5]，“我虽不赞成现在的人空谈抽象的主义，但是我对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6]。论战客观反映了双方在对待“问题”与“主义”关系时“多”与“少”的考量，有利于我们辩证地处理“空谈”与“实干”关系。
　　不要“空谈”并非不谈，而是要用“谈”来指导我们的“干”。谈而不干是空谈，用谈来指导干则不是空谈，而是真正的实干。“实干”不是蛮干，是要我们“谈”好了，再“干”。它既在于“埋头苦干”，更在于“认准了就干”。虽然“干”也很难十全十美，但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空谈问题，拖延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必然酿成更大危机。所以我们宁要不完美的“干”，不要不“干”的危机。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从改革之初的“不争论”，到现在的 “不折腾”，无不闪耀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光芒。“空谈”之与“实干”正如“问题”之与“主义”，是一个辩证的关系，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与理性地把握。
　　（三）直面“问题”，深化改革
　　“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论战双方最根本的分歧在于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是“根本解决”还是“一点一滴改良”。作为实验主义信徒的胡适，对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是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反驳胡适，指出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客观存在的。当然，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者在很长时期对“根本解决”和改良的理解是不成熟的。“根本

决”方案往往被简单地理解成毕其功于一役。新中国成立后不顾历史条件的改变，仍然继续重革命，轻改革，以致在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下，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了严重挫折。走过历史的弯路后，不难发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非“一劳永逸”，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真抓实干，深化改革，用点滴的改良，对“根本解决”后的社会进行修复和完善，“根本解决”与“一点一滴改良”并非注定水火不容。今天，在邓小平南行讲话20周年之际，习近平重提“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彰显了新一代领导集体求真务实的风格，大刀阔斧的魄力和无私无畏的责任担当精神。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n].人民日报，2012-11-30.
　　[2]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n].每周评论，1919- 07-20.
　　[3]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n].每周评论，1919-08-17.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2.
　　[5]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n].每周评论，1919-08-24.
　　[6]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n].每周评论，1919-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