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成都文化；古蜀文化；历史文化名城
摘要：成都历史悠久，文化独特。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具有与中国众多的城市相同的文化内核，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主要表现在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等方面。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2)04－0121－08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pecialties of chengdu
he yi-min
(base of innovation for the research of regional history, phase iii of 985 projec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key words: chengdu local culture; ancient culture of su;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abstract: chengdu is famous for its long history and unique culture. the several thousand years of development has not only endowed chengdu with homogeneous cultural kernel possessed by the many other chinese cities, but also formulated cultural special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ts own, which are demonstrated in its harmonious and broad compatibility, innovative and frontier spirit, and emphasis on education and respect for cultural heritage etc.
成都是一座拥有4500年文明史的古老文化名城，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和影响深远的地域文化。今天成都的文化，既是绵远的历史文化的延续，又是现代文化兴起的基点，既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活力，又有闲情逸致的柔性。
成都自然环境优美，物产丰富，经济富庶，几千年来的发展使成都的城市人文积淀深厚，孕育和汇集过大批文学家、诗人、画家、学者、教育家以及各类文化名人。他们留给成都丰富的文化内涵，促进了城市文化的繁荣。成都又是一座移民城市，汇集各方风俗文化，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城市精神。这一切共同造就了成都人恬淡怡然、彬彬有礼、积极进取又悠闲自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成都文化表现出了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等特质。
一、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
和谐包容作为一种理念、一种文化的体现，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同时它又以自身的发展、演进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迈向新的和谐与包容。成都这座有着4500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名城，几千年来，始终以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营造着优良的城市品格。
1.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容
成都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首先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贤哲们提出的一种宇宙观和哲学思想，它至少应包含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应尊重自然、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等基本思想。“天人合一”观还认为人类应该平等地对待自然界的一切，与之处于一种完美和谐的状态。因而,“天人合一”思想体现的是一种大智慧，一种永恒的自然法则。
以成都为中心的古蜀文化一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重视人对环境的依赖与互动关系。这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发掘出来的若干器物中可以得到印证，如太阳神鸟金箔图案充分展现了古蜀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精神。正是由于蜀文化具有丰富而深刻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内涵，成都才能够成为中国道教的发源地。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的。道教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成为道教的文化主体。道教认为道、天、地、人是宇宙循环系统的四个子系统，它们相互作用、和谐共生，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人的行为应该符合宇宙的自然法则，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成都是道教发源地,居于其地的人们很早就已经能够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谛，他们长期遵循“道法自然”、顺应自然的思想，崇尚自然，热爱自然，享受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便是成都深厚的文化传承中蕴含着的和谐基因，也是成都的神韵和魅力所在。
古代成都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正如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在诗中所称赞的那样：“九天开出一成都，千门万户入画图”。成都不仅“水绿天清不染尘”，而且“既崇且丽”，虽为人
作，宛如天开。古代成都人把道教朴素的天人合一和谐观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修建了许多工程，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其中最具典型性的当属距今2000多年前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它描绘了一幅古代成都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画卷。公元前236年，战国时期的秦蜀守李冰及其子带领群众治理岷江水患，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利工程巧妙利用了天然地势和岷江水流，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水利系统，科学地解决了江水的自动分流、自动排沙、自动排水和引水等难题，收到了“行水灌田，泻洪平灾”的功效。2000年11月，这项“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设计最科学、保存最完整、至今发挥作用最好、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大型水利生态工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瑰宝。 “道法自然”、“崇尚自然”、“天人合一”，是成都从古至今的文化传统。深入发掘成都文化的内涵并加以传承和弘扬，不仅对于改善现代城市形象，增强成都的吸引力、号召力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也是今天成都建设世界生态田园城市的重要文化基础。
2.人与人的和谐包容
成都不但是一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城市，更是一座人与人之间宽容度与融合度极大的城市。成都文化的这一特性，源于历史上多次移民入蜀的影响。
先秦时期，成都就是一座由移民建立的城市。早在古蜀时期，成都就出现过大量的移民，如楚王族宗支斗氏中的一些支裔就曾移民至蜀国的西鄙，楚昭王的后代也有一些辗转移于蜀境①。秦统一巴蜀后，多次从北方有组织地移民入四川。《华阳国志?蜀志》载：“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②。从东汉末到西晋统一的百余年间，全国发生了多次规模空前的大战争，大量人口或死于战乱，或四处流散。与全国相比，四川境内的大战不多，物阜民安、社会相对稳定的成都，便自然而然成为人们躲避战争的理想之地。大量中原人口向蜀地迁移，进一步造就了成都文化的兼容性和包容性。
隋唐时期，成都地区出现了新的移民潮，成都城市人口达10万户。两宋之际，宋、金之间反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四川成为南宋抗金的重要战略基地，但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破坏，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没有中断。同时，金军南侵使大量北方居民迁入四川，如南宋初绍兴二年（1132），南下入川的北方将士达15万人③；其余自关陇一带涌入的溃兵、难民、流人更是不可胜数，以致宋廷曾下令在大散关（今宝鸡市南）设置关卡加以限制④。
自元明至清，成都的人口经历了两次低谷和两次大规模移民潮。明朝前期，因元末战争的影响，出现了第一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清初，四川人口大量损失，为了重建四川，清廷“招两湖、两粤、闽黔之民于东西川，耕于野；集江左右、关内外、陕东西、山左右之民，藏于市”⑤。第二次“湖广填四川”改变了四川人的构成，移民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土著，文献对此记载颇多。雍正《四川通志》载：“其民则鲜土著者，率多湖广、陕西、江西等处迁居之人”⑥。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进程，也改变了人口的分布状况。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使中国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沦陷区的机关、工厂、学校和广大民众纷纷向内地迁徙。1937年12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四川更成为战时中国的大后方和抗战的基地，因此，在中国人口整体下降的情况下，成都人口因各政府机关、工厂、企业、文化团体、学校、军队及难民的内迁而增长。
由上可知，成都从先秦以来，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不同历史时期的大移民不仅促进了成都工商业的繁荣，提高了成都人口素质，使成都长期保持着区域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也为成都这座历史古城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如各地的语言、饮食、风俗习惯以及生产技术、生产经验等），使成都成为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交流融会之城。这些新的文化因子彼此交汇激荡，推动成都城市多次出现文化发展的高峰期。如川剧五种声腔昆、高、胡、弹、灯的形成，正是移民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当代的四川话也是以湖北话为基础，经过长期演变而形成；川菜更是融合南、北菜系之长而成为了独具特色的菜系。“移民特征”构成了各个历史时期成都人生活方式的主要特点，成都文化也成为以蜀
文化为主，又兼容南北文化的多元文化综合体。这种集南北为一体的多元文化特征，构成了农业时代成都文化的重要特质，不仅促进了成都人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发展，也使成都人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思想特征。成都文化则在不断汲取外来文化营养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和谐文化，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既不排斥外来文化，也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各种文化不断地碰撞融合的发展过程。从数千年前的三星堆、金沙时期，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成都文化无不体现出巨大的包容性，可以说成都是一个多元文化元素汇聚的城市。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成都人都较少有排外意识。这种包容谦逊的特点，与某些也是移民城市的特大城市形成鲜明对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地人都认同成都人的热情友好、乐于助人以及包容性和亲和力。
时至今日，成都依然延续了和谐包容、开明开放的文化传统。这一文化传统使成都人天性乐观，幽默风趣，即使相互之间有些摩擦，有些矛盾，也大都能以一种幽默和大度化解。于是，成都给外地人的第一感觉往往都是随和热情，很容易让南来北往的人产生好感并融入其中。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的特大中心城市里，成都对来自中小城镇和落后地区以及异国他乡的“外来人口”最为宽容，特别大度，既不排外，也不自以为是。外地人在成都居家生活、求学创业，都能很快融入到这个城市〔1〕。随着成都向宜居、宜业城市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成都购房定居，不仅有四川省内各市县的人群，还有来自西藏、新疆、北京、上海等地的人们。据统计，成都的商品房买卖中有接近四成的购房者来自外地⑦。不少外地人举家搬迁至成都，他们选择成都作为定居城市，不仅是因为成都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有着美景、美食、美酒，还因为成都人具有不排外、易融合的文化个性。在2007年所公布的中国城市包容性排行榜中，成都以排名第二荣登前列⑧。因此，成都正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场，以和谐包容、海纳百川的胸怀，不仅吸引了世界500强等工商业巨头，也吸引了无数的海内外英才纷纷“孔雀西南飞”。成都正在成为创业者和居住者的天堂。
二、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
成都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几千年来历经风雨兴衰，发展曲折复杂，波澜起伏，既有辉煌和繁荣，又曾多次遭到了破坏，甚至遭受了两次毁灭性的破坏。但每次在破坏之后，都能很快得到恢复，并始终保持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城址始终不变，城名一直未改，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这是成都城市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在全国的大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不仅体现出成都城市顽强的生命力，也展示了成都人民不畏艰难困苦、自强不息、奋发图强、开拓创新的精神。 成都的城市发展史本身就是成都人开拓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创业史。早在距今数万年的旧石器时期，成都地区就有群居的原始人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已发现多处旧石器时期的遗址，至于经科学发掘的从新石器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更是多达数十处，著名的有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方池街遗址、岷山饭店遗址、十二桥遗址、指挥街遗址、抚琴小区遗址等。这些遗址的科学发掘为我们展现了从原始社会末期至春秋战国时期成都地区人类活动的整体发展轨迹。将这些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看，可以证明至迟在4500多年前，就有数量较为庞大的人群在成都平原过着定居生活，并利用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湿润、水源充足等有利条件来从事农业生产。商周时期成都的手工业已比较发达，形成了铸铜业、制陶业、玉石加工业、酿酒业、漆器业等若干手工业生产部门，各部门内部又分成了若干专业，有的甚至在工序上也有了分工并形成了专门技术，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金器的制作技术更是达到了当时的世界一流水平。春秋战国时期，成都造产品已经远销长江中下游和中原地区。
成都人开拓创新的文化气韵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突破封闭的地理环境，走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成都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四川盆地西依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北近秦岭，与黄土高原相望，东接湘鄂西山地，南连云贵高原，盆地北缘米仓山，南缘大娄山，东缘巫山，西缘邛崃山，西北边缘龙门山，东北边缘大巴山，西南边缘大凉山，东南边缘武陵山，故而古代蜀地是有名的“四塞之国”，对外交通极为不便。唐代大诗人李白
写“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成为古蜀对外交通的形象写照。四川盆地封闭的地形对古蜀与外部的经济、文化联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古蜀先民具有顽强的开拓精神，越是艰难越向前，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开辟了多条蜀地对外通道。远古时期就开辟有自三峡溯江而上的水道，由云南入蜀的樊道，自甘肃入蜀的阴平道，由关中通往汉中的褒斜道、子午道、故道、傥骆道（堂光道），以及由汉中通往四川的金牛道、米仓道等，汉代则开辟了通向南中的五尺道；到近代又修建川陕公路、川湘公路、宝成铁路、成昆铁路、川黔铁路，当代则逐渐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的立体交通网络体系，包括32条高速公路和10条铁路（已建、在建和计划修建）在内的出川通道和出海通道⑨以及密布的航空线路，反映出蜀人以顽强的精神、不懈的努力走向外部、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开拓精神。
成都人的开拓创新精神还集中表现在大规模治水上面。成都平原是一个冲积平原，在远古时期经常发生水患，洪水横流，沼泽遍地。为了生存与发展，一代又一代的成都先民不懈地与洪水作斗争。据文献记载，中华民族的治水英雄大禹就出生在岷山，由此形成了蜀地的治水传统。古蜀人的领袖杜宇、鳖灵，蜀太守李冰等先后带领成都人引水导河，兴修都江堰及成都平原系列水利灌溉工程，疏通了岷江水流，并把湔堰分为内外江两大支流，使得“穿二江（检江、郫江）成都之中，引渠皆可行舟，有余，则有溉浸，百姓飨其利”⑩。水是生命的源泉，任何一个大城市都必须靠近水源丰富的江河，世界上多数大城市都是建立在江河湖泊之旁，水文条件不仅是城市选址的重要条件，也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穿二江成都之中”，改变了成都城市之侧没有大江河的状况，对成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成都这座城市有了充足的水源，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由于不断的治理和改造，成都平原的水利系统日臻完善，农业生产条件随之改变，农业经济出现了较大发展，从而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农业生产区，水旱不饥，号称“天府之国”。
从古蜀时代开始，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就一直贯穿于成都历史文化的发展之中。三星堆文化的世界性影响，不仅在于它灿烂的青铜文明，还在于它所蕴含的具有世界文明特点的丰富内涵以及由它首开先河的巴蜀文化的开放精神和走向世界的开拓意识，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流行的所谓巴蜀文化自来就故步自封的“盆地意识”偏见，展现了蜀人敢为天下先的博大胸怀和豪迈气势。例如，三星堆遗址最引人注目的纵目人面像造型，都是突眼、阔嘴、宽耳。古蜀先民塑造这样的形象，除宗教含义之外，主要就是为了突出表现人物的视听等功能：突眼代表传说中的“千里眼”，宽耳表示“顺风耳”，而阔嘴就是渴望言谈、善于交流的象征。这样的造型，充分表达了古蜀先民虽处于四川盆地闭塞的自然环境中，却希望看得远、听得远，渴望走出盆地、走向世界，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强烈愿望。三星堆文化还创造了诸多“世界之最”，如世界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高384公分，三簇树枝，每簇三枝、共九枝，上有27只鸟，树侧有一龙缘树逶迤而下），世界上最早的金杖（长142公分，直径2．3公分，重700多克，上有刻画的人头、鱼鸟纹饰），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像（通高262公分，重逾180公斤，被称为铜像之王），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高64．5公分，两耳间相距138．5公分），世界上一次性出土最多的青铜人头像和面具（达50多件）。
几千年来，成都人开拓进取、务实创新的文化个性令世界惊叹。成都人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和中国第一，如成都在世界上最早大规模开采井盐和最早开采并使用天然气，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丝织品——蜀锦，铸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年号钱——汉兴钱，印制并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银行——交子务；创作了迄今尚未解读的最神秘的“天书”——巴蜀图语，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官办地方学校——文翁石室，撰写了中国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皇家画院——翰林图画院，编译了中国最早有注文的石经——孟蜀石经，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领先，扬名海内外。此外汉代的漆器、蜀锦，唐代的“西川印子”、宋代的“蜀藏”等，都展现了成都文化的创造性。几千年来，聪慧的成都人善于学习，善于创新，正是由于他们的拼搏努力，才使成都在多次遭到破
坏后不断再生，始终充满活力。从汉代的“五都”，到唐代的“扬一益二”，再到今天的西南大都会，成都一直保持着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这正是成都人不断学习、进步、创新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都人不断解放思想，突破盆地意识，坚持全方位推进改革开放，以大开放促大发展，超越盆地，走向世界。成都开拓创新的文化品质不断引起世人瞩目，改革开放以来，又出现了许多“全国第一”：1979年，打出全国第一个商业广告；1980年，发行了全国第一张股票——蜀都股票；1986年，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合作银行——成都市汇通城市合作银行成立；1987年，新中国第一家典当商行——华茂典当服务商行在成都开业；1994年，西南地区首家金融租赁公司——四川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在成都开业；1996年，全国第一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温江郫县都江堰生态示范区正式启动。可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大舞台上，成都经常是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近年来，成都分别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和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和“世界美食之都”称号。在盖洛普咨询公司进行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主观调查中，成都排名第三，被世界银行评为中国内陆投资环境标杆城市，2011年又被《财富》杂志评为15座全球最佳新兴商务城市之一。
三、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
“天府之国”的地域环境使农业时代的蜀人长期享受农耕社会温饱安逸的舒适生活，也由此滋生出蜀人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和风气，并最终形成一种独特、绮丽的浪漫主义文化。灿烂的文化、发达的教育是贯穿整个成都历史文脉中最典型的文化特征之一。由于成都城市魅力独特，所以强烈吸引着历代众多的诗人墨客、名士大家来这里求学、生活或交流、游览。他们利用成都优越的自然、人文环境，创造了光辉的历史文化，同时也对成都崇文重教文化传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好文雅”、“颇慕文学”的文化风尚
成都人“好文雅”、“颇慕文学”的文化风尚始于秦代文翁化蜀，所谓“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b11。在此后的2000多年间，成都人文荟萃、名人雅士云集，故在历史上有着“以文辞显于世”、“巴蜀自古出文宗”的美誉。唐人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自盘古划天地，天地之气艮于西南。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中度过了20多个春秋，对巴山蜀水可谓一往情深，其《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云：“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2〕，《峨眉山月歌》云：“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2〕。他的诗歌得自然之助，想象雄奇，诗风飘逸放恣，语言自然流畅，音律和谐多变，余味深远，皆成天趣，极富浪漫主义色彩。
“自古诗人皆入蜀”，“初唐四杰”中的王勃和卢照邻也曾客居蜀中。王勃在四川漫游了两年，离开四川时，他写下了“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复高风晚，山山红叶飞”〔3〕的诗句，以此抒发漫游蜀地的心境。祖籍幽州范阳(今北京地区)的卢照邻也在蜀中生活了十多年，曾担任新都县县尉，并留下若干著名诗篇。边塞诗人高适在安史之乱后入蜀出任彭州、蜀州刺史，之后转升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为蜀中局势的稳定作出了贡献。与高适齐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晚年也入蜀出任嘉州(今乐山)刺史，蜀中山水、人物给诗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遂写下了《先主武侯庙》、《扬雄草玄台》、《司马相如琴台》、《万里桥》、《早春陪崔中丞同泛浣花溪宴》等诸多诗词b12。唐代大诗人杜甫避乱入蜀，在成都生活了8年，创作诗词900余首。“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杜甫的故居草堂更成为当今中国文化遗址的圣地之一，也是成都独具魅力的标志性文化遗产。唐代汇聚于蜀地的文人还有很多，诗人元稹于元和十年(815)被贬为通州(今达州)司马，在通州“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4〕。一生中以“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5〕著称的苦吟诗人贾岛，也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来蜀，出任长江县(今蓬溪)主簿，后调任普州(今安岳)司仓参军，并病死于普州。他一生潦倒，但“位卑终蜀土，诗绝占唐朝”。大诗人李商隐也曾两度入蜀，为后人留
下了不少描绘巴蜀胜境的诗篇，如《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6〕。唐代词人韦庄于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奉使入蜀，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王建的掌书记；唐亡，王建称帝，韦庄为宰相。韦庄在成都生活了近10年，留下了不少描绘锦里风光的佳作，脍炙人口者如：“春晚，风暖，锦城花满，狂杀游人”〔7〕；“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万红妆”〔8〕。作此二诗时，韦庄已经是花甲老人，但成都的富丽繁华和妙如仙境的娱乐文化，竟惹得他春心大发，宛如青春少年般热情奔放。
“自古蜀中多才女”，唐代成都出现了若干著名才女。如著名女诗人薛涛不仅通音律，擅诗词，多文采，还发明了薛涛笺，被称作古今绝艺，极负盛名，在今天的成都仍有望江楼、吟诗楼、薛涛坟、薛涛井等遗址供人们参观凭吊。后蜀主孟昶之妃花蕊夫人也是才艺双绝的女诗人，幼能文，尤长于宫词，所写《宫词》描绘蜀地宫廷文化，用语以浓艳为主，也有个别词风格清新自然，犹如“清水芙蓉”一般。
宋代，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著名文人也曾入蜀，对蜀地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黄庭坚祖籍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在北宋新旧党争中，两次被贬，贬后入蜀为涪州(今涪陵)别驾，后又转戌州(今宜宾)安置。他以被“安置”的身份在蜀地生活了6年，深受四川官民的礼遇和崇敬。在成都杜甫草堂的工部祠内，人们将他与陆游并列，一起配飨杜甫，被誉为“异代升堂宋两贤”b13。陆游原籍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被任命为夔州(今奉节)通判，次年入蜀，先后辗转于成都、蜀州、嘉州、荣州等地为官。在蜀中生活了8年，写下了“有花即入门，莫问主人谁”，“曾为梅花醉似泥”，“放翁五十犹豪纵，锦城一觉繁华梦”，“风雨春残杜鹃哭，夜夜寒衾梦还蜀”等大量咏赞巴蜀风光的诗句。
巴山蜀水的秀美风光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魅力，吸引无数文化名人入蜀，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财富，令成都这座城市流光溢彩，成为了蜀文化的中心，进而推动了成都文化的繁荣和尚文风气的兴盛，“好文雅”、“颇慕文学”的文化风尚也由此成为成都文化的特质之一。 2．尊崇教育的文化传统
成都尊崇教育的文化传统，始于汉代蜀郡太守——文翁(前156～前101)。汉景帝末年，文翁为蜀郡守时，兴教育、举贤能、修水利，政绩卓著。他在成都兴“石室”，办地方“官学”，招下县子弟入学，入学者免除徭役，以成绩优良者补郡县吏，促进了蜀地文化教育的发展，“其学比于齐鲁”。班固在《汉书》中评论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宋代李焘《新修四斋记》载：“后之为成都者，于学宫不敢不致力”b14。韩绛也称：“成都之学，郡国莫先焉，士人之众，四方鲜拟者”b15。由此，成都形成了尊崇教育的社会风尚。
唐宋时期，成都先后创设多所学校和书院，成都教育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明清时期，尽管成都先后遭受了两次空前破坏，城市文化也出现衰落，但是随着成都城市的重建与经济的恢复，成都文化又逐渐显露出繁荣的景象，“文学之士”也开始“彬彬辈出”，如明代有杨廷和、杨慎父子，清代则有李调元等人。清代，成都所创办的各类书院也在省会城市中居于前列，并涌现出一批著名书院，如潜溪书院、锦江书院、墨池书院、芙蓉书院、尊经书院等。
光绪元年（1875），在四川学政张之洞主持下，高悬“石室重开”匾额的尊经书院在成都南校场建成开学。尊经书院在其后28年间成为巴蜀人才的摇篮，对四川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清季实施教育改革，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新式教育体系开始初步形成，成都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随时代的变迁也发生了质的转变，不仅出现了新式的教育机构，也涌现出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与文学巨匠，如巴金、李劼人等。抗战军兴，成都的教育得到较大发展，不仅中小学教育十分兴盛，高等教育也居于全国前列，成都成了大学之城，大师云集。陈寅恪、吴宓、李方桂、萧公权、钱穆、顾颉刚、徐中舒等诸位大师先后入蜀，高坛讲学，新旧兼容，中西并举，旧学得承，新学大光，造就了近代成都文化教育事业鼎盛和人才辈出的局面。
新中国建立后，成都在承袭崇文重教文化传统的同时，更增添了现代文化教育的多种新元素，发展成为中国西部重要的教育中心之一。据统计,2007年，成都有普通高等院校40所，在
校学生54.1万人，专任教师3.4万人；普通中小学校1026所，在校学生138.88万人，专任教师7.76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96％；幼儿园1660所，在园幼儿24.91万人，专任教师1.14万人b16。与此同时，成都的文化事业蒸蒸日上，不仅成功地协办了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也发展迅猛，8个市属专业表演团体共演出1978场，观众达193.3万人次；至2007年年末，全市有群众艺术馆3个，公办博物馆14个，文化馆17个，公共图书馆21个，馆藏图书达915.1万册b16。
正是由于成都具有“颇慕文学”的风尚，造就了成都“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出现了“巴蜀自古出文宗”，“诗人自古例到蜀”，“自古蜀中多才女”的三大文化现象b15。而正是这种崇文重教文化传统的传承与积淀，才使得今日之成都依旧充满了浪漫与文雅的气韵。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成都历史文化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与积淀，塑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特质，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成都历史文化的主旋律。
此外，成都历史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张弛有道的文化特征。成都是一座开拓创新的城市，同时也是以懂得生活艺术并善于享受生活而著称的城市，正如时人所感叹的那样：“成都人的生活始终是勤劳中伴随着永恒的优哉游哉”b18。成都人所具有的独特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天府之国优越的自然环境与和谐包容的人文环境长期协调发展的结果。成都人自古以来就养成了辛勤劳动与闲适游乐可以兼得的文化心理，因而他们一方面努力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也珍惜时光，尽情地享受美好的生活，形成了特有的生活习俗和生活情趣以及张弛有道的文化心理。
当代成都城市生活具有休闲、时尚、包容、大众化等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的形成，与历史上“天府之国”的自然地理环境、移民社会的历史渊源、长期作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功能、城市市民社会对工作与生活关系的特殊深刻理解等一系列原因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地域因素的作用，成都才形成一些独特的城市生活方式，如茶馆文化兴盛发达，美食文化独步天下，麻将扑克等益智博弈文化流行，这些都充分展现了成都文化的个性特征。成都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使成都人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地开拓创新，善于吸取国内外其他城市良好的生活方式，并将其纳入到成都生活方式中，与自身的文化相融合，因而成都人的生活既传统又时尚，既地方也世界，而且越来越丰富多彩，越来越讲究品位，越来越多层次、多元化，充满了阳光和智慧。尽管成都人的生活中也存在个别不健康的因素，但并不是主流，因而不应简单地加以指责，不应在整体上对成都人的生活方式予以否定，关键在于引导大众，使其生活方式更加健康，并提供更多的娱乐方式，使其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成都文化历经数千年传承与嬗变，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新的发展，尤其是在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成都文化的优点得到进一步彰显。在巨大灾难面前，成都人众志成城，临危不惧，表现出勇敢坚毅、自强不息、乐观豁达、奋进奉献的精神，这些正是成都人用生命与激情对成都历史文化所做出的最新诠释。
注释：
①见吕不韦《吕氏春秋?贵卒》，收入《四部丛刊初编》七十二，上海书店1989年出版。
②见晋代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巴蜀书社1984年出版。
③见宋代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3，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印。
④见脱脱《宋史?高宗纪》，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
⑤见《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一），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⑥见清代黄廷贵等修，张晋生等纂雍正《四川通志》，清乾隆元年（1723）补版增刻本。
⑦见成都市房管局“房地产行业信用信息平台”，网址：http://www.fcxy.com.cn。
⑧见零点集团《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2006年度报告》，刊于《天府早报》2007年4月25日。
⑨见《四川党的建设》编辑部《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刊于《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08年第2期。
⑩见《史记?河渠志》，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b11见班固《汉书?循吏传》59《文翁》，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b12见刘开扬选注《岑参诗选》，四川文艺
出版社1986年出版。
b13成都杜甫草堂中对联为：荒江结屋公千古，异代升堂宋两贤。
b14见宋代李焘《新修四斋记》。
b15见宋代韩绛《讲堂箴并序》。
b16见《成都社会发展（2007）》，《中国?成都》，http://www.chengdu.gov.cn，2008年3月17日。
b17见谭继和《神奇、神秘、神妙的巴蜀文化》（下），刊于《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07年第9期。
b18见陈锦《市井成都》，刊于2006年11月的《华夏地理》。
参考文献：
〔1〕朱冬梅，张 丹，郭云梅.成都流动人口的文化认同与社会适应性研究〔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70-75.
〔2〕李 白.李白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210，9.
〔3〕王 勃.山中〔c〕∥聂文郁.王勃诗解.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163.
〔4〕白居易.闻乐天授江州司马〔c〕∥吴大奎，马秀娟.元稹白居易诗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2：37.
〔5〕黄 鹏.贾岛诗集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2：384.
〔6〕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李商隐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45.
〔7〕韦 庄.河传〔c〕∥韦庄.花间集（卷3）.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93.
〔8〕韦 庄.怨王孙〔c〕∥齐 涛.韦庄诗词笺注（第2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5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