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争论。其实，讨论中国道路，需要有一种世界历史的大视野，需要从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大尺度来审视。基于这种大视野和大尺度，有利于对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所处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诸多难题及其成因，进行冷静的反思和理性的考察，形成清醒的认识和科学的定位，从而能够合理地科学地谋划中国的未来发展。
　　关键词：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世界历史；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2－0005－04
　　最近一个时期，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围绕着“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问题，理论界人士议论纷纷，形成了一场争论。赞之者甚众。依据我国三十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成就，有从社会主义政治优势与市场经济结合立论的，有从儒家传统与中国特殊性着眼的，有从“拉美陷阱”金融危机表明“华盛顿共识”失败而进行反证的，还有以批判“普世价值”突出“中国特色”的，如此等等。反对者也不少。有的认为中国发展问题多多、疾患深重难以持续，言“模式”为时尚早，有的认为既有成就不过是搞了市场经济回归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结果，并非什么特殊，还有的认为中国以低成本、低人权、高消耗、高污染换取高增长的做法不仅别国无法学习无法复制，而且违背现代文明基本精神，根本不能称之为“模式”，等等，不一而足。
　　“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概念最先由国外新闻人士提出，有时也常与“中国道路”混杂替换着使用。搞新闻的眼光自然更注重于当下，甚至也难免没有“轰动效应”的考量。但“模式”、“道路”这类概念，从其本质上说，更应属于一种具有历史性的概念，缺乏历史的大尺度和大视野，其对所指对象的界定、其比较的合理性和论证的厚重性、其结论的可靠性，就都会大打折扣。纵观时下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争论，双方多将讨论对象锁定为近三十年的中国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就降低和削弱了这场讨论的意义。我以为，讨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须有一种“世界历史”的理论背景和广阔视野，相应地，也应从中国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走向和探索现代化的长时段上来思考和审视“中国道路”的问题。
　　一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是在批判地吸取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基础上，运用其创造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近代以来世界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趋势而提出来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如何与大工业和市场经济共存并生，如何创造出新的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如何形成了世界市场，“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这种新的条件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总之，以往的各个民族在孤立地域孤立发展的历史为世界历史所代替，人类发展日益成为一个整体，具有了一种整体的系统质，各个民族国家都成为这种整体的一个部分或器官，都受着这种系统质的规定和影响。各个民族国家与人类整体之间，既具有着一种个别和一般、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更直接地表现为一种部分和整体的结构性关联。这种整体结构性关系的形成，改变了各个民族国家发展的道路轨迹，也因此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新的发展规律。各个民族国家一方面受着自己特有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的制约，受着自身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制约，决定了自己的历史发展水平和基本社会特征，另一方面又受着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产生

似的矛盾”。在这种新的条件下，一方面，各个国家和民族特别是落后国家的生产力发展和技术创新不再是单独进行和从头开始，而是可以在相互交往中吸收先进国家已有的成果，利用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尽快发展生产力和振兴民族经济，以较短的时间走过先发国家所经历的漫长道路，甚至可能超越某些历史阶段，实现跨越性发展；另一方面，落后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又必然要忍受着发达国家的剥削和压迫，必然要受着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同时也会激起本土的民族主义思潮与之对抗。而无论这些矛盾采取多么尖锐、多么暴烈、多么残酷的形式，都表现出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具有了世界性普遍交往的性质，通过这种世界性交往人们日益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为在世界范围内即在整个族类意义上进入“对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独立发展”阶段进而为形成“自由个性”的个人提供了必要条件。正因此，马克思才说，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事实才是现实的可经验的。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表现出惊人的深刻性和预见性。当今的全球化浪潮，尽管在技术支持条件、各种国际性组织以及跨国公司这些方面都是马克思当年所没有看到的，但从其本质上看，全球化不过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更为高级的阶段而已，更加凸显了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往、联系、分工合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了人类整体与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同时也就凸显了超出民族眼界而站在人类主体的立场上、用人类发展的大尺度考察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黑格尔在讲到世界历史发展的时候曾经说到这么一个观点，就是人们“仅仅认得特殊性”，即使是那些历史人物、英雄人物，也都是站在自己民族的立场上，理解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特殊目的，而对于普遍的“世界精神”是茫然无知的，所以，尽管他们总想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策来行事，可最终不过是“世界精神”实现自己目的一种工具。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这一思想，他批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主张从人类发展和人类解放的高度来考察各种矛盾和问题，因此，它超越了民族国家和地域中心主义的狭隘界限，也超越了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简单对立，既承认人类发展有其一般的普遍规律，“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又认为不同民族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特性；既尖锐地揭露和批判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主义的罪恶行径，又指出大工业和市 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在世界性扩张中所体现的历史进步意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础的，其区别于当时流行的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比如道德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就是因为它是在世界历史时代的语境下、作为世界性普遍交往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在全球性地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基础上才能发生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我们真正科学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基础，为我们考察当代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视野和方法论。
　　从世界历史的视野来审视“中国道路”，包括合理理解围绕“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争论，能够使我们获得许多新的认识、新的启示。以这种世界历史的大视野来看待“中国道路”问题，我们就获得了一种历史的宏大尺度，这就有利于对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我们走过的道路、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的诸多难题及其成因，进行一种冷静的反思和理性的考察，形成一种清醒的认识和科学的定位，从而能够科学地谋划中国的未来发展。
　　二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迅速崛起，国际影响力在不断增强，无论算不算“奇迹”，这个事实都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瞩目。正因此，讨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诸多人士，多以三十年中国发展的事实为经验依据，与其他国家、其他“模式”的比较也多限于经验性的比较。显然，仅限于此就缺少历史的厚重，不仅容易重蹈前些年热炒“东亚模式”“东亚价值观”的覆辙，也不利于我们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正确看待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谋划未来的发展战略。我以为，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看待和审视“中国道路”，其目光就不但不能只限于这三十年，不能仅限于经济方面，而且甚至也不能限于新中国建立后的六十年，还

应把对“中国道路”的思考放在中国遭遇到西方文明并备受欺侮后，从如何谋求富国强兵民族独立到逐步承认和借鉴现代文明成果自觉进行现代化建设、自觉融入世界历史进程的总体背景下，透视中国人民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的曲折过程，总结中国在从前现代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这个巨大而漫长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并前瞻性地研究中国现代化道路通向何处、将导向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这条道路对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会有什么影响，对世界历史进程和人类解放会有什么意义，等等。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课题，需要多学科通力合作从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从哲学的角度看，指出如下几点还是有必要的：第一，“中国道路”无论能否成为一种“模式”，首先是进入世界历史时代以后，中华民族在探索实现现代化、跻身于现代文明国家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中经历了诸多的反复曲折，从清末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新政”，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到苏式社会主义，最后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成了一个探索的谱系。透视这个谱系，我们发现“现代化”作为目标指向而贯穿始终，或者说这是一条谋求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曲折道路。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走势、中国社会阶级力量的对比格局、决策集团对“现代化”内涵的不同理解，都直接地影响着对实现现代化的方略选择和改革方案的设计，所以这条道路是通过各种歧路、曲折、回复等具体形式来体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道路”是一种历史的实存，只是由于近三十年的巨大成就而得到了彰显，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罢了。
　　第二，“中国道路”既是实存的，又是开放的，处在不断调整、完善和探索新的可能性的过程中。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尚未成功”，还在路上，更因为中国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一个批判和超越既有现代性维度的内在诉求。换句话说，当今中国既以社会主义之方而求致现代化，又以现代化之力以壮大社会主义，虽受国情制约起点较低，但目标和志向却很高，所以就不同于其他一些落后国家，它不只是“追赶”还需要“超越”那些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超越性诉求，由于以人类解放为终极目标，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便使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现代性获得了一种新的内容新的规定性，是在扬弃既有现代性弊端的基础上重塑的现代性，从而也使得这种“追赶”不是沿着“旧路”追赶，照葫芦画瓢亦步亦趋，而是力图走出一条不同于“旧路”的“新路”。“中国道路”的当代价值和世界历史性意义就在这里。当人们把“中国道路”与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道路”相提并论，并寄予某种代替性选择的希望时，其深层的根据也正在这里。
　　第三，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与以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扩张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是基于各国发展不平衡、“落后就意味着挨打”的经验事实激发出的民族努力为直接动力的。但这构成了“现代性形而上学”的经验基础，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则成为其基本原则。抛开资本主义早期的大国争霸、殖民运动、贩卖奴隶、周期性经济危机等不说，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惨痛后果，冷战时期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以热核武器为主的军备竞赛对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后冷战时期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理念造成的地球资源枯竭的现实危险，都促使人们反思和拷问“现代性形而上学”的合理性，反思和拷问“西方道路”的价值取向的合理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和平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旨在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以人为本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的整体性合理发展的理念，获得了普遍性的认同和共识。毫无疑问，从提出新的发展理念新的发展观到在实践中正确运用、合理解决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国际国内的各种问题，走出一条公认的成功道路，我们还有相当的距离，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包括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有无这种理念大不一样，在这种新的发展观的指导下，坚定我们走“中国道路”的决心，自觉检视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失误，客观地分析我们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积极吸纳一切有利于和平、和谐发展的经验和意见，主动调整和完善发展战略，排除各种干扰，稳步前进。
　　第四，基于上述几点，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国现在还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而历史负担

重的基本国情并没有因为三十年发展而得到根本性改变，我们的人均收入仍处在很低的排位，三十年社会急剧转型中积累的许多社会矛盾都具有爆炸性的危险，而目前缺陷尚存的体制运行方式在处理这些矛盾时又经常表现出某种捉襟见肘式的两难困境；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势必会遇到一些国家的战略性遏制和围堵，会出现一些更尖锐的国际摩擦，会遇到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要求；再加之随着经济体量增大、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升级困难重重、人口红利减少等，增长速度恐怕要减慢，甚至不排除出现较大波折的可能。当前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不仅对西方国家，对我国也造成很大影响，后果到底如何，现在还难以估量清楚。面对诸多困难，我们确实需要信心，“信心比金子还宝贵”，但那种民粹主义式的鼓噪、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爱国热情和信心，肯定弊大于利。总之，对于前进道路上的这些困难和风险，我们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对于坚持“中国道路”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也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现有的成就进行炫耀，也没有任何必要为获得别人的夸赞去花钱买掌声，做出一些劳民伤财、图虚名而招实祸的举动；既不必刻意为“特色”而特色，处处显示与别人的不同，更不能糊涂地把人类现代文明的共同成果当作“西方文明”、“西方模式”而加以拒绝；要虚心听取他人的批评意见，但不能太在乎别人的评头论足。关键是立足本国实际国情，因应国际局势变化，处理好自己的问题，搞好自己的事情，只要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搞得成功了，“中国道路”、“特色”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其世界历史性意义就能获得普遍承认。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