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献为材料，探讨了天祖分离观、天命转移论、伦理思想、《洪范》与《周易》等典型周文化。分析认为：周文化精华在中华文明世世代代传承过程中起到了纽带作用，是中华文明世代传承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周文化；青铜文化；中华文明；长安学
中图分类号：k2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2)02000107
西周本是一个小国，崛起渭上，打败了庞大的商王朝，奇迹般地凯旋进军，历来是以少胜多的战争范例。周公平定“三监”叛乱、代成王摄政、“制礼作乐”、武王分封异姓诸侯等等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革新和开放，在青铜玉器文化、文学、文字、科技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把中国文明史推向了第一个高峰，也是陕西文化居中心地位的第一次大发展时期。为宏扬商周时期陕西的文化精华，传承其文化精髓，以启示未来，教化后人，特撰此文。
一、概述：陕西文化的第一次大发展
在夏、商时期兴起于陕西泾、渭流域的周人，本来是一个弱小的部族。据传其始祖后稷（名“弃”）是周人的第一位男祖，在此之前，周人仍处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从后稷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史书记载后稷兴于邰（今陕西武功县），他在幼年时就有成人的志向，酷爱种树、种麻。长大后，特别热爱农耕，善于稼穑，能识天时、地理，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老百姓都跟他学习农业科技，他也乐意组织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这件事被帝尧知道后，被举为农师，并封在邰地（今陕西武功县），让他专门管理邰地的人民，死后谥号曰后稷。这个称呼实际上是当时的官职，因古代“后”与“侯”音同，通用，后稷即稷侯，稷即小米，后稷即是粮食之王。这个官位直到“弃”死后，许多代都沿用此官名，而不知其人名，所以《史记?周本纪》说：“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即指“弃”死后，不窋以前的后稷官的周人，历经尧、舜、禹到夏桀，有的史书说后稷勤周十五世而兴。由此可见，周人起源于武功，他们在这里生活的时间很长，与尧、舜、禹、夏桀相始终，一直是夏王朝的稷官，直到夏桀时才离开此地，这也是武功至今遍地留有周人遗存和文物古迹的重要原因，如“后稷台”（亦称“教穑台”）、“后稷祠”等。
《史记?周本纪》说：“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这里出现的后稷，不是“弃”，而是官名，是“弃”以后若干代的继承人。因此武功（邰）是周人在陕西的起源地，亦是周人在陕西活动的第一个中心地区。
到公刘时，为了创建国家、振兴周族、避夏桀之乱，他率部人由邰迁邠（今陕西彬县、长武、旬邑县一带）。从《吴越春秋?吴太伯传》看，当周人到不窋一代时就得不到夏王朝的重用了，“遭夏氏世衰，失官奔戎狄之间，[hj2mm]其孙公刘避夏桀于戎狄，变易风俗，风化其政”。《诗地理考》说，古邠城在县西三十里，公刘始都之处，《诗经》称“于邠斯馆”。从资料看，周人的兴起是在公刘一代，他是周人兴起的奠基人。《史记?周本纪》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交，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邠。”公刘所处时代相当于夏代末年，在重振周族方面采取了不少有力措施，他特别注重加强农业生产和发展商业经济，当时周族过着较稳定的定居生活。《史记》中“务耕种，行地宜”，就是指发展农业生产，因地制宜进行耕种。“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说明发展生产后所取得的成果和富足情景。正因为如此，公刘成了周族兴亡史上力挽乾坤的重要人物之一，赢得了周人的崇敬和爱戴，尤其是他那不畏夏王朝的强暴、敢于和腐朽的夏王朝分庭抗礼的精神更为人们所敬重和学习。加上公刘那种不畏曲折和困苦，毅然北上的决策，使他在周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公刘率领部族定居下来后，又经历了一番艰苦的创业过程，《诗?大雅?绵》说：“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说明从公刘到古公亶父时一直过着“陶复陶穴”的生活，这里的“陶”即“窑”，“穴”即“洞”，“复”是指半地穴式的窑洞。
周人从公刘始居住在今陕西的长武、彬县、旬邑一带后，中间经历了庆节、皇仆、差弗、毁邠、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直至古公亶父，共9代，300余[jp2]年，长期在邠地
行开发建设，建立都邑。《史记?周[jp]本纪》载：“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邠。”表明到庆节时周人在邠地已经建立了诸侯小国，占据着渭北高原一大片土地。至今在长武、彬县、旬邑等县，经文物工作者多次普查和勘测，不仅发现有大量的西周墓群，也发现了不少西周时期的居住遗址和遗物。有的遗址面积相当大，先周时期的文物也不少，这些文物的问世充分证明周人在陕西关中北部泾渭之间的长武、彬县、旬邑等地［1］活动的情况。
《史记?周本纪》说：“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邠，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邠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从司马迁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邠地的周人到古公亶父时，又一次率领部族从邠地南下，逾越梁山（今乾县、永寿一带），渡过漆水和沮水河，定居在岐山之南、渭河以北的周原地区。此即《诗经?大雅?绵》说的“周原盶盶，堇荼如饴”的周原。
《汉书?匈奴传》说：“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邠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周原土壤属灰黄土，相当肥沃，加上优越的自然条件宜于农耕、捕鱼狩猎，这是周人邑居周原的理由之一。
另外，周原处在天然的军事安全地带，其以南濒临渭河，以北是岐山山脉，好似南北相对的天然万里长城，它是抵御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周人在邠时，经常受到戎狄的侵扰，如何有效防止戎狄的入侵，自然就成为周人寻找据点的主要条件。因此，古公亶父迁居周原后，虽然受到戎狄的侵扰，但是因周人修筑了城池，再凭借岐山之险阻，打退了戎狄的入侵。《诗?大雅?绵》说：“混夷脱矣”，郑笺云：“混夷，夷狄国也”，孔疏《帝王世纪》说：“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东门，文王闭门修德，而不与战。”说明文王时戎狄还入侵过周原。 称于世，是从周人居住周原开始的。在周人居住之前，这里的地名就叫周原。《史记?集解》徐广曰：“山（岐山）在扶风美阳西北，其南有周原。”骃案皇甫谧云：“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所有这些记载都说明姬周王朝之所以称周，是因居住在周原而来，这就是周王朝国名的来历。
西周时期是指公元前11世纪末到公元前771年，前后共约280年，它从周武王克商到周幽王被杀。陕西长安镐京是其都城所在地，是西周的政治经济中心。这一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在夏商二代发展的基础上，步入了新的高峰，是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发展期，为世人推崇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孔子曾说过：“周监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孟子把尧、舜、禹、汤、文王到孔子尊称为“圣人”。荀子又把代表西周政治文化的《诗经》、《书》、《礼》、《乐》推尊为儒家的经典，宣扬“文、武、周公之道”。足见周文王、周公等人物，其影响多么深远!
二、周文化举要
(一)天祖分离观
公元前11世纪，在陕西发展崛起的周人，灭掉殷商建立了周朝，至平王东迁洛邑，长达280多年的时间内，史称西周。西周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殷人相似，仍然是依据宗教思想确立世界观、政治理论和伦理思想。但是由于周人总结吸收了夏、商二代灭亡的原因和经验教训，加上宗法制度的确立，殷人的宗教观即天祖一体化的思想已不能适应周人所建新社会的需要，不能完全承袭殷商的宗教思想了，于是对原来殷商的宗教思想进行了革新，这种革新主要体现以下3个方面：
第一，把上帝和祖先神分离开来。在崇拜祖先神的同时，周人认为：祖先神不是至上神，至上神是天，亦称上帝或帝；他们的祖先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派到下界来做最高统治者，死后他们的灵魂仍然要回到天上去，仍是天的下属，天是主宰人类祸福的全能神，每个人的生死、寿命、利禄爵位等都是由天地主宰的。周人取代殷人统治全国，并能得到得力的辅臣帮助等都是天的意志在人间的具体化，所以周人把得天下叫做“受命”，把贤能宰臣叫“受屏”，维持政权统治叫“永保天命”、“受命于天”等，这些
词语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屡见不鲜。
第二，周人认为，上帝既给人间降福，也给人间降祸，而祖先神从不给子孙后代降祸，始终是赐福于后人的，永远是母亲般的慈爱。
第三，周人认为，祖先神只能给本族人保佑，不能保护其他部族人的安危与祸福。因此在西周青铜器媵（嫁）品铭文中的祝福辞都以天为祈求对象，没有祈求祖先的。周人认为，已出嫁的女性子孙已属于他族人员了，本族祖先神就不能保护了，这与殷人要求其附属国都祭祀他的祖先是不同的。周人这种天祖分离观念对周人来说是征服殷人和团结其他属国以及友邻的重要理论武器，所以在牧野征商战争中周人绝口不提祖先神，为了巩固和动员庸、蜀、彭、户、微、羌、茅、濮等族联合克商，在其动员令“牧誓”中，强调的是“恭行天命”，是天意要征伐商朝。
(二)天命转移论
天命可以转移，这是周人思想观念的又一创新。殷人和周人思想观念中都认为统治权是天赐予的，但殷人把“天命”看作一成不变、绝对的，一切依赖“天命”，忽视了人的能动作用，看不到人的力量。纣王灭亡时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商书?西柏戡黎》）。正因为如此，殷人遭到天罚而灭国了。周人对这一事实，并联系到太王、王季、文王三代人的经验和教训，直到武王灭殷取得统治天下的政权后，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永保政权牢固，不重蹈殷人亡国的覆辙，就成为周人思考的重要理论问题，他们认真总结殷商兴亡的历史教训，甚至还追溯到夏朝兴亡的历史教训。结合周人由小到大、由少胜多、灭亡殷商的经验和教训，认为“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周公认为，天随时都在物色适合于做人民君主的人，夏朝到夏桀时，“天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导致天抛弃了它，命商汤“简代夏作民主”（《尚书?多方》）了。商汤和中宗、高宗、祖甲等历代英明的殷王励精图治、谨慎戒惧，不过度享乐，巩固了殷的统治权威，但是祖甲之后历代殷王“不知稼穑之艰，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尚书?无逸》）。到殷纣时更是变本加厉，胡作非为，酒池肉林，迷醉于女色之中，导致天“简界殷命”，让周人取代殷王做了民众的君主。同时周公等上层统治者要求周人贵族学习夏、商英明的君主，把夏、商昏庸的君主导致亡国作为历史教训引以为戒。这种天命可以转移的思想观念表明，周人在总结三代更替原因时已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他们在探索历史的因果关系时，已把注意力转移到人事方面了，他们承认天意主宰人类，但又让人事制约着天意，这是对人的能动作用的一种肯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到西周中期以后，公田制度的破坏，私人占有土地的出现，加上连年不断的战争，天灾人祸不约而来，致使民众流离失所，不能安居乐业，使原来的天命至上的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怨天、恨地、骂天、诅咒天的声音出现了，“昊天不惠”、“昊天不平”（《诗经?小雅?节南山》），上帝变了，连在上帝左右的祖先神也变了，祖先后稷和上帝一样不灵了，于是对祖先神也发出了责问，“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神，胡宁忍予”（《诗经?大雅?云汉》）。就是说后稷、群公先祖直到父母的神灵，都不赐福去祸，对子孙后代何以这样忍心呢？由于天命观的动摇，作为伦理道德的德的观念也引起了变化。
(三)伦理思想
周人认为，作为伦理道德的德的观念，本来与上帝的意志是一致的，正如周初诰命和一批青铜铭文所说，文王明德慎罚，得到上帝的欢喜，上帝便“受命”给他统治周人的权力。正像周原出土的墙盘铭文所赞扬的那样：“上帝降懿德大粤，文王懿德，匍有天下，受万邦”，后代周王只要能效法文王推行德政，就能“不废在天命”（《尚书?康诰》）。到西周中期以后，随着上帝、祖先神崇拜的动摇，德的观念随之变化是十分自然的事，且不说那些废德乱政的统治者，即使在那些力图“中兴”的政治家头脑中，德的观念也与周初不同了，周宣王的大臣尹吉甫说：“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操此万邦，闻于四国”（《诗经?大雅?崧高》）。意思是说申伯此人的道德之所以值得敬仰，是因为他柔和、温顺而正直，从而使万邦顺服。他又说：“仲山甫之德，柔嘉惟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不侮矜寡，不畏强敌”（《诗经?大雅?烝民》）。意思是说仲山甫这个人的道德是值得称颂的，是因为他能以柔和作准则，讲究仪容，小心翼翼地遵从古训，勉力
己保持威仪，不要欺软怕硬。这些材料说明德的观念从神意变成“古训”，德的作用从迎合神意转向迎合人心，把它作为“揉此万邦”的政策。 初提出的“德”和“孝”作为自己的伦理思想，周人认为，“追孝”、“享孝”祖先，可以祈福长寿，并从“事死”扩大到“事生”，不仅要孝顺父母、祖父母，而且包括宗室、宗庙及兄弟、朋友、婚婿，它和德亦成为周人的重要伦理范畴，周人的孝道伦理同样属于创新。肖群忠认为，“‘孝’这一德目应是由周人首先提出的，在西周时期‘孝’又扩张为一种伦理政治范畴，从而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这是不言而喻的”，“孝在初始是以尊祖祭祖的宗教情怀中发展而来的”，“孝观念正式形成于周初比较确切，可以为大量文献所证实”［2］。周人所提倡的“孝”是调节西周社会内部秩序的重要手段，其思想观念的“孝”为“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礼记?祭统》）。孔颖达疏：“畜为畜养。谓孝子顺于德教，不逆于伦理，可以畜养其亲”（《十三经注?礼记正义?祭统》）。这就是说，父母在世时做子女的要赡养好父母，恭敬顺从不逆。当父母去世时要沉痛哀悼丧葬，然后按时祭祀，以怀念父母的教诲，以继承父母的遗愿。
(四)《洪范》与《周易》
《洪范》是周初流传下来的重要历史文献之一，是《尚书》中的一篇。这篇文章记录了武王克商后箕子归顺周朝，给武王介绍了天给夏禹治理天下的九类根本法则，称《洪范九畴》。其主要内容是治国方略，也有很多自然科学知识，其中讲到五行说。
阴阳五行说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早出现的哲学形态，其主要内容属于自然观念，是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反映。据《尚书?甘誓》记载，阴阳五行起源于夏代，《甘誓》是夏启与有扈氏在甘地决战时发布的誓师词，其中指斥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话，这是历史文献最早关于五行的记录，但其内容是什么，誓词中并没有说明。到商代时出现了东、西、南、北、中的五方观念和土、木、水、火、金五材观念，其中五材是5种自然物质。
《洪范》中的五行是：“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草，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从草作辛，曲直作酸，稼穑作甘。”这里明确了五行的名称是水、火、木、金、土。其性质和作用依次为：水向下浸润，其味咸，火焰向上燃烧，其味是苦的；木有柔韧的弹性，其味是酸的；金能制成武器和其他工具，能给人类带来痛苦；土能种植农作物，收获甘美的果实。这些都表明《洪范》中所说的五行即5种物质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尽管受宗教思想的束缚，它被描绘成是天赐给人间的根本大法，但说的是自然物质的属性和作用，当是西周早期社会意识形态中极为积极的内容。其实五行思想在武王克商前就体现五行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尚书大传》说：“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夜宿。士卒皆欢乐达旦，前歌后舞，格于上下，咸曰：‘孜孜无怠’。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生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这里具体说明了五行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和五行来源于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
《周易》是西周时代周人筮占用的书，《尚书》的《大诰》、《洛诰》等篇都有龟卜的记载。《大诰》说：“宁（文）王惟卜用”，“宁（文）王遗我大宝龟”等即是。《周易》著作始于殷周之际，完成于西周早中期。《系辞传》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史记?周本纪》载：西伯（即文王）“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日者列传》记司马季主也说：“自伏羲氏作八卦，周文王演为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汉书?艺文志》载：“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民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以上记载均说明《周易》是文王做的。
《周易》是一部具有辩证思维的哲学著作，是阴阳学说在西周的集大成，由文字和符号（即卦爻）组成。文字由卦名、爻名、卦辞、爻辞、用辞组成。卦辞有64条、爻辞有384条、用辞2条，共450条。这450条的内容主要有重大历史事件、农业
生产、军事、政治、社会生活以及谚语、歌谣等。其范围和内容极其广泛，其中所记的重大历史事件都不晚于西周初年，如“升卦”六四爻辞说：“王用亨（享）于岐山”。文王确实住在岐山，周原考古队在此发掘出土不少文王时期的甲骨文。又如“明夷”的六五爻辞讲到“箕子之明夷”，就是指箕子被纣王所囚禁的处境，《尚书?洪范》记周武王13年（即武王即位后4年，克商后2年）周武王召见箕子，箕子给武王讲了《洪范九畴》，其中第七点讲到稽疑，“择建立卜辞人”。既要用龟卜，又要用筮占，认为要绝疑必须做到：“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再如《周易》的屯卦初九爻辞说：“磬恒，利居贞，利建侯”，“豫卦之辞”、“豫，利建侯，行师”。这里的“建侯”就是建置诸侯，“行师”就是出兵征伐。“师卦”的“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就是说军队出师必须严守纪律，否则就是凶兆。接着说“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是说指挥得当，就无咎，进而取得成功，得到王的多次重奖。“六三师或舆尸，凶”，这里的“舆”即众也，尸即主也，就是说军队由多人作主就是不吉利。“师左次无咎”则说军队改变排列，不失常是无咎的。“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是说狩猎练武艺时，能擒住野兽是好的，有利无咎。如果长子是主帅，众多弟子是主管的话就是不吉，等于群龙无首了。“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是说周王分封诸侯时给卿大夫分赏官爵，任用人时小人不能用，以免引起叛乱。这里的“开国”就是分封诸侯国。“承家”就是给卿大夫赏赐的官爵。“大君”指周王。又如既济卦九三爻辞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末济”卦九四爻辞说：“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震”指鬼方入侵。大意是说鬼方入侵，周人大举反击，经过三年战争打败了西落鬼戎，得到大国（即商）的赏赐。
以上大事主要是军事、建国类。此外，周人的另一类大事是祭祀，这在《周易》中记载很多，如“益卦”的“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上帝）。”“随卦”的“上六，拘系之，乃从惟之，王用享于西山”。这是说王驾马车去西山祭祀。再如“丰卦”的“丰，享，王假（读作格）之，勿忧，宜日中”。是说周王举行盛大祭典的适宜时间是“日中”。“萃卦”的“王假（读作格）有庙，利见大人，亨（享），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是说周王在宗庙接见“大人”，祭祀用大牲，利有攸往。 益和群体利益关系的处理，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说：“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荀子?理论》进一步说：“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取则于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这说明集体力量超过个人力量，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置个人于集体之中才能使自己的才华得以发展。这种文明发展到宋代体现为范仲淹在其著名的《岳阳楼记》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公后己的思想。张载更响亮地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这些思想可以说是西周时期所形成的文明之继续与发展，周人之所以能强大，与其善于吸纳异族的先进文化和团结异族力量是分不开的，周文王以德治国，积德行善取信于民，武王联合“八百诸侯”征商得天下，周公东征平三监，分封异姓诸侯以安邦，诸如此类无不是注重群体智慧和集体力量的具体体现。
中和与孝道思想是中华文明的又一组成部分，是处理政事、外交和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古人十分重视这种思想境界的作用。“中”即是平衡之意，“和”即和谐、和睦、和气等。《论语?学而》云：“有子[jp2]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礼记?中[jp]庸》解释“中和”时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说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在处理政务中的重要性，古人也有精到的论述。《荀子?王制篇》说：“故公平者，职之衡也
中和者，听之绳也。”《潜夫论?本训》则把中和与阴阳平列，说：“是故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才异务，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焉，机衡乃平。”百善孝为先，自西周发明孝文化后，几千年来始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世世代代传承不衰，并不断发展完善，作为儒家经典的《孝经》和《论语》对此做了多方面的阐述，以后又出现了脍炙人口的“二十四孝”的动人故事。孔子把《孝经》提升为衡量人品的重要标志,他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另外，“天人合一”的思想一向被古人看作处理人与自然环境、人体与天地关系的重要理论。“天人合一”的实质是分析各种事物性质时要把握好整体观念，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这是十分重要的文明财富。更有意思的是周人在处理人与宇宙的关系中打破了殷人的唯天命论，创新地提出天命可以转移，而转移的主要原因是人为的，要求人们做利于和谐大宇宙的事，不要破坏大自然的平衡，这对于我们今天加强环保意识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商周时期的陶文、甲骨文、金文则是中国最早的汉字，都是研究汉字起源及发展过程的重要资料。
商周时期最灿烂光辉的青铜文化，是世人一向关注的文化，可以说这个时期的青铜冶铸业是带动其他手工业发展的火车头，这些被带动的手工业有陶瓷、丝麻织物、制骨、漆木器、建筑、雕塑等，给我们揭示了青铜文化的丰富内涵，还从金文资料弥补了史书之缺漏，都是宝贵的文化财富。
四、结语
天祖分离观、天命转移论、伦理思想、《洪范》与《周易》以及周汉字、青铜文化等构成了周文化的主体内容。周人及周文化在形成发展中，善于吸纳异族的先进文化和团结异族力量，周文王以德治国，积德行善取信于民，武王联合“八百诸侯”征商得天下，周公东征平三监，分封异姓诸侯以安邦，均是周文化注重群体智慧和力量的体现。周文化中蕴含哲理性宇宙无限的阴阳学说、人文精神、崇德尚群、人本思想、集体观念、天下为公和中和与伦理孝道等，其思想文化不仅推动了几千年中华文明延续与发展，而且为今日治国、治家、治业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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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zhou culture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chen quan-fang
(sha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e and history, xi＇an 710006, shaanxi,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ancestral separation con-cept, fate transfer theory, ethics, hongfan and zhouyi and other typical zhou cultur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zhou culture plays a linking role in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t is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for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zhou culture; bronze culture; chinese civilization; chang＇an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