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健（1973-），男，四川南部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成都，610064。
摘要：《抱朴子》展示了葛洪基于神仙道教立场的社会思想，社会成员应该崇尚仙道生活，但又必须融入群体与社会。社会组织及等级尊卑与仙道中的宇宙相伴而生，社会治乱的关键取决于统治者的修养素质，刑德与仙道神灵监察并重能够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在理想的社会模式中，应当以仙道思想为指导，因时省益，行无为之政，实现国家至治。
关键词：道教；社会思想；葛洪
中图分类号：b95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2-0124-05
《抱朴子》既表达了神仙道教的宗教追求，亦基于其宗教立场，结合儒家思想，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求治去乱，探索社会协调发展与良性运行的规律，体现了葛洪神仙道教对社会治乱兴衰的关注。
一、社会生活的仙道化取向
（一）个人生活的仙道化诉求
《抱朴子》认为，全体社会成员都应该崇尚仙道生活，但是又并非人人都能够成仙。首先，求长生修至道在于立志而不在于富贵，“是以历览在昔，得仙道者，多贫贱之士，非势位之人。”［1］同时，还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与修炼，如果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师，或不服丹药，都不可成仙。此外，修道学仙者必须明白有因无而生，形须神而立，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气疲欲胜，则精灵离身。所以，山林养性之家，遗俗得意之徒，必须为乎无为，以全天理。应当“弃交修赊，抑遗嗜好，割目下之近欲”［2］才能修难成之远功。因此，他们“遐栖幽遁，韬鳞掩藻……涤除玄览，守雌抱一……为乎无为，以全天理尔。”［3］
葛洪认为，要想得道成仙，除了努力修炼，保守精神之外，还得是已经禀受神仙之气的个体。 “按仙经以为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气，自然所禀。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识，则心好其事，必遭明师而得其法，不然，则不信不求，求亦不得也。”［4］仙人与凡人虽秉气而生，但其为不同，故不与凡人皆死。二者殊趣异路，常人不能觌其形、闻其声。 “夫圣人不必仙，仙人不必圣。圣人受命，不值长生之道，但自欲除残去贼，夷险平暴，制礼作乐，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风，易流遁之俗，匡将危之主，扶亡征之国……至于仙者，唯须笃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静，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有入俗之高真，乃为道者之重累也。”［5］葛洪将圣人分为治世圣人与得道圣人两类，前者以周孔为代表，后者以黄老为典型，黄帝则是人类历史上能够将两类圣人兼而有之的特例，只是偶然现象而已。这样的分与合折射出以葛洪为代表的神仙道教思想家将儒家伦理道德观融入神仙道教的社会理想之中，将个人修炼与群体、社会、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希望由德行高尚，精神超迈的仙人引导的构想。
既然仙道化是个人生活的理想诉求，那么求仙者就应当先立功德，成为社会的榜样。“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6］行恶事大者，司命夺纪，小过夺算，随所犯轻重，故所夺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寿，自有本数，数本多者，则纪算难尽而迟死，若所禀本少，而所犯者多，则纪算速尽而早死。立功之标准，“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7］
学仙道者亦当契合世俗生活，不以飞升为胜于世俗生活。“若委弃妻子，独处山泽，邈然断绝人理，块然与木石为邻，不足多也……笃而论之，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于升虚，以飞腾为胜于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8］在理想社会中，学道成仙之人可以将出世与入世融为一体。上界与人间息息相通，仙人往来自由。去留各从其所好，加之，服还丹金液之剂量大小有助于调控升天住地。“若且欲留在世间者，但服半剂而录其半。若后求升天，便尽服之。不死之事已定，无复奄忽之虑。正复且游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复忧乎？”［9］当然，一旦仙士有出世倾向时，国家应当尊重其选择，给予应有的宽容。统治者不能以留用人才为借口，干预仙士修炼，强行征召其参与世俗政治生活。
（二）人际社会的仙道化价值取向
虽然葛洪主张社会中的个体应该以求仙问道为个人修为的最高目标，但是就社会组织系统而言，神仙道教充斥的社会生活要想能够良性运行，还应该强调社会成员必须融入群体与社会。“单弦不能发《韶》、《夏》之和音，孑色不能成兖龙之玮烨，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独木不能致邓林之茂……良友结则辅仁之道弘矣。”［10］
在人际交往中，基于道家及其仙道思想考虑，应该先择而后交，详交而不可泛结。“吾闻详交者不失人，而泛结者多后悔。故曩哲先择而后交，不先交而后择也。”［11］首先要求结交直谅多闻者，朋友“必取乎直谅多闻，拾遗斥谬，生无请言，死无托辞，终始一契，寒暑不渝者。”［12］朋友之间必须志向与爱好相同，“夫操尚不同，犹金沈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犹火升而水降也。”［13］但又得和而不同，“善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见彼有失，则正色而谏之；告我以过，则速改而不惮。”［14］不宜浮杂滥交。此外，修道之士的仕与隐，取决于世风之纯朴与偷薄与否以及社会政治之清浊。“末俗偷薄，雕伪弥深，玄淡之化废，而邪俗之党繁，既不信道，好为讪毁，谓真正为妖讹，以神仙为诞妄，或曰惑众，或曰乱群，是以上士耻居其中也。”［15］葛洪认为，历史时期与现实社会的舆论氛围已经发生显著变化，因此，学道之士为了能够静心修炼最好选择归隐山林，避世精思。“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为道者必入山林，诚欲远彼腥膻，而即此清净也。”［16］
（三）社会组织形成机制及其运行
对于社会组织结构成因的解说，葛洪同样是以神仙道教思想为依据，他认为君臣之道及人伦均形成于万物生成之际，由物性决定。“盖闻冲昧既辟, 降浊升清, 穹隆仰焘, 旁泊俯停。乾坤定位, 上下以形, 远取诸物, 则天尊地卑， 以著人伦之体；近取诸身, 则元首股肱, 以表君臣之序, 降杀之轨, 有自来矣。” ［17］社会组织结构与神仙道教的宇宙生成过程相伴而生，等级尊卑差异也就成了神灵的安排与必然。当然，人类之机心扰动时，必须设官分职予以治理。一旦社会管理系统建构起来，有君王主政，则刑政有章可循。
葛洪认为君臣设官分职，管理社会事务是社会历史的重大进步，并且明确指出君王乃社会之中枢。有君主治理则社会秩序井然有序，祥瑞频出。“若人与人争草莱之利, 家与家讼巢窟之地, 上无治枉之官, 下有重类之党, 则私斗过于公战, 木石锐于干戈, 交尸布野, 流血绛路, 久而无君, 噍类尽矣。至于扰龙驯凤, 河图洛书, 或麟衔甲负, 或黄鱼波涌, 或丹禽翔授, 或回风三集, 皆在有君之世, 不出无王之时也。”［18］既然以君王为首的社会组织系统同样是仙道盛行的社会能够良性运转的重要保障，因此，葛洪也不得不表示出对国家社会命运的关心，“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无柯，无以为国家流秽浊于四裔，投畀于有北。”［19］
行的社会管理方案
（一）社会治乱取决于统治者的修养与素质
葛洪认为社会治乱的关键是人，也即君主的修养、官员素质高低，其中的首要因素是君主的个人德行与施政方式。如果统治者恣不已之欲，则将导致社会贫困。“君臣既立, 而变化遂滋, 夫獭多则鱼扰, 鹰众则鸟乱, 有司设则百姓困, 奉上厚则下民贫。”［20］所以，君主应当注重自己的人文素养，“必修诸己以先四海，去偏党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标至公，氦宇宙以笼万殊。”［21］
在具体的行政中，君王应当公正无偏，让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考名责实，屡省勤恤，树训典以示民极，审褒贬以彰劝沮，明检齐以杜僭滥，详直枉以违晦吝。其与之也，无叛理之幸；其夺之也，有百氏之掩。匠之以六艺，轨之以忠信，莅之以慈和，齐之以礼刑。”［22］君主应当杜绝感情用事，注重理性，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知人善任，让社会在良性中运转。“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逾宪以厚遗。割情于所爱，而有犯者无赦；采善于所憎，而有劳者不遗。”［23］还应该抓大放小，不可本末倒置。“人主不澄思于治乱，不深鉴于亡征，虽目分百寻之秋毫，耳精八音之清浊，文则琳琅堕于笔端，武则钩铬摧于指掌，心苞万篇之诵，口播涛波之辩，犹无补于土崩，不救乎瓦解也。何者？不居其大，而务其细，滞乎下人之业，而暗元本之端也。”［24］
此外，君王不可以无臣而致治，所以，君主应该居安思危，广纳人才，搜罗精英人物参与社会政治管理。尤为重要的是，君王必须取法乎道家思想及神仙道教理论，握道术以御众才，“则人主虽从容玉房之内，逍遥云阁之端，羽爵腐于甘醪，乐人疲于拚舞，犹可以垂拱而任贤，高枕以责成。”［25］
国家盛衰同样取决于官员的道德人格，“纳谋贡士，不宣之于口；非义之利，不栖之乎心。立朝则以砥矢为操，居己则以羔羊为节。当危值难，则忘家而不顾命。”［26］官员应当恪守训典，勤于公务，忠于职守。并且以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为楷模，关心民瘼，临深履薄，谨慎行政。“负荷寄托，则以伊、周为师表；宣力四方，则以吉、召为轨仪；送往视居，则竭忠贞而不回；搏噬干纪，则若鹰鹯之鸷鸟雀；蕃捍疆场，则慕魏张、李牧之高踪；莅众抚民，则希文翁、信臣之德化。”［27］全体行政官员必须杜绝尸位素餐，注重政治建树同样是行政效率的关键。“人臣勋不弘，则耻俸禄之虚厚也；绩不茂，则羞爵命之妄高也……举足则蹈道度，抗手则奉绳墨。”［28］
（二）刑德与仙道监察并重的社会控制思想
在葛洪的神仙道教社会体系中，高高在上的神灵对人间之是非善恶具有监察与奖惩功能。由于神仙道教的天界与世俗社会息息相通，所以，天地之司过之神、司命之神、灶神以及人自身存在的三尸构成一完善的监察体系。“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算减则人贫耗疾病，屡逢忧患，算尽则人死，诸应夺算者有数百事，不可具论。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为物，虽无形而实魂灵鬼神之属也……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所为过失。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29］借重于这一神异的立体化的监察机制，可以实现对世俗社会的监督与管理目标。
在仙道化的社会生中，欲求长生者当行善不怠，“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30］曾行诸恶事，后自改悔者，可以转祸为福。能尽不犯之，则必延年益寿，学道速成。一意孤行，则凡有一事，则是一罪，随事轻重，司命夺其算纪，算尽则死。但有恶心而无恶迹者夺算，若恶事而损于人者夺纪，若算纪未尽而自者，皆殃及子孙。“夫天高而听卑，物无不鉴，行善不怠，必得吉报。”［31］葛洪完全是基于其仙道思想中的诸禁忌与戒律，运用神异力量实现社会秩序控制的目的。
但是，葛洪深谙中国传统治国经验，他非常清楚仙道化的神灵的监察与道德教化只是去乱求治政治活动中的补充手段，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还必须倚重于法家之刑政，“故仁者，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辔策；脂粉非体中之至急，而辔策须臾不可无也。”［32］道、儒、法并行不废才是治国的根本指针。“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罚者，捍刃之甲胄也……故仁者养物之器，刑者惩非之具。”［33］所以，仁之为政，非为不美，但是若不齐之以威，纠之以刑则乱不可振。“莫不贵仁，而无能纯仁以致治也；莫不贱刑，而无能废刑以整民也。”［34］道、儒、法相互配合，以法制作为实现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就能够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保护统治者的政治利益，实现其政治目标。
三、理想的社会模式
（一）以道为最高的治国指导思想
就儒道关系而言，葛洪认为道本儒末。“今苟知推崇儒术，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范铸二仪，胞胎万类，酝酿彝伦者也。”［35］道家乃百家之君长，仁义之祖宗。“夫道者，其为也，善自修以成务；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绝祸于未起；其施也，善济物而不德；其动也，善观民以用心；其静也，善居慎而无闷。此所以为百家之君长，仁义之祖宗也。”［36］他认为社会难于治理，与偏用儒家思想而废弃道家有极大的关系。“固诚纯儒，不究道意，玩其所习，难以折中。夫所谓道，岂唯养生之事而已乎？……凡言道者，上自二仪，下逮万物，莫不由之。但黄老执其本，儒墨治其末耳。今世之举有道者，盖博通乎古今，能仰观俯察，历变涉微，达兴亡之运，明治乱之体，心无所惑，问无不对
。”［37］因此，当以道作为治国行政的指导思想，也必须借助道教思想，以之为理政治国的最高指导方针。
但是，在实际的政治领域，应当儒道并行不废，相互补充，共同成为社会治理的指导方针，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执政者应该有所偏重和选择。“仲尼，儒者之圣也；老子，得道之圣也……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且夫养性者，道之馀也；礼乐者，儒之末也。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唯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后，则仲尼未可专信，而老氏未可孤用。”［38］
葛洪尤其强调最高统治者应当践行仙道思想，在社会治理中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则上下和洽，国家至治。“夫有道之主，含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同，出处之各有性，不逼不禁，以崇光大，上无嫌恨之偏心，下有得意之至欢，故能晖声并扬于罔极，贪夫闻风而忸怩也。”［39］葛洪还描绘了以道治国将会出现的治世景象。“三五迭兴, 道教遂隆, 辩章劝沮, 德盛刑清, 明良之歌作, 荡荡之化成, 太阶既平, 七政遵度, 梧禽激响于朝阳, 麟虞觌灵而来出, 龟龙吐藻于河湄, 景老摛耀于天路, 皇风振于九域, 凶器戢乎府库, 是以礼制则君安, 乐作而刑厝也。”［40］
（二）行无为之政
在葛洪的理想社会里，君主应该秉承仙道思想，行无为之政，与民休息，无为而无不为，让老百姓“身无在公之役, 家无输调之费, 安土乐业, 顺天分地, 内足衣食之用, 外无势利之争, 操杖攻劫, 非人情也。象刑之教, 民莫之犯。”［41］我清静则民自正,所以，以仙道思想为指针，行无为之政，则将会出现海清河晏，天下大治的理想政治境界。“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为国，能令七政遵度，二气告和，四时不失寒燠之节，风雨不为暴物之灾……故道之兴也，则三五垂拱而有馀焉。道之衰也，则叔代驰骛而不足焉。夫唯有馀，故无为而化美。”［42］为之治并不意味着放弃赋役征收，因为征收赋役是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而言有役有赋, 使国乱者, 请问唐虞升平之世, 三代有道之时, 为无赋役以相供奉, 元首股肱, 躬耕以自给邪? ”［43］同时，为了防奸衅之不虞, 严城以备之也是完全必要的，也即设置军政是理想社会中必不可少的政治举措。“若令甲胄既捐而利刃不住, 城池既坏而冲锋犹集, 公输、墨翟, 犹不自全, 不审吾生, 计将安出乎? ”［44］
（三）因时省益的社会改良取向
为了让社会始终保持良性的秩序，葛洪认为应该在整个社会面上强调世易时移，因时损益的思想。“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画一之歌，救鼎涌之乱，非识因革之随时，明损益之变通也。”［45］由于古今时代的差异，社会生活日趋繁复，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所以必须针对实际，在社会管理中当因当革，作出审时度势的改进。
就当时的现实情况，葛洪要求应当在社会思想领域推行厉行约俭思想，而贯穿整个社会诸领域的礼制观念就必须删繁就简，“人伦虽以有礼为贵, 但当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 何在乎升降揖让之繁重, 拜起俯伏之无已邪！”［46］思想意识的革新与简约化亦是节省开支，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的重要途径。“夫约则易从, 俭则用少；易从则不烦，用少则费薄;不烦则莅事者无过矣，费薄则调求者无苛矣。”［47］
四、结语
葛洪的社会思想是以神仙道教的宗教情结为出发点，以求治去乱为根本目的的解决路径设计的。他从个人与社会关系入手，建构起一个以社会秩序为终极关怀的逻辑体系。在其理想社会中，既秉承仙道思想又具有儒家情怀的仙士出则治国理政，平治天下，入则修习仙道，遁世成仙。这种将世俗生活与宗教超迈有机结合的趋向昭示着葛洪的神仙道教试图将宗教追求生活化，世俗社会宗教化的努力。也显示出葛洪创教的知识系谱主要依托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固有的儒道两大理论体系，并试图寻找二者的最佳结合点，以使其开创的神仙道教具有更好的解说机制和可接受性。
参考文献：
［1］［2］［3］［4］［5］［6］［7］［8］［9］［15］［16］［29］［30］［31］［35］［36］［37］［38］［39］［42］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110、111、226、224、53、53-54、52-53、52
2、186、187、125、126、127、185、188、184、138、153、185页。
［10］［11］［12］［13］［14］［17］［18］［19］［20］［21］［22］［23］［24］［25］［26］［27］［28］［32］［33］［34］［40］［41］［43］［44］［45］［46］［47］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39、429、431、434、444、511、522-523、426、538-539、174、177、213、230、232、257、262、267、344、330、330、517-518、544-545、566、577、359、80、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