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十分重视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重大的历史关头更是如此。他们不仅要求掌握好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解决前进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且要求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通过学习，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执政能力；解决了重大关头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实现了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向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转变。
【关键词】中共领导人；重大历史关头；理论学习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4—0059—06
中共领导人一直都非常重视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历史关头更是如此，并形成历史传统。回顾中共走过的90多年不平凡历史征程，中共正是在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拨开历史的迷雾，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艰难险阻，把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
1．毛泽东首倡在重大历史关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先河。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好的真理”和“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1］796，因而极其重视对它的学习。1938年秋，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相持。为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认清抗战的形势和前途，明确党在抗战中的领导责任，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并提出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的抗战总方针。为了使全党同志明确并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战的重大历史责任，他在“学习”一节中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2］533并首次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号召大家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竞赛”，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和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要求全党“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3］756 - 757
1941年，为加强党内团结、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和凝聚力，毛泽东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话，提出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要求全党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注重研究历史和现状及马列主义的应用。为指导全党的理论学习，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组长的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整风运动开始后又成立中央学习组以领导高级干部的学习，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级学习组，次年又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在这次广泛的学习活动中，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中央还专门下发了配合整风必须学习的22个文件。结合毛泽东的报告及中央文件，全党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理论学习。
1945年春，经过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日本侵略者的败局已定，而内战的危险却在增长，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已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中华民族面临着一次新的重大抉择。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了抗战的前途和任务，规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为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争取光明的前途，迎接抗战胜利，使领导者做到工作中有预见，他提出要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要读《共产党宣言》、《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五本马列主义著作。并说这几本书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共产党人只有读了马列主义的书，才能更好地“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通过这次学习，使全党同志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方向，为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和光明前途而斗争。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1949年，中国历史即将开始一个新转折：由战争转向和平，党的工作由革命转向建设、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为适应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转变，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的战略决策。他要求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习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与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银行及
其他工作。他同时强调要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与宣传，确定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发展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他说：“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4］261这些书在此后较长时间内一直是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
在我国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开始向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转变之际，党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奋斗目标。为使全党肩负起这一新的历史使命，搞好国家的各项建设，毛泽东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学习列宁主义、学习苏联。是年底，中共中央发出学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指示。次年2月，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5］45 - 46其后，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规定，在1953年7月至次年底，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都要学习《联共（布）党史》第九至十二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著作，以便使全党干部都能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并把苏联的经验运用到我国建设实际中。
2．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坚持毛泽东开创的在重大历史关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统。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文化大革命”“左”的模式，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两个凡是”，抑或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上提出、四届人大上重申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党面临的一个新的抉择。邓小平站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前沿，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深刻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提议很快成为全党的共识。十一届三中全会据此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拨正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航向。从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我国的主旋律。在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固守成规转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转向开放之际，邓小平针对“文革”中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庸俗化，完全背离实事求是的严重局面，率先批判“两个凡是”，要求全党克服教条主义，整顿学风，加强理论学习，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髓，掌握建设的本领。他指出：“我们还是要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学习理论的空气……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党风，我们党的一个好的传统作风。”［6］316 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伟大的事业，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这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解决在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7］146 - 147针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他多次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联系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学习马列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我们讲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就成了说空话吗？”［8］181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他要求党的新老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希望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7］147
3．江泽民一贯重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进入1990年代，中国又处在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从国际环境看，国际格局多极化态势更加明显，经济全球化趋势持续发展，科技
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的发展，既给我国带来了机遇，也为资本主义势力和平演变、颠覆瓦解社会主义提供了条件，还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国内形势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兴未艾，但我国经济正处在战略性结构调整过程中，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从党肩负的任务看，随着改革的深化，需要解决面对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更加严峻，人口、资源、环境对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从党的领导干部思想状况来看，大多数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中，努力学习，不断进步，经受住了考验。也有一些领导干部不思进取，在不断发展的形势面前落后了；还有极少数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在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袭和政治风浪的冲击下垮掉了。同时，一大批走上领导岗位的年轻干部还缺少理论功底。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我们进一步用先进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头脑。为适应当时的世情、国情和党情，江泽民对中共在重大历史关头重视理论学习进行了新的阐述。
其一，理论学习是我们党面向新世纪推进伟大事业的战略需要，关系着我们党的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兴衰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命运。江泽民多次对理论学习的目的、意义、态度、方法等作了论述。他指出：“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新矛盾、新问题、新情况、新知识、新经验层出不穷，我们更要注意学习。”“不加强学习，就会处于盲目、被动和落后状态，就不可能取得领导的主动权。”［9］144“不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就会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迷失方向，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解除思想武装，就要犯极大的错误。”［10］707历史已经昭示：“我们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始终坚持学习，并把学到的科学理论和先进知识用于中国实际，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11］283
其二，理论学习要联系实际，提高执政本领。江泽民强调，理论学习“关键是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解决问题，提高辩证思维的能力，防止形而上学和片面性。”要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真正学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本领，以利减少工作中的盲目性、片面性、表面性、机械性，增强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11］286,287
其三，理论学习要坚持理论创新。他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庆祝中共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经过80年的发展，我们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12］284
4．胡锦涛与党的高层学习的制度化。进入新世纪，中国又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一方面，我们经过新中国建立后近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经过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我国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我们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随着各项建设的推进及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使党所肩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异常艰巨、复杂和繁重。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发展的变化，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做好数千万党员的组织、管理工作，如何吸取世界上一些老党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如何拒腐防变、经受住各种考验，等等。解决好这些历史性课题，使党始终走在
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学习。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执政伊始，继承党在重大历史时期加强理论学习的传统，并致力于完善毛泽东所倡议的建立学习制度，①推进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制度化。2002年12月26日，中央政治局进行了首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学习问题，始终把学习作为一项关系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来抓，强调不学习、不坚持学习、不刻苦学习，势必会落伍，势必难以胜任我们所肩负的重大职责，必须大力加强学习，努力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丰富知识来充实自己。他强调必须把集体学习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来。［13］至2010年底，在他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共进行了69次集体学习。这是中央高层理论学习制度化的体现，也为全党的理论学习树立了榜样。
二
中共领导人倡导在重大历史关头加强理论学习，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提高了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执政能力。综观中共理论学习的历史，重大历史关头的理论学习，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提高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战略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了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加强了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达到了夯实理论基础、拓展世界眼光、发展战略思维、加强党性修养，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的目的。革命时期的几次理论学习，解决了干部的“本领恐慌”问题，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延安整风“使党的领导机关和许多干部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统一的基本方向，因而使党的理论水平有了重要的提高。”［14］123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全党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和知识水平、领导和驾驭工作全局的能力明显提高了。”［11］280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开展，“基本实现了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加强基层组织的目标，取得明显成效”，成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一次富有成效的实践”。［15］
第二，实现了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恩格斯多次声明：“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6］681中共领导人深谙此点。毛泽东指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就是要达到“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17］329邓小平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7］292毛泽东在几次历史转折关头提出加强全党理论学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成熟及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起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倡导全党学习马列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开拓了马列主义的新境界，初步解决了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江泽民、胡锦涛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从面临的形势、任务和党员干部队伍的状况出发，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根据世情、国情和党情，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中不断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局面。
第三，解决了重大关头的理论与实际问题，推动了党的事业的大变化、大发展。在延安时期配合整风的学习活动，一是使党内思想得到统一。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17］387二是“打碎”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个宗派”。［18］661三是通过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历史经验，增强了团结，“对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9］
执政初期在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思想指导下，较快地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8］153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正如江泽民所说，在每一个重大转折的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央都要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而每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会推动我们的事业出现大变化、大发展。
第四，重大历史关头的理论学习既是中共理论学习制度化的体现，也是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实践。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是中共的历史传统。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学习型政党的概念，但他倡导并组织全党的理论学习，开创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先河。他指出：“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19］他在延安主持全党的理论学习时就倡导制度化。1939年2月17日，为贯彻执行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有效组织和领导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学习，中央特别设立了干部教育部，毛泽东要求“全国各级党部，边区各级政府，各个民众团体，各类学校，都须设立这样的机关，建立这样的制度”，“这样的学习制度，中央要在全国推广”。［20］179 - 180 3月，中宣部颁布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规定在职干部每日学习两小时，并制定了初级、中级、高级班的学习课程及制度。一年后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规定每年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为“干部学习节”，各单位应总结全年的学习情况和经验，并进行奖励。［21］335针对建国初期“没有全国统一的关于理论教育的制度”的状况，中共中央于1951年2月制定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对党员干部的学习目的、内容及检查方式等均作了具体规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邓小平继承毛泽东重视理论学习的传统，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号召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加强学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他特别强调要建立学习制度，使理论学习制度化和规范化。江泽民回顾中共理论学习的历史后指出：“我们党有一条宝贵经验，就是每当革命和建设处在重大历史关头，总是特别重视理论指导，总是结合不断发展的实际加强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处在重大历史关头，尤其需要重视这条经验，用好这条经验。”［22］485 - 486他要求“全党同志必须自觉地坚持学习，加强学习，改善学习，做到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23］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继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之后，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在几十年的努力中，中共不仅确立了学习的战略性目标，而且建立了保障这一目标实现的制度化机制，为建设学习型政党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五，重大历史关头的理论学习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是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伟大创举。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历来坚持根据形势和任务的新变化、时代发展对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促进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重大历史关头的每一次理论学习都有极强的针对性，都把它“作为解放思想、统一认识、振奋精神、凝聚力量、攻坚克难、推进工作的总动员，使全党创造活力和奋进动力得到广泛激发；每一次都突出理论武装的重要作用，做到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感情上真诚认同、政治上坚定信仰、行动上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使党的创新理论得到广泛普及；每一次都从人民群众最关注最盼望的问题抓起，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得到广泛改善；每一次都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着力解决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动员群众广泛参与，认真清扫政治灰尘，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使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得到广泛提高”。［15］可见，重大历史关头的理论学习，是加强党的建设、永葆生机和活力的重要途径。
注释：
①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即提出建立学习制度问题。在1956年1月21日，毛泽东与全体政治局委员在怀仁堂，听了吴有训、竺可桢、严济慈及潘梓年等四位科学家的报告。毛泽东会后提议今后每月可组织两次这样的科学报告会。见《杨尚昆日记》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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