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出现的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发展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得到了加速。这种重心的转移表现在世界生产、金融格局、全球治理结构中权力的再分配乃至文明的转换上。主要原因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下金融资本的病变和畸形发展，以及狂热的借贷消费的生存方式。由世界重心东移所直接产生的全球力量对比的改变，主要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之间力量对比的改变，资本主义美国同社会主义中国之间力量对比的改变；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制造业回归”、“再工业化”等“逆向”举措，去扭转世界重心转移和全球力量对比改变的大趋势的企图，是徒劳的。
【关键词】世界重心转移；全球力量对比的改变；国际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4—0077—09
在从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有一种此前已经出现的趋势在加速发展着，这就是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趋势。由于这种趋势涉及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世界格局以及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等等的发展变化以及世界的未来，因此，这种趋势的出现和加速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例如:
早在1995年6月9日的德国《时代》周报就在《亚洲——伙伴还是对手》一文中，提出了世界重心重新东移的发展动向。
在2006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指出这种转移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全球正在经历一场变迁，其影响之深刻不亚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1］
据2008年10月13日法新社纽约电相关报道，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则指出这种转移对于改变国际格局的重大影响。他说，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地缘政治变革，世界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二战以来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时代已经结束。”
2009年，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指出，由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统治了世界长达五个世纪的欧美的权力秩序正在发生根本变化。”［2］
2011年，在目击了世界重心东移的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进一步加速的情况以后，阿根廷迪特利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胡·加·托卡特利安发表文章，强调国际金融“危机表现和推动了世界权力的重新分配，这是其最突出的政治特点。”［3］
那么，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的表现和内容是什么?造成这种转移的原因是什么?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它是怎样加速的?西方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阻拦其发展?这种转移又怎样影响世界形势的发展?
一、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表现
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首先表现为世界形势的发展扭转了多少个世纪以来重心由东方向西方转移的发展趋势，开始倒过来呈现出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发展趋势。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特·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发现，人类历史的重心在几千年的过程中日益由东方向西方转移，它起源于亚洲的内陆草原，然后转移到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再后又越过希腊和罗马，向西北欧转移，最后在2000年前跨过大西洋。而现在，这个发展趋向正在颠倒过来：世界重心正向东移动，即从北美重新移向太平洋—亚洲地区。
对于世界重心由东方向西方移动、再由西方向东方移动的这种情况，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曾经以印度的纺织业为例，作过生动的描述:
回顾18世纪，印度的纺织业无论在规模方面还是在质量方面，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可是，当英国开展工业革命，接着陆续出现一批拥有数百部蒸汽纺织机的工厂以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英国纺织机生产的布料比印度的手织布料更均匀，价格也更便宜，特别是在英国占领了印度次大陆以后，更是顺利地取消了当地原有的配额限制和各种保护，让来自英国的纺织品源源不断地在当地倾销。随着外国机械化生产的浪潮排山倒海地涌入，印度最著名的纺织业也难以匹敌，以致急剧萎缩。至19世纪末，单以英国兰开夏郡生产的纺织品而言，其中多达40%都是出口到印度去的。到了1900年，英国人均工业化比率(即一个国家的工业制品相对于人口的比率)竟然是印度的100倍！而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两国的发展还不相上下。
保罗·肯尼迪接着描述说，然而，时移势易，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世界局势的发展又倒转过来了。过去数十年来，富国不断地把纺织业
与其他机械运送到穷国去，发达国家在全球多个地区投入资金和成立合资企业，迫使当地政府开放市场，从而使印度输往富国的纺织品又增长起来。时至今日，中国和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0%和8%，两国进一步垄断全球生产，分占全球财富，继而享受全球权力，似乎是毋庸置疑的趋势。
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保罗·肯尼迪说：“当我们的读者、公众及传媒沉迷于伊拉克危机或恐怖分子等话题时，世界生产重心也同时出现急剧变化，从‘第一’世界转到‘第三’世界。风水轮流转，我们却仍懵然无知。”［4］
如果说保罗·肯尼迪所描述的，还只是微观地考察纺织业由东方到西方、再由西方到东方转移的历史变迁的话，那么，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间经济协调机构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10年6月16日发布的有关世界发展前景的报告，则宏观地描写了世界重心正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具体情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0年的这个《报告》称：（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gdp之和，在全球gdp中所占比例，已经由2000年的占60%，下降为2010年的占51%，预计到2030年还将降至占43%；（2）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将大幅减少，作为最突出例子之一的中国的贫困人口，已由1990年的占60%，下降至2005年的占16%；（3）新兴国家的“起飞”，使得贫穷国家的数量，在过去10年中由55个减少至25个。其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或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增长速度2倍的国家，由12个增加到65个。
埃菲社巴黎2010年6月16日电报道中评述，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国家等经济体的开放，使大量劳动力进入市场经济；二是这些经济体的发展刺激了对化石燃料、工业用金属等初级产品的需求，从而使中东、非洲和美洲的原料出口大为受益；三是许多新兴国家由负债国变成债权国，同时还积累了高额的外汇储备。 方向东方的转移，首先是世界生产重心的转移，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此消彼长，从而在世界gdp中所占份额的此跌彼涨；其次是表现在世界金融格局、银行格局、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等等方面的调整；再次是表现在全球治理结构中权力的再分配、权力中心的转移；最后则归结为文明的转换；如此等等。
世界重心的这种转换趋势，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例如，在这场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2008年10月初英国《金融时报》就发表文章指出:“这场‘金融’动荡加速了美国的相对下滑，从单极世界转向多极世界”，“借用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话来说：东方在增长，西方在衰退。此外，西方充满担忧，东方充满希望”，“如果我们不能找到解决办法，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加速西方——作为今日一股势力和作为世界其余部分明天的模式——的相对下滑。”［5］2011年2月法国《论坛报》发表文章强调:“当前的金融危机是在经济力量大规模地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事实上，这种力量的转移在2007年前就已经开始，而这场危机不过是加快了转移的步伐而已。”［6］
二、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原因
为什么世界重心会不断地转移，先是由东方向西方、现在又由西方向东方转移？是不是在不同时期东方或西方有着固定的发展优势？
对于世界重心转移的原因，美国《纽约时报》先是在2010年12月12日发表了一篇书评，介绍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的英裔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伊恩·莫里斯在《为何当今世界由西方统治》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他说，东西方任何一方都不拥有与生俱来的优势。西方世界之所以在18世纪取得成功的进步，原因是矿物燃料的发现。历史昭示人们：当着一个文明衰落时，就会有另一个文明在其他地方崛起，在新技术、社会变革和创造性组织方式的推动下腾飞，将整个发展进程推到新的水平。如今随着西方国家的实力和信心下降，中国在全世界逐渐上升到前所未有的主导地位。他指出：“过去建立起来的模式表明，财富和权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是不可阻挡的。”［7］
仅仅9天之后，伊恩·莫里斯本人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东方来了》一文，亲自出面来阐述世界重心西移和东移的原因。他说：“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变化，是200年前工业革命将西欧推上全球主导地位以来最大的变化。推动东方崛起的这股力量恰恰就是当初推动西方崛起
那股力量：地理因素与经济和技术产生的互动”。他接着说，回溯到15世纪，中国开创的航海新技术使得船只跨越大西洋成为可能。一夜之间，详尽的地理资料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地理资料显示，西欧距美国东海岸只有3000英里，而中国与美国西海岸的距离为8000英里，这就意味着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让美洲成为殖民地，并在大西洋沿岸创建了新型的市场经济体。这些市场所产生的新动力，促使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在工业革命期间使用了由矿物燃料所产生的能量，这场革命带来的蒸汽机和铁路使19世纪的世界大大缩小了，并且激发了北美大陆巨大的工业潜力，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的重心。技术的突飞猛进使20世纪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到了1950年，太平洋也已经不是贸易壁垒了，这就轮到东亚发挥巨大的工业潜力了。先是日本，后来是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现在是中国，纷纷融入到全球经济中来了。在2000年之前，中国还在追赶美国，到2050年，它很可能将超越美国。从长远看，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全球化所产生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许使今天有关东方崛起的担忧变得无足轻重。
2010年12月26日《印度时报》网站发表的《东方在新的文明冲突之中崛起》一文补充说：“一直到1755年之前，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力量还占到全球经济产量的50%。对亚洲和非洲的殖民统治、大西洋奴隶贸易以及在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入侵定居，扭转了力量对比，让重心从东方转移到西方”。
那么，为何世界重心近来又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呢？2008年10月6日墨西哥《改革报》发表胡安·加夫列尔的《对美国霸主的打击》一文指出，从美国开始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意味着世界权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过程的加快，而“导致这个过程的本质是世界发展动力从大西洋中心国家向亚洲国家转移。当美国和欧洲纷纷放弃积极的工业政策而满足于金融投机时，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亚洲主要经济体重组生产基础，加快发展技术能力，加大对世界贸易的参与并提高国际储备。”
2010年1月14日的美国《新闻周刊》发表克洛德·斯马贾、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的《全球化革命》一文，它指出：“危机的真正原因并不是银行家的贪婪，而是全球储蓄、投资和贸易失衡。这种失衡20年来不断加剧。这是高消费、盎格鲁 - 撒克逊式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以及东亚及德国出口导向型重商主义经济模式相互作用的结果”。
归结起来，可以看出，促使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并在国家金融危机中加速的基本原因，主要有二：这就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下金融资本的病变和畸形发展，以及狂热的借贷消费的生存方式。原先，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金融产业的主要功能是以银行为代表从事的借贷活动，它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而从实体经济的成功发展中获得利息等回报；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以经济全球化为借口，强制实行国际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方针的主导下，美国的金融产业却摆脱了管制，发生了病变和急剧的畸形发展：现在，它主要的不再是通过投资和服务于实体经济去获得利润，而是背离了实体经济，通过管理风险去获利，也就是用钱去套取更多的钱，于是，在股票、债券、汇票等初级虚拟资本之上，又创新出了各种金融衍生品，如股票、债券等各类金融资产的期货、期权合同以及利率汇率、股指等各类指数的期货、期权合同。这种金融产业把各种风险分散后重新组合，以致一旦出现破绽，就会波及各个领域。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清楚地说明了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国际产业转移升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的形势下，新自由主义主导的金融资本的畸形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实力严重下挫，导致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的加速转移。 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人民大众贫困所带来的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新自由主义采取了通过金融杠杆去扩大消费的方针，创造了“贷款购物”的社会风尚去欺骗低收入的消费者。这种欺诈性的消费需求扩大战略在把低收入人群的住宅需求变成金融经济巨额利润的源泉的过程中，又诱发了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价值观的日益堕落，使当年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诸如崇尚劳动、勤俭持家、清心寡欲等新教价值观日渐衰微，取而代之的，是使人们深深陷入狂热消费、贷款消费的那个过度消费的漩涡，致使人口仅占世界5%的美国人，却要消费全球30%的资源。与此同时，举债度日的惯常生活方式，也使
国家同样背负越来越多的债务。美国的年国内生产总值10多万亿美元，可是其债务却突破了50多万亿美元。于是，为了弥补收入和支出之间的鸿沟，就年复一年地通过举债去占有其他国家的劳动成果。这种生存方式在破坏别国经济的同时，也必然首先加速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这正是当年古罗马从鼎盛走向瓦解、衰落和毁灭过程的再现。
三、世界重心的转移改变着全球力量的对比
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直接结果，便是改变着全球力量的对比。
首先，是改变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态势，一直是发达国家持续较快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则发展缓慢、有时甚至停滞倒退，以致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如它们之间的人均gdp的差距，就从1983年的43∶1，扩大到2000年的60∶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拥有的gdp高达世界gdp总量的86%，占有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达82%；而占世界人口75%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所占这两项的比例仅分别为14%和18%。
在经济史上，也曾出现过发展中国家利用了世界的先进技术和发明，避开了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和新科技成果的实验过程，以较低的代价仿效别国的方法和技术，赶超发达国家的事例。其典型代表就是亚洲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四小龙”，特别是其中的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其人均gdp仅为1400美元，而在经过不到20年的时间，在1999年时就增长到8490美元，使它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由638∶1，缩小为303∶1。所以，当时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就发表评论指出：“历史表明，今天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有朝一日会超过一些富裕国家，在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方面都将如此，正如18世纪末英国变得比荷兰更富裕，19世纪末美国超过英国一样。”［8］
但在那时，崛起的还只是一些较小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对全球范围内力量对比的改变还不甚明显，而在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过程中，特别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出现的，却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衰落，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新兴经济体的大面积的迅速崛起，这就不能不比较显著地导致全球力量对比的快速改变。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认为，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鲜明特点是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1997年到2007年的10年间，东亚14个新兴经济体克服了亚洲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居于世界前列，gdp年均增长速度超过9%，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明显。
美国高盛集团全球经济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在2003年发表题为《与“金砖国家”一起梦想》的研究报告，提出了“金砖国家”这个概念，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四国(后又增加南非，共五国)；2007年，高盛集团又提出了“钻石11国”的概念；日本“金砖国家”研究所则提出了“展望5国”的概念。以后，国际社会就给这些国家冠以“新兴市场”、“新兴经济体”、“新兴工业国”等称号。现在，新兴经济体已经遍布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东欧和中东各个角落，大约有40多个新兴市场或新兴经济体，形成“新兴经济群体”。［9］
在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改变，主要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率的对比。由发达经济体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经济增长率在逐渐下滑：它们在20世纪60年代的年增长率为53%，70年代为37%，80年代为28%，90年代为25%。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计算，在2000 - 2005年，发达资本主义的“8国集团”的名义gdp增长率为56%，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比重从671%下降至626%，在世界gdp增量中的比重为516%；而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四国的名义gdp的增长率达99%，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比重从9%上升到103%，在世界gdp增量中的比重达134%。如果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在2005年，8国集团的gdp在世界gdp总量中占437%，而中、巴、印、墨四国的gdp在世界总量中则占257%。参见表1。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秋季号《世界经济展望》。
而在2008 - 2010的3年中，就世界20个最大的经济体而言，中国增长20%，印度增长16%，巴西增长7%，韩国增长6%，美国、加拿大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法国下滑1%，意大利下滑4%。
二是新兴经济体的gdp
p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比重。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2006年新兴经济体gdp就已经达到世界总量的一半，根据现在的发展趋势估计，在2026年将占世界gdp总量的2 ∕ 3。如按市场汇率计算，在2010年，新兴经济体的gdp在世界总量中占30%，预计到2020年时占50%。
三是新兴经济体对全球贸易的参与率。在2010年时，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占世界的份额达40%以上。
四是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的拥有量。在2010年时已经占世界外汇储备总量的75%，并成为购买美国外债的主要力量。在欧元危机期间，“金砖国家”又介入到“拯救欧洲”的活动中，以致出现了西方发达富国“穷”，而发展中国家里外汇储备多的穷国反而“富”的怪异现象。 国公司的拥有量。1998年，在世界跨国公司500强中，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还寥寥无几，仅占其总市值的2%。但到2007年时，发展中国家已经拥有跨国公司35家，占世界跨国公司总市值的20%。
六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和回归增长轨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特别是其中的金砖国家，它们在2010年时，在全球金融产出中占15%，人口占42%，国土面积占26%，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超过60%。所以，位于纽约的瑞士信贷集团的首席研究员尼尔·索斯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时表示:“此前向着中国等亚洲地区慢慢东进的世界经济重心，通过此次经济危机经过了一大转折点。”［10］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与20世纪90年代不同，所有的发展中力量中心都没有复制西方模式，而是走自己的路。
特别在亚洲，这里不仅拥有世界61%的人口，而且早在1995年，就在世界10大银行中拥有9家；世界上10个吞吐量最大的港口，有7个在亚洲；它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厂、钢铁厂和集装箱港口。所以，有的西方人惊叹说，世界上的最高建筑在迪拜，最大的上市公司在北京，最大的炼油厂在印度建设，最大的投资基金在阿布扎比，最大的电影产业是宝莱坞，最大的赌场在澳门。
然而，由世界重心东移所直接导致的全球力量对比的变化，更突出的还是表现在超级大国的资本主义美国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力量对比的变化上。
在1989 - 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时，所谓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已经获得最终胜利的“历史终结论”，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尘嚣甚上。但曾几何时，在世界重心东移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的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却迅速从各个方面朝着向社会主义中国一边倾斜过去了。
第一，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首先还是表现在经济增长率的对比上（见表2）。
而在爆发美国次贷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就更以双层双速的姿态发展着（见表3）。
第二，经济增速的不同，直接影响到中、美两国的经济力量的对比以及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份额的变化（见表4）。
如果说在1970年时，中国的gdp还排在世界第13位的话，那么，在2007年，中国就超越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2010年又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同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也从1990年时的仅占美国的703%，上升到2010年时的占美国的402%；中国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从1990年时的占183%，上升到2010年时的占95%。在短短20年中，力量对比改变的速度分别增加了57倍和519倍。要是我们能够胜利地克服面临的种种困难和挑战，顺着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那么，社会主义中国超越资本主义美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将是完全可以期待的事情了。
第三，2010年，中国取代了美国保持达110年之久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成品生产国的地位。2011年6月28日的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除了报道中国要为美国旧金山建一座新桥再把它运到美国外，还排列出了近年来中国的“五大工程壮举”：一是在2001 - 2010年间投资5265亿元人民币的西电东输工程；二是预算约5000亿元人民币的南水北调工程；三是耗资约9000亿元人民币、提前13年全部建成“五纵七横”的国道主干线工程；四是耗资1800亿元人民币的三峡大坝；五是以平均每米16万英磅修建的京沪高铁。
第四，2009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出口份额占世界的96%。
第五，中国的外汇储备额，从1978年的16亿美元、占世界第38位，
升到2007年的15283亿美元、占世界第1位和美国的最大债权国（见表5）。
第六，在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地位变化。2009年，20国集团会议在美国匹茨堡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包括中国等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在内的20国集团取代发达经济体的8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首要全球性论坛，并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至少增加5%，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至少增加3%。今后，除传统的工业国外，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个金砖国家也将跻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的11个股东之列。此前，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比重为174%，中国仅占372%，经一轮改革以后，中国在那里的投票权比重将由原先的第6位升至第3位。
第七，在世界大银行格局中出现的变化。在20年前，世界10大银行中，有9家是日本的；10年前，世界10大金融机构中有6家来自美国，头2家就是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到了今天，只有3家美国银行进入世界前10家大银行。而在2006年，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世界10大银行，位列第9；在2008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3家位居世界10大银行的前3名；在2009年，这3家中国银行继续位居世界10大银行的前3名，而且其市值占世界10大银行总市值的51%。
第八，在对外投资方面的变化。在2008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5691亿美元。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32721亿美元，这就使中国从“产品生产国”向“资本输出国”发展。
第九，中国提供了消除贫困落后的模范。据新华社华盛顿2008年8月26日电，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从1981年到2005年，世界贫困人口共减35亿，使之由占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52%减少到占26%，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减贫成就最显著的国家。如果排除中国的减贫成果，那么，从1981年到2005年间世界贫困人口在实际上还增加了1亿多。
随着我国的扶贫开发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到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贫富差距新阶段，2011年11月底，我国又将贫困线从2010年的年收入1274元人民币提高到2030元人民币，比2009年提高92%，以保证使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的目标能够得到实现民的生活水平在发展速度上远远超欧美各国地迅速提高。美国《外交》杂志前总编、《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指出：“2007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美国，这至少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次有一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中国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在5种基本食品中的4种食品、能源以及工业初级产品等消费领域中超过了美国”。他还援引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的话说：“工业革命期间，欧洲的平均生活标准在他的有生之年内（当时大约40岁）提高了大约50%”。他计算，“在亚洲，主要是在中国，人均生活标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大约要上涨100倍!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一直大得惊人，完全是史无前例，而且中国已经产生了同样惊人的变化，它在20年时间里经历了欧洲用两个世纪才完成的同样程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转型。”［11］
然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甚至连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日益增长地认识到中国和美国之间力量对比的这种变化，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和美国的不同表现的影响和性质。
对于中、美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美国花旗集团研究员迈克尔·桑德斯表示:“二战以后，每逢世界经济摆脱低迷局面的时候，都是‘火车头’美国领路，欧洲和其它国家跟随在后。但是现在，通过对西方贸易顺差积累巨额资金的中国和亚洲则发挥着摆脱危机的中轴作用。”［10］
对于中美之间力量对比变化所具有的性质，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力量对比的消长源于国家经济战略及其目标的不同，而其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吸引力，则源于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理念。这就折射出它们并不限于不同国家的力量的消长，而事关不同社会制度的优劣。
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指出:“中国的国家经济战略旨在使中国和中国民众成为未来的经济引擎。他们打算尽可能向我们学习，然后超过我们(他们在太阳能等技术领域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慷慨投资于各个层次的基础研究和
教育。他们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实力最强和高工资就业岗位最多的国家”，反之，“美国缺少国家经济战略。我们倒是拥有一些碰巧把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企业。它们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找的是最能赚钱的地方”。他据此强调指出：“中国正在占据我们的上风。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国家经济战略旨在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我们却只是专注于为股东赚钱的全球企业。”［12］
英国剑桥大学太平洋研究项目主任、美国尼克松研究中心研究员斯蒂芬·哈尔珀认为:“如今中国在世界上打出最大的广告牌，给那些希望向中国学习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绕开西方的道路。中国这个榜样有着迅猛的经济增长，国内局势稳定，大多数人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强，它驳回了‘西方的思想’”，“直到最近几年，西方提出的华盛顿共识一直认为，较小的政府、较少的管制和强大的私营部门——换言之，就是自由市场——将带来派系和多元化，最终带来民主。但这一切未能实现，许多非洲和拉美国家的领导人认识到，在尝试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规划奋斗了20年之后，他们国家的情况没有改善，却有所恶化。于是，北京得以带着另外一种方案畅行无阻”，“美国迄今为止未能充分解决、甚至未能充分估量中国骤然上升所构成的挑战”，“我们没有认清或明确中国所构成的观念挑战，它的市场威权模式比美国的产品，也就是市场民主对第三世界政权更富有吸引力。”［13］
应该说，从社会制度的优劣的高度来看社会主义中国同资本主义美国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才真正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意义所在。早在1987 - 1988年的时候，邓小平就指出，到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年国民生产总值属于世界前列时，就“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14］225；“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15］1255
四、欧美的“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方针，无法扭转世界重心东移的发展趋势
在过去200年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进了工业化进程，建立了门类齐全、产业规模大、技术水平高、知名品牌多的制造业体系。但是自从在世纪之交兴起信息技术革命以来，这些国家又适应于国际产业调整和转移的发展趋势，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推进产业结构“服务化”，导致制造业的产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开始下降的结果。例如，美国的制造业岗位在美国全部就业岗位中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为16%，到2011年就仅占9%了，在1977 - 2009年间，减少了600多万个就业岗位；制造业的产值在美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也从1970年的占289%，下降到1990年的占185%、2007年的占121%、2009年的占110%。在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欧美的制造业遭遇到更大的冲击，欧盟制造业的产值一度下滑了20%，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大量流失。针对这种情况，美国一些经济和历史学者指责奥巴马政府对衰退作出不冷不热的反应，担忧金融体系的崩溃会妨碍美国经济复苏；认为高额的债务与肆意挥霍会让这个一度强大的美国衰败下去；担心美国会成为下一个希腊。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发达国家制定了旨在扭转世界重心东移的危机应对措施，决心大力扶持制造业回归，力推“再工业化”方针。例如，美国联邦政府推出《制造业促进法案》、《鼓励制造业和就业机会回国策略》，美国地方政府则制定土地和纳税优惠政策改善投资经商环境等等，去吸引制造商在本地置业；英国政府出台了“制造业振兴”、“促进高端工程制造业”等等政策举措；法国政府筹资2亿欧元，直接向制造业发放“再工业化”援助资金等等。欧美的一部分跨国公司也实施全球战略布局调整，重估生产环节外包战略，减弱对外投资力度，考虑制定回流计划。 种种举措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制造业确实在一时出现了一些复苏迹象。例如2010年以来，美国的整个制造业就新增了24万个雇员，制造业成为少数几个明星行业之一，在美国经济创造的6个就业机会中，就有一个来自制造业。在2011年第一
季度，美国制造业产值增加了9%，是美国整体经济增速(18%)的5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出现了“美国正在东山再起”、“制造业从美国大举迁往中国的时代快要结束”的乐观主义情绪不断发酵，似乎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发展趋势将要得到扭转。
然而，这样的估计是不切实际的。这是因为，事情的发展正如我国商务部专家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方针，属于国际产业转移中的“逆向流动”，虽然在一时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但从长远的视角来看，却不利于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持续复苏；［16］更扭转不了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大趋势、改变不了全球力量对比朝着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倾斜的发展。
首先，从生产的角度来说，由于它人为地扭曲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机制和效率，有可能导致全球资源的错误配置，也无助于有效改善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现状，也不利于培育其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将延缓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产业转移升级进程。
其次，从流通的角度来说，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过度干预制造业回归，不符合国际贸易大趋势。因为欧美的产业和产品，其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资本和技术要素上，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则体现在劳动成本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美国与中国的平均工资差别，2000年时为26倍，2008年时为10倍。技术进步提高了制造业的标准化程度，劳动成本在制造业竞争中的重要性上升，导致传统制造业、特别是加工组装环节不断从欧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进而形成欧美重点发展服务业和高科技产品，而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经济与贸易格局。欧美“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的方针举措必然影响世界贸易作为世界经济发动机作用的发挥。
再次，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说，美国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的下降，本来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经济效率提高的客观需要；同时，又还是新自由主义解除对金融的管制、脱离实体经济地畸形发展金融资本主义，以及推行借贷消费、过度消费的生存方式的必然结果。现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把所有这些撇在一边，企图用强制推行“制造业回归”、搞“再工业化”等等举措去扭转乾坤，这就不仅不利于国际分工的有序深化，而且更有点“缘木求鱼”的味道。
最后，从企业的经营、产品的成本效率和迅速成长的能力来说，欧美推行的“制造业回归”方针，在某些行业中，已经不再是可行的选项。且以美国制造高科技产品的苹果公司为例，它在美国雇用着43万人，在海外雇用了2万人，另有设计、制造和组装ipad和iphone以及苹果公司其他产品的70万人，则大都不在美国，而在中国的富士康工厂等处工作。为此，在2011年2月，当美国总统奥巴马问苹果公司的ceo乔布斯说:“这些工作为什么不能回到国内来进行?”而乔布斯则回答说:“这些工作回不来了!”原因是苹果公司始终不渝地进行着全球经营，在目前来说，进军海外已经是他们的唯一选择。这不仅因为国外的劳动力比较廉价，而且因为外国工人的灵活性、勤劳与工业技能，以及海外工厂的巨大规模已经大大超越了美国同行，以致“美国制造”对于苹果公司的大部分产品来说已经不再是一项可行的选择。［17］
也正因为这样，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等种种举措，就没有、也不可能扭转世界重心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以及由此导致的力量对比改变的发展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在结束了衰退之后，美国还长期走不出经济低迷的局面，欧元区的债务危机更是一波接着一波地连续不断，就是对此的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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