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消费主义盛行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客观现实。此问题之所以出现，既有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西方文化渗透因素，更有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消费主义给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带来的各种消极后果发人深省，我们必须积极设法加以抵制。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在立法、教育、宣传、劳动政策、产业布局等领域进行调整，是应对消费主义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消费主义；消费理念；消费文化；应对
　　中图分类号:f1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9-0066-03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视野下的科学消费观构建研究”（11jd02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文富（1972-），男，河南南阳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资本主义。当下中国的日常生活领域存在几个突出问题：其一，铺张浪费之风严重。国人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优秀传统消费理念正面临着被消解的危险，社会上弥漫着消费越多越光荣、攀比摆阔的浓厚风气，“一个人越会浪费，越讲排场，越显‘慷慨大方’，就会获得越多的尊敬。节俭和珍惜资源反而被人视为‘吝啬’，受人鄙视。”[1]这种情况使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被卷入纯粹为了虚荣的消费漩涡之中。其二，奢侈品消费大潮不断涌动。价值不菲的高档日用品如名牌服饰、挎包、手表、时尚手机、豪车等都能在中国找到大量买主。即使在全球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也未扭转这一局面，以至于2011年中国人在奢侈品消费上面花费的资金高达155亿美元，这一数字已超过奢侈品消费大国日本，居世界第一位。[2]其三，物质消费过剩而精神生活贫乏的情况同时存在。这可以从酒店、购物广场等地方人流熙熙的红火场面与图书馆、剧院这些“高雅”地方人员稀少的冷清局面这样的强烈对比中看出来。根据消费主义的一般界定如过度消费、追求消费的物欲性和宣泄性、片面追求商品的占有量和符号价值（即追求该商品能够给人带来某种荣耀感、地位感等欲望的满足这样的价值）等，可以说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深陷消费主义误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评估消费主义在中国的形成原因、影响并寻求应对之策，这是本文要重点探讨的课题。
　　一、消费主义在中国兴起的成因
　　消费主义在中国生成的原因除了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逻辑（即资本不择手段地、不停地进行积累）这一根本因素在起作用之外，也是其它诸多中国固有的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中国的消费主义是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商业广告共同催生的产儿。消费主义这种文化现象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开始全面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后才形成的。市场经济的特点是每个市场主体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而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生产上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因素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这种经济模式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之间关系的脱节，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就出现了商品库存增加、商品滞销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许多“促销”措施被派上用场，广告宣传这时候粉墨登场，大肆鼓吹消费主义文化。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逐渐普及了电视机、收音机、报纸等大众媒体工具，这些媒体都面向市场吸纳商业广告，这极大地方便了消费文化的传播和渗透，民众在媒体商业广告的轮番轰炸之下自然就慢慢地接受了消费主义的一些理念。
　　第二，国家政治运行方式的变化推动了消费主义的孕育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改革开放之后政治和社会管理上有意无意的特定安排促成了消费主义。我国著名学者、中山大学教授王宁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消费主义是国家让渡的后果，是国家用其经济让渡换取居民政治让渡的产物，也是国家出于经济主义目标而借助经济政策对居民消费欲望加以刺激的结果。”“消费主义不但是国家奉行的经济主义政策的一个副产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世俗化的必然结果。”[3]也就是说，消费主义的诞生是国家的某种政治安排带来的结果。在消费主义登陆中国的历史上，许多政治大环境的调整和变革都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消费主义文化的滋生和蔓延。在这些调整中，既有领导人在消费问题上高调主张将高消费政策作为发展经济的“大方向”所带来的政策推动，也有来自政府权力部门自觉和不自觉的意识形态淡化安排带来的巨大思想和政治影响，如

对过去“泛政治化”做法的批判客观上就造成了这种结果。这些政治和政策层面上的一系列主动变革拆除了限制消费主义发展的思想藩篱，使其获得在中国孕育和发展的便利的政治条件。
　　第三，“面子文化”和不断增加的社会压力是生成消费主义的文化土壤。中国人注重面子，有时候把面子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故有“死要面子”之说。而个人消费的一个重要社会效果就是实现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和身份鉴定：高消费通常意味着一个人身份高贵和有审美能力，而低消费则会被视为身份低贱和审美能力欠缺。“告诉我你扔的是什么，我就知道你是谁”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消费的身份区分功能。人们为了免于被人轻视和否定，不惜花高价购买高档消费品、讲排场以换得某种“与众不同”的身份感和别人对自己面子的承认。中国的商家正是窥探到了国人的这个“人性弱点”，用狡猾的推销伎俩说服其潜在的消费者买得“更多更贵”而不是“更少更便宜”。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激烈的生存竞争和紧张的社会关系压力使一些人出于本能和宣泄的考虑而主动接受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这也是考察消费主义成因时不可忽视的文化因素。例如现实生活中一些所谓的中产阶级群体（尤其是女性）经常到商场疯狂购物和追逐名牌商品等消费主义行为，既是为了排遣寂寞的情绪，也是想通过对商品的大量占有来实现其某种“自我价值”和“意义感”。
　　第四，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外部消费文化影响构成中国消费主义形成的另一条件。英国社会学家斯克莱尔指出：消费主义是经济全球化这部车子的燃料。同样我们认为：在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进程中，消费主义文化是开路先锋。上世纪80年代汹涌而入大陆的港台流行文化，如邓丽君和费翔等人的流行歌、琼瑶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和影视剧、时尚港台服饰等这些文化产品和生活方式与西方的消费主义文化是同源同质的，它们在大陆的广泛传播为后来欧美和日韩等国的消费主义文化的输入进行了“预热”。随后，著名的美国“三片”即薯片（美式快餐）、芯片（互联网）、影片（好莱坞电影）等西方文化产品携带着消费主义基因先后进入中国，它们不但在中国落地生根而且很快地发展壮大起来，极大地塑造着中国人日常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是消费主义在中国形成的重要外部条件。费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影响
　　“消费是经济文化一体化的重要载体，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结合点。”[4]这句话说明，消费是现代人类社会一种高度复杂的社会行为，它能够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上发挥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同理，为消费主义这种异化的消费理念所支配的那些人类行为也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一，消费主义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经济影响。首先它导致了资源的严重浪费。消费主义鼓吹“不消费就衰退”、“消费爱国论”，使过度消费和炫耀性消费获得了合法性，而过度消费和炫耀性消费就是浪费。浪费意味着有限资源的无谓消耗，削弱了经济发展的后劲。例如在农村地区，消费主义使农民有限的资金被用在各种各样的不合理消费上面，如大操大办红白事、借钱建豪华住房、贷款买私人轿车等，种种非必要的消费使农民欠下巨额债务。其次是导致我国社会形成了扭曲的经济模式。汽车和住房是城市居民赖以显示身份和富足的两个主要大宗商品，很多民众以拥有这两样商品为荣耀。与此同时，汽车、房地产等可以用来炫耀财富力量的大宗商品的生产被作为支柱产业来加以扶持和发展，政府部门甚至鼓励城市居民购车买房。这样做的结果是我国汽车消费快速扩张和房地产泡沫严重。进而又导致两大后果，一方面，由于有过多的车辆上路不仅使许多大城市甚至中小城市都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局面，而且每年还造成高达数百亿元的巨额经济损失；另一方面，由于房地产业占用了过多的资金（银行放贷中多数与房地产有关），我国经济事实上被房地产业“绑架”了，这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良性运行的巨大隐患。为了支撑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业，政府又强力推行农村城市化，这样以来，耕地急剧减少、失地农民增多等问题就凸显出来，又对未来的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最后，国民对消费主义的盲目追捧还极大地阻碍了我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往往利用自己的资金和技术优势进行广告宣传和舆论造势，给人以洋货质好价高、国货质次价低这样的虚假印象，被消费

义俘虏的广大国内消费者遂形成排斥国货而追捧洋货的倾向，这种局面使得很多民族产业的发展举步维艰。
　　其二，消费主义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消费主义是一种隐性意识形态，它内涵着物质主义、经济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理念，能够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使其转而认同消费至上、个人至上和实用主义等资产阶级价值观。因此，消费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它极大地消解了后者。近些年来，我国居民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奉献精神、人文意识等价值的严重缺失与他们遭到消费主义的侵蚀不无关系。消费主义使年轻人沉溺于物质欲望和个人的狭小空间里，丧失了对国家、民族、他人的关怀意识，也丧失了判断政治是非的能力，政治冷漠症和政治低能症在这一群体中不断蔓延，这种局面对于国家政治文明发展和政治安全是非常不利的。
　　其三，消费主义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影响。持消费主义理念的人多是中高收入者，他们在社会上占据了各种各样的关键资源，引领着整个社会的消费时尚和风气，社会中下层居民往往会以这些人为榜样来设计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财富在集中，贫富差距在拉大，社会上相当一部分居民的实际收入并不能维持那种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这就难免会给他们带来严重的心理落差。社会不规范行为就会出现，而偷盗抢劫、经济犯罪、“仇富”等现象与此亦有着正相关关系。还有的收入不高者特别是青少年会因为受消费主义思潮影响而痴心于追求富人的高消费生活方式，在没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会铤而走险，做出一些令其后悔终生的傻事来，给家庭和社会和谐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我国媒体已经报道过的几起荒唐事件，足以证明消费主义对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带来的冲击之大：案例一是安徽一个17岁高中男生为了购买ipad 2（苹果第二代平板电脑）而将自己的一个肾脏以两万元的低价卖掉；案例二是上海一群家庭条件并不很差的女中学生为了获得更多的零花钱以满足自己膨胀的炫耀消费欲望而组团卖淫！
　　其四，消费主义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影响。目前我国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粮食污染（主要被重金属和转基因农作物污染）等问题都比较严重。生态危机也在加剧，水土大量流失、土壤沙化、水荒、电荒、垃圾围城、物种快速灭绝、“癌症村”频现等已经可以说明一切。过度消费一方面带来了天量的生活垃圾，而这些垃圾难以完全进入地球生物圈进行自我循环，直接对我国局部生态系统构成威胁。另一方面，过度消费引起的过度生产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其结果就是我们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破坏了我国的自然环境。以汽车消费为例，2010年我国汽车产销量都超过了1800万辆，成为世界第一汽车产销大国，而这一闪光“第一”称号是以严重的空气污染为代价的，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有15个在中国（汽车尾气是造成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过高的最大元凶）。
　　三、抵制消费主义的举措
　　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带来的严重后果发人深省，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抵制，其消极影响将会持续扩大并带来更多更复杂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等问题。然而消费主义问题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问题，我们必须通盘考虑，系统整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应对它。笔者认为以下举措是抵制消费主义以避免其继续泛滥的必要选择：
　　第一，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分化，少数人拥有过多财富必然引发这部分人高消费和畸形消费的欲望。因此，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削弱一部分社会成员追求消费主义生活的物质基础。为此，应该加快解决个人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不但要调节第二次分配如扩大社会福利范围和增加集体消费规模，而且更要着力于调节第一次分配，节制资本积累，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尽力实现分配公平。
　　第二，完善消费方面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规范公民消费行为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以至于过度消费和炫耀消费乱象丛生却无人过问，而社会舆论又对此缺乏有力的约束，这种情况亟需改变。需要指出的是，消费在我国被界定为私人的事情，这种错误认识应该改变了，否则法律就难以有所作为。我国立法部门应尽快介入个人消费领域，订立针对性法律法规，从司法层面限制和约束有违传统道德、严重超过一般老百姓心理承受度的过度消费和炫耀性消费行为。国

外有些地方从环保和生态文明的角度通过立法限制过度消费，对浪费现象实行罚款等法律干预，其社会效果是比较好的，对此我们可以加以借鉴。实践证明，诸如暴殄天物和放肆地炒作此类新闻的行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如果没有法律对其加以惩治，则消费主义恶风难以刹住思想政治教育遏制错误的消费理念。在经济至上主义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然而其作用是不可轻视的。消费主义这种错误观念需要而且可以通过加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过来。很多人受“不消费就衰退”、“消费爱国主义”等神话的影响，对于浪费带来的社会危害没有正确的认识，导致其在无意识之中走向消费主义误区。因此，政府、学校、企事业单位、社区管理部门都应该积极地进行有关建设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知识和价值的教育，培育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生态道德，引导人们回归我国优秀的传统消费伦理，如量入为出、俭以养德、艰苦奋斗等，使他们在内心中构建一道反消费主义的防火墙。在教育问题上政府更应该有所作为，应该对大众传媒泛滥的消费主义广告施加行政约束，因为后者的消极影响常常会抵消教育部门的宣传效果，加剧消费主义现象。
　　第四，限制资本逻辑的活动范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资本逻辑存在，但是加强宏观调控可以有效制约资本逻辑发挥作用的范围和大小。宏观调控应该着眼于增加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计划性和平衡性，减少资本生产的盲目性、自发性。正是因为这种盲目性和自发性导致商品生产过剩问题愈来愈突出，以至于政府被迫默许过度消费现象的存在，有时候甚至鼓励居民进行超前消费。例如，在规划产业布局问题上，政府的宏观调控就应该起到根本的作用。对于汽车制造、房地产、奢侈品生产和贸易等已经出现过剩而且在推动消费主义社会风气形成方面有重大消极影响的行业，必须下决心调整，否则，经济就无法良性运行，消费主义这种病态的消费文化就无法根治。
　　最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异化劳动是造成异化消费的重要诱因，诚如本·阿格尔所说，“在劳动中缺乏表现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5]这个理论在中国也是适用的。目前我国的劳动关系呈现紧张状态，激烈的劳资冲突（如暴力讨薪、罢工等行为）时有发生，如著名的私人企业深圳富士康公司出现16人连续跳楼自杀的惨剧震惊了世人。另外，许多企业没有为工人提供带薪休假待遇，强制加班现象也普遍存在。紧张的劳动关系、不断加大的劳动强度、缺乏闲暇时间等情况使得许多人难以全面地发展自己的消费能力，在业余生活上自然就倾向于过分的物质化和非理性化消费。因此在当下的中国，抵制消费主义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通过完善劳动法、限制竞争等措施构建一个和谐的劳动关系，以有效抵制异化劳动，增加个人创造性发展的空间，减少劳动者个人走向消费主义的机会。
　　总之，消费主义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客观存在，其影响深远而广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两型社会”的当下历史语境里，我们必须对此问题加以警惕。应当强调的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消费主义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等物质现实的观念体现，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所以仅仅从个人层面、伦理层面出发来考虑抵制消费主义是难以成功的。相反，只有从国家的制度设计、宏观调整层面着力，消除消费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方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徐建立.资本逻辑与人的全面发展[j].长白学刊,2010,(3).
　　[2]“2011年奢侈品销售达155亿美元首超日本”［eb/ol］.第一商业网，http://www.topbiz360.com/web/html/topices/shechipin/zixunbaodao/98541.html
　　[3]王宁.“国家让渡论”：有关中国消费主义成因的新命题——兼析“资本操纵论”和“社会攀比论”［r/ol］.中国网专家博客，http://blog.china.com.cn/wangning/art/155663.html.
　　[4]尹世杰.消费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1.
　　[5][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