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邓小平同志著名的《南方谈话》已经发表20年了。20年是个不短的时段，但当年传达学习的情景依然如昨，铭心刻骨。一件事凡对一代人留下终身影响的，那一定既有一种理性的成分，也有情感的因素。《南方谈话》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让我们这一代人难以忘怀，在于它教育了我们，鼓舞了我们，又影响了我们的成长。当《编辑学刊》向我约稿时，我想到为该刊2012年首期写这篇文章。这既是表达一个出版人对《南方谈话》心存的敬意，也是与同仁共同回忆九十年代改革、发展的那段美好时光，从中引发一点思考。
    一、《南方谈话》吹来了春风
    记忆中《南方谈话》之前的社会空气，确是比较沉闷。“六四”风波以后，国家的工作重心在哪里？今后的工作怎么做？都不是太明确。我是1991年10月主持上海书画社工作的，次年就碰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记得那次在绍兴路5号二楼会议室学习座谈，孙颙、巢峰同志也在场，社长们情绪高涨，与不久前党校的学习判若两人。发言时你一言我一语，欲罢不能。有的谈国家大事，有的期待上海的变化，更多的关注自己单位的事情。那种摩拳擦掌要大干一番的气场，对人的感染和冲击，多少年以后也不会忘记。
    一个人的一次讲话，可以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产生如此重大的作用和影响，《南方谈话》确是一个经典范例。在这篇谈话中，邓小平同志以革命家的雄才大略，指出了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不改革死路一条、社会主义有市场等至理名言。他还鲜明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了工作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要求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鼓励大胆实践，大胆探索。要求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邓小平同志看到了中国处于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挑战和机遇并存，我们可以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南方谈话》的感召力除了它的光辉思想和哲理，还在于鲜活的语言风格和独特的表达方式，所以，它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推力。我们共产党人相信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而《南方谈话》是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次精神变物质。一次谈话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命运，也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和上海，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同样，《南方谈话》也给我们上海出版人吹来了春风，使九十年代的上海出版形成了奋发竞争、龙腾虎跃的局面。许多符合出版规律的发展，许多做大做强的案例，就发生在那个年代，并且至今还在影响着上海的出版。
    二、九十年代上海出版社版图的改变
    “出版”二字，在今天已变得模糊。所以，回忆那段历史，我更愿意用出版社这个概念。进入新世纪，出版在变化，人们在争论，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上海出版社在这20年中，这30余家都还存在，还是一个可以比对的范围。
    上海的出版社在民国历史上占据中国半壁江山。新中国建立后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北京有250余家出版社，上海只有36家。凡事顺天意，尽人事。这是天意，是上海的出版人无法改变的。但上海这36家出版社做成什么样子，在中国产生什么影响，这是可以改变的。这里不着意探索出版的精神文化，就以大家最常说的发展、规模、做大做强等概念来分析，可见九十年代的上海出版结构，曾发生一些深刻的改变。这里用三句话来表达这种变化。
    一是大龙腾飞。
    我从1972年进入上海出版社工作，亲眼所见上海的大社、老社、名社在“文革”期间集聚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块招牌下，人、财、物以及业务高度集中统一管理，原来的出版社只是人民社旗下的一个编辑部。加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出版真正走到了百花凋零的地步。“文革”的结束，是上海出版的一次解放，但被解放的主要是上海原来的大社、名社，解放的方式之一就是恢复出版社独立法人地位，出版社有了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上海出版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一批老社、名社的再度崛起，雄踞一方，引领着上海出版向前发展。相对于九十年代局属出版社“四小龙”的出现，这些老社、大社是发达的第一世界，家底丰厚殷实的大户人家。他们以图书和社刊为两大王牌，在市场上各领风骚。如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学、音乐类图书，杂志《故事会》和曾经的《文化生活》令人瞩目；上海教育社几亿的销售几千万的利润，曾令我们一些小社望洋兴叹；辞书社十年一版的《辞海》以及各种系列词典的推出，使之在工具书方面始终引领全国市场；少儿社在全国同业的龙头地位，它书刊并举的发展战略，也是令人瞩目的；有段时间上海译文社的外国文学以及时尚杂志《elle》的引进，在全国业界具有不二的地位。上海局属出版社的通讯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直排第一位，起着龙头作用，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则位居第二位。这是因为上海人美社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期是上海经济规模数一数二的出版社，它特大印数的年画、连环画、宣传画以及大画册的出版，曾占据中国半壁江山，当时的人美社是何等的财大气粗。还有上海科技出版社，也是人才济济，实力超强，在图书和杂志出版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种现象确如大龙腾飞，占据先发效应，一直引领上海甚至全国出版。即使有的社后来成了强弩之末，但在历史上曾起过的作用和今天仍在文化上所起的影响，仍是不可忽视的。
    这里我想说，可贵的是，在《南方谈话》发表前，这些大社、老社、名社已达到了相当的出版规模和令人羡慕的经济效益，其发行的实物量如以今天的定价来估算，令人感到可观和可怕。而在《南方谈话》的激励下，这些大社、名社、老社又焕发了青春，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在九十年代中期，甚至九十年代末期，上海教育、文艺、少儿、科技、辞书、译文、人民等社，销售收入近亿、超亿，利润一千万元甚至数千万元已不在少数。可谓是老树新枝，常青不败。我2000年到出版局工作时，看到局属出版社编印发三家的财务统计表，实力非同一般，这与这些大社的发光发热、占着大比例是分不开的。
    二是大学社的崛起。
    进入新世纪，上海的大学出版社一路飙升，耀眼业绩已是有口皆碑的事实，而如果没有上海大学社的板块，则上海今日的出版也无法想象。上海大学社由“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一路攀升，我认为还是起于九十年代。2000年我到出版局工作后，不止一次听到孙颙局长在不同场合表扬大学出版对上海出版的巨大贡献。所用书号不多，但销售码洋和利润占的比重很大，进一步发展的态势也很明显。
    大学社的崛起在全国有普遍性，但在上海更为突出。这是因为大学社积聚了人才和资源优势，教育出版在中国有着巨大的需求和市场，能量一旦释放出来，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和大学社的几位领导都比较熟识，如庄智象、朱杰人、贺圣遂、张天蔚等，确实在几年、十几年中，他们把出版社由小带大，由弱变强，再一次证明了只要思路正确、方法对头、用人得当，文化出版单位是可以较快并持续发展起来的。
    上海的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一开始就走市场，把办社方向由校园转向社会，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和《南方谈话》倡导解放思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的精神是一致的。而九十年代大学社走在前面的上外、华师大、复旦、交大四家就是充分地发掘自己的资源，利用自己的创意灵感，把产品和服务推向社会，形成品牌，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平台。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英语读物与词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教材教辅和专著等产品的覆盖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学术文化和大学教材，都是他们跨越自身，形成数亿收入和上亿元利润的基础。最近，参加华师大出版社的座谈会，始知华师大出版社已是一个有销售收入六亿多元和近亿元利润的出版社，这对比局属出版社的发展又是一种很大的超越。
    三是“四小龙”的出现。
    “四小龙”原本指亚洲在七八十年代快速发展起来的几个新兴小国和地区，包括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地区。这个词曾被引用指称九十年代上海后发的四个小社、弱社，包括科教出版社、声像出版社、远东出版社和书画社(朵云轩)。这些社在八十年代也积累了一些基础，但进入九十年代则实现了大发展，其中科教、书画社的综合经济实力后来进入了第一梯队。
    在九十年代上海科教社常与书画社联合召开全国性的教材订货会，这两家有感于上海的地盘更多的被上教社所掌控，所以积极发展外地省份。我经常在一个城市碰到科教社的同志推销产品，感受到科教社上下强烈的发展意识和精明的经营之道。我手头有资料证明这个社1997年-1999年的销售收入已超过8000万元，利润最高达到1700余万元。这实际已不是“小龙”而相当于“大龙”的业绩了。声像社也是上海更是全国音像界的奇迹，记得胡战英同志当年对我说，他们积极参与全国的竞争，市场占有率达到了全国的10%～15%，在音像界首屈一指。我手边也有资料证明该社在1996年-1997年销售收入已达1.2亿～1.4亿元，利润超千万。他们的引进版和自主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我所在的书画社1997年-1999年已有近亿元的销售收入，上千万元的利润。我们创新发展的教材、艺术品拍卖与传统业务形成三足鼎立，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平台(据老同事告诉我，2010年仅朵云轩拍卖一项，销售收入已达7.1亿元，利润4500余万元)。远东社当时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利润500万元左右，规模在“四小龙”中属最小的一家，但远东现象在九十年代的上海产生过积极的意义，这就是不服小，有一种强烈的发展意识。他们营造的竞争环境，给很多出版社带来了一种外在的压力和冲击。那时，上海沪版图书订货会方兴未艾，远东社在每届沪版会上的表现，都成了上海出版的一种风向标。虽然备受争议，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它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忘记的。正如一位出版人所说：“在一群沙丁鱼里游来了一条鲶鱼，别的鱼就快速地游动了起来。”远东社当时就是起了这种作用，引发了促进竞争的效应。
    “四小龙”作为一种现象已成为历史，其中书画社、科教出版社持续发展，成为如今原局属出版系统的大龙；另两条小龙没有再发展，原因也很复杂。但历史就是如此，有的持续发展，而有的是阶段性辉煌，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发光发亮，尽到自己的责任。
    大学社和“四小龙”的出现，改变了上海出版的经济版图。一是影响了九十年代自身。回想起来，那还是一个相对辉煌的时代，一个你追我赶、生气勃勃的发展时代，一个改革、竞争、引进新元素的时代。那个时代，没有“大龙”的上海出版根本不可设想，但没有后来兴起的这两个新板块，上海的出版社也将缺少些精彩。二是影响了新世纪以后的出版社。一些大社、强社从中脱颖而出。进入新世纪，上海出版进入了集团化、市场化、企业化、产业化的发展时期，提出了跨越式、超常规的发展思路和宏大的战略目标，但上海出版社的经济结构，除了上教等老社以外，基本来自九十年代崛起的大学社和“四小龙”。如今的上海30余家出版社如果没有华师大、上外、复旦、书画社(朵云轩)和科教社，其市场份额和经济实力就很难预料。这值得业界同仁思考和总结。

    三、重温《南方谈话》的几点思考
    上海出版社大龙、大学、小龙齐飞的局面，已是一种历史。历史不会重现，但历史可以总结。
    1.继续抓住发展的机遇，解放思想，大胆突破。客观地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市场环境对传统出版社的发展比较有利，读者和市场受新媒体的冲击比较小，这是大部分出版社日子都比较好过的重要原因。但是，即使在九十年代，也不是任何一个地区的出版，或者上海任何一个出版社都发展起来了。这就有重要的主观原因或者内在原因。同理，进入新世纪，也不是没有发展的机遇。在传统领域、新媒体领域和其他产业方面，出版人也还有很多的机遇。九十年代倡导的机遇意识和抓住机遇的能力，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在二十年前，我们朵云轩同仁率先建立了全国第一家艺术品拍卖公司，今天它已成为一个大的产业(文化部2011年6月发布报告：2010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已达580亿元)，就是因为具有超前眼光和机遇意识。发现机遇，不等于抓住机遇，很多情况下是没有敢为人先的精神，不敢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所致。这就必然导致平庸、平常而没有突破和发展。今天，党中央召开全会，提出文化改革和文化发展，上海在推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这一切也给我们营造了新的机遇，我们应该继续鼓励创新，鼓励发现机遇，抓住机遇，把机遇变成现实。目前，新一轮的股改上市、跨媒体经营、跨地区经营也在各地出版界兴起。更多的出版产品和服务有待人们去开拓和推广。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上海出版人应该继续做一个发现者和开拓者。
    2.我们应该继承《南方谈话》所强调的实践标准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做实干，一切从实际出发并受实践检验。出版工作本质上是创意性劳动，同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回想起来，九十年代的出版人大多受过艰难环境的考验，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是出版人的重要素养。出版人要有很强的执行力，要想得到还要做得到。不流于宽泛的理论，不流于美好的词汇，而在于真信、真做，出真知、出实效。很多事情，有想法没做，或者没有执行力落不到实处，最终都可能无效或产生反效果。相比起来，今天的出版界论坛多，观点多，口号多。如果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而不解决实际中存在的棘手问题，就谈不上开拓新市场、新领域和新项目。比如上海的出版社拥有全国最丰富的刊号资源，上海的出版社也有很成功的办刊案例，但是，刊物有生命周期，现在一轮新刊的竞争，几乎没有上海的影踪和新品牌，这是十分可惜的。同样的道理，在对人的使用和衡量上，也要更注重于对人的才能的发掘和在实践中大胆地使用。回想九十年代的上海出版，出了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的社长、总编辑，启动了上海出版那一轮的发展和辉煌。这也是值得继续发扬的。
    3.要营造一种有益于出版发展的氛围。鼓励创新发展，不能都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这就需要合理的授权、激励机制和民主的空气。没有这种氛围，就没有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没有事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九十年代我在下面当社长，感受最深的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领导对下面的创新、发展和改革很支持，对必然会引起的麻烦不埋怨，帮助你克服难关。回想起来这也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比如1998年我和班子的同志闻讯国家有一条新政策，我们可以用900万元的价格买下南京东路朵云轩70年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权。我们也有财力这么做。这对于改建、扩大资产和抵押筹资益处很多。但当时支付房管所的年租金只要10余万元，不及900万元的年利息。于是有领导认为我们做错了。但孙颙同志很理解，坚信我们做得对，没有给我们任何压力。我是买下来后知道出版局为我保了驾。我们买下旧楼以后进行了整体改造，大楼落成时把领导请来，领导也高高兴兴地剪了彩，很有气度。而走了这一步，大楼至今大约已有50至100倍的增值。还有成立拍卖公司，从提出到成立只有两三个月，各方面一路开绿灯，没有人因为不懂这一行而搅局。当时只用了30万元人民币、一间小办公室就注册成功。我还清楚地记得好的氛围体现在民主上，就是大家敢于讲真话、讲不同意见。记得有一次出版局党委开会布置各单位建立工会民主评议党政领导班子的制度，这是一件马上要操作的工作。我感到出版社不同于工厂，要强调党对媒体的领导，强调党管干部，工会的评议可以纳入党委统一的考核中，不应另建一个考核系统。我就在会上大胆提出不同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社领导的支持。出版局党委也尊重我们的意见，没有强行推广这一制度。回想起来，自己当时年轻，也真是大胆，而领导也真是开明。
    文化和出版的创新，往往一时很难判断。艺术大师梵高就被人长期误解，以至于在他身后才大放异彩。可见文化的发展更需要尊重个体和个性，甚至尊重下级，需要营造一种民主、包容的氛围和环境。
    4.要坚持改革，但改革要从实际出发，是什么问题改什么问题，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而不是为了好看。国有事业单位还是国有企业单位，它的本质毛病是一样的。就是行政干预过多，所有权者缺位，经营者和员工责任性不强甚至不负责任。九十年代的改革就是从解决出版社的积极性入手的，给予充分授权，建立激励机制。当时比较起作用的是市人事局和出版社建立工效挂钩机制，社长在利润增长的同时，可以拿到一块增量工资分给员工。这块“蛋糕”在今天来看是很小的，但在员工收入不高的九十年代，起了积极作用。后来上海局在此基础上对局属出版社领导班子实行双效考核，建立目标责任制，使社长的收入也有明显的提高。这在全国出版界起了示范作用。但进入新世纪，出版社的改革始终没有在所有制结构和员工持股方面探索，没有新的激励动力。同时市场经济已经二十年了，但出版资源不够开放，市场调节力度不够，出版社要一个新刊号比登天还难，所以持续发展乏力。加上老国企讲级别、重形式，人浮于事、推诿扯皮等毛病未能解决，所以，出版社改革仍面临严峻的局面，绝非换一块企业招牌那么简单。
    5.事业发展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发现干部。这是邓小平同志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引领中国改革发展的重要保证。同为国有企业，可以分成资源依附型的可复制的行业(如电力、燃油业)和智力资源型的不可复制的行业。出版的专业性，决定了它是一个产品分散、市场分割、知识密集的创意行业，人的因素起决定作用。九十年代上海有一批出版社朝气蓬勃，竞争向上，除了特定的历史条件外，还在于当时出版的人才储备比较丰厚，可供选拔到出版社一级担任领导的干部相对比较多。因为七七届、七八届及以后高校的优秀毕业生都愿意加盟出版界，与后来流向公务员、金融、it行业天差地别。加上九十年代的干部选拔一是解放思想，二是很注重专业背景和实战能力，没有被实践证明有不凡业绩的干部，很难进入上一层的视线。这一点也确保了上海出版社一级的班子成员拥有一大批政治强、业务精、执行力强、经验丰富、有开拓能力的干部。尤其是经过上山下乡的老三届大学生，是很优秀的一批干才，很适合在出版社这个层级独当一面，开拓创新。加上当时上海还有一批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老干部，所以确保了九十年代的发展势头是很自然的事。
    现在出版界正面临新一轮的新老交替，50后的干部也将在几年之内退出工作岗位，而其他行业对出版人才的强势争夺日渐显现。所以出版界的同仁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一是要尽可能吸引一定量的优秀大学毕业生、硕士生充实出版界。吸引不了年轻人，这个行业就没有了希望。二是要研究和制定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现人、用好人、留住人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