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内地老师普遍要求在语文课上多讲“语基”。所谓“语基”，就是语法和修辞知识。语法修辞在学术上很复杂，不是轻易能够讲到位的。比如说比喻，我们的老师通常讲的是，比喻有明喻、暗喻，有本体、喻体等。但是，这样有什么用处呢？基本没有。因为没有回答什么样的比喻是精彩的，什么样的比喻是平庸的。比如说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写荷塘的那一段，据余光中先生分析，一连用了十四个比喻，有十三个是不好的，只有一个是好的。但是，这一段恰恰是老师们认为最精彩的，甚至是要求学生背诵的。这说明，老师们心目中的“语基”，大抵是常识性的，有许多粗糙的、不可靠的成分，还没有达到可以解决具体问题的程度。空谈无用，还是从内地中学语文课本上常见的一个练习题开始。这个题目引用《世说新语·言语》中的一段：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谢朗）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谢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
    谁的比喻好？这个问题，光凭印象就可以简单解答，“兄女”谢道韫的比喻比较好。但是，很少有老师能够把道理讲清楚。光有个感觉是不够的。感觉比较肤浅，感觉到的，不一定能够理解；理解了的，才能更好地感觉，甚至纠正感觉的错误。老师的责任就是要把其中的道理讲清楚，这就涉及对比喻内部特殊矛盾的分析。这就要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要重新学习。
    通常的比喻有三种。第一种，基于两个不同事物或概念之间的共同点，这比较常见，如“燕山雪花大如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第二种是抓住事物之间的相异点，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第三种，把相同点与相异点统一起来，如“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第二和第三种，是比喻中的特殊类型。最基本、最大量的是第一种，从不同事物或概念之间的共同点出发。谢安家族咏雪故事就属于这一种。
    构成比喻的事物，有两个基本要素：首先，从客观上来说，二者必须在根本上、整体上有质的不同；其次，在局部上有共同之处。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但有一端之相似，即可取以为兴。”这里说的是兴，实际上也包含了比的规律。《诗经》中的“出其东门，有女如云”，首先，女人和云，在根本性质上是不可混同的，但是在数量众多方面，给人的印象上有某种一致之处。撇开显而易见的不同，突出隐蔽的美学联系，比喻的力量正在这里。比喻不嫌弃暂时的、局部的一致性，它感动我们的正是这种局部的、忽明忽灭的、摇摇欲坠的一致性。二者之间的相异性，是我们熟知的、没有感觉的，但是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却是被淹没的，一旦呈现，就变成新知。在旧的感觉中发现了新的，就可能被感染。比喻的功能，就是在没有感觉的地方开拓出新的感觉。我们说“有女如云”，明知云和女性的区别是根本的，仍然能体悟到某种纷纭的感觉。如果你觉得这不够准确，要追求高度的精确，使二者融洽无间，那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说“有女如女”。而这在逻辑上就犯了同语反复的错误，比喻的感觉冲击功能也就落空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牙齿雪白”，因为牙齿不是雪，牙齿和雪根本不一样，牙齿像雪一样白，才有形象感，如果硬要完全一样，就只好说，牙齿像牙齿一样白，这等于百分之百的蠢话。所以纪晓岚说比喻“亦有太切，转成滞相者”。
    比喻不能绝对地追求精确，比喻的生命就是在不精确中求精确。
    朱熹给比喻下的定义是：“以彼物譬喻此物也。”（《四库全书·晦庵集·致林熙之》）只接触到了矛盾的一个侧面。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序》中说：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比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喻小人。
    《楚辞》在比喻上比之《诗经》，更加大胆，它更加勇敢地突破了以物比物、托物比事的模式，在有形的自然事物与无形的精神之间发现相同点，在自然与心灵之间架设了独特的想象桥梁。
    关键在于，不拘泥于事物本身，超脱事物本身，放心大胆地到事物以外去，才能激发出新异的感觉，执著黏滞于事物本身只能停留在感觉上。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说得更具体、更彻底：
    当诗人用“枯萎的树干”来比喻老年，他使用了“失去了青春”这样一个两方面都共有的概念来给我们表达了一种新的思想、新的事实。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枯树与老年之间的相异占着绝对优势。诗人的才能，就在于在一个暂时性的比喻中，把占劣势的相同点在瞬间突出出来，使新异的感觉占据压倒的优势。对于诗人来说，正是拥有了这种“翻云覆雨”“推陈出新”的想象魄力，比喻才能令人耳目一新。
    自然，这并不是说，任何不相干的事物，只要任意凑合一番，便能构成新颖的叫人心灵振奋的比喻。如果二者共同之处没有得到充分地突出，或是根本不相契合，则会不伦不类，给人无类比附的生硬之感。比喻不但要求一点相通，而且要求在这一点上尽可能准确、和谐。所以《文心雕龙·比兴》中说：“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对不准确、不精密的比喻，人们在阅读中可能产生抗拒之感。亚里士多德批评古希腊悲剧诗人克里奥封，说他的作品中的一个句子——“啊，皇后一样的无花果树”，造成了滑稽的效果。因为，无花果树太朴素了，而皇后则很堂皇。二者在通常意义上缺乏显而易见的相通之处。这说明，比喻有两种：一种是一般的比喻，一种是好的比喻。好的比喻不但要符合一般比喻的规律，而且要精致；不但词语表层显性意义要相通，而且深层的、隐性的、暗示的、联想的意义也要相切。这就是《文心雕龙》所说的“以切至为贵”。
    有了这样的理论基础，就可以正面来回答“撒盐空中”和“柳絮因风”哪一个比较好的问题了。
    以空中撒盐比降雪，符合本质不同、一点相同的规律，盐在形状、颜色上与雪相同，可以构成比喻。但以盐比喻雪花引起的联想，
却不及柳絮那么“切至”。因为盐粒是有硬度的，而雪花则没有，盐粒的质量大，决定了下落有两个特点：一是直线的，二是速度比较快。而柳絮质量是很小的，下落不是直线的，而是方向不定的，飘飘荡荡，很轻盈的，速度是比较慢的。柳絮飘飞是自然界常见的现象，容易引起经验的回忆，而撒盐空中，并不是自然现象，撒的动作和手联系在一起，空间是有限的，和满天雪花纷纷扬扬之间联想是不够“切至”的。在当时的诗文中，“柳絮纷飞”早已和春日景象联系在一起，引起的联想是诗意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谢道韫“柳絮因风起”的比喻不但“切至”，而且富于诗意的联想，而谢朗“撒盐空中”的比喻，则是比较粗糙的。
    比喻的“切至”与否，不能仅仅从比喻本身看，还要从作家主体来看，和作者追求的风格有关系。谢道韫的比喻之所以好，还因为与她的女性身份相“切至”。如果换一个人，关西大汉，这样的比喻就可能不够“切至”。有古代咏雪诗曰：“战罢玉龙三百万，残麟败甲满天飞”，就含着男性雄浑气质的联想。读者从这个比喻中，可以感受到叱咤风云的将军气度。

    比喻的暗示和联想的精致性，还和形式与风格不可分割。
    “未若柳絮因风起”是诗的比喻，充满了雅致高贵的风格，但并不是唯一的写法。同样是写雪的，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北风行》）就是另一种豪迈的风格了。李白的豪迈与他对雪花的夸张修辞有关。如此大幅度的夸张，似乎有点离谱，故鲁迅为之辩护曰：“‘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可就变成笑话了。”（《且介亭杂文二集》）
    鲁迅的这个解释，从客观对象的特点来看问题，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把问题简单化了。其实，全面看问题，至少应该从三个方面：第一，本体与喻体的客体特征相似，鲁迅所说，正是这个意思。因为是在北国燕山，雪花特别大。但是，特征的相似性是很丰富的，有时，北方的雪花并不仅仅是雪片之大，如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就以雪片之多，铺天盖地之美取胜。为什么有不同的选择呢？这就有了第二个原因，那就是主体特征，也就是情感的、风格的选择和同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似乎情感是绝对自由的，但是情感还受到另一个维度的约束，那就是文学形式，“燕山雪花大如席”之所以精彩，还因为它是诗。诗的虚拟性，决定了它的想象空间要大得多。如果是写游记性质的散文，说是站在轩辕台上，看到雪花一片一片像席子一样地落下来，那就可能成为鲁迅所担忧的“笑话”了。
    但是，诗意的情趣，并不是文学唯一的旨归，除情趣以外，笑话也是有趣味的，文雅地说，就是所谓谐趣。这时的比喻，就不是以“切至”为贵，相反，越是不“切至”，越是不伦不类，越有效果。这种效果，叫幽默。同样是咏雪，有打油诗把雪比作“天公大吐痰”，固然没有诗意，但是，有某种不伦不类的怪异感、不和谐感，在西方文论中，这叫“incongruity”。在一定的上下文中，也可能成为某种带着喜剧性的趣味。
    如果说，诗意的比喻，表现的是情趣的话，幽默的比喻传达的就是另外一种趣味，那就是谐趣。举一个更为明显的例子，如“这孩子的脸红得像苹果，不过比苹果多了两个酒窝”，这是带着诗意的比喻。如果不追求情趣，而是谐趣，就可以这样说：“这孩子的脸红得像红烧牛肉”，这是没有抒情意味、缺乏诗的情趣的，但是，却可能在一定的语境中显得幽默风趣，这就是谐趣。
    诗歌的趣味并不只限于情趣，而且还有谐趣。这在诗歌中也是一格。相传苏东坡的脸很长而且多须，其妹苏小妹额头相当突出，眼窝深陷，苏东坡以诗非常夸张地强调了他妹妹的深眼窝：“数次拭脸深难到，留却汪汪两道泉。”妹妹反过来讥讽哥哥的络腮胡子：“口角几回无觅处，忽闻须内有声传。”哥哥又回过来嘲笑妹妹的脑门儿：“迈出房门将半步，额头已然至前庭。”妹妹又戏谑性地嘲笑哥哥的长脸：“去年一滴相思泪，今朝方流到腮边。”虽然是极度夸张双方长相的某一特点，甚至达到怪诞化的程度，但却没有丑化，至多是让人感到可笑，这就无伤大雅。
    除此以外，诗歌的比喻还有既不是情趣，也不是谐趣，而是“智趣”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朱熹的《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整首诗都是一个暗喻，把自己的心灵比为水田，为什么永远清净如镜地照出天光云影呢？因为有源头活水。联系到诗题中的“观书”，可知观书就是活水。这不是抒情的情趣，也不是幽默的谐趣，而是智慧的“智趣”。
    什么问题都不能简单化，简单化就是思考线性化，线性化就是把系统的、多层次的环节，完全掩盖起来，只以一个原因直接阐释一个结果。比喻的内在结构也一样有相当系统丰富的层次，细究下去，还有近取譬、远取譬，还有抽象的喻体和具体的喻体等的讲究。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是常见的偏颇。就是鲁迅也未能免俗，把客体的特征作为唯一的解释。我想，他的失误，最根本的是，他提出问题，是从一般修辞学的角度，而不是从诗的角度。如果从诗的角度，柳絮因风起，撒盐空中，就不仅仅是修辞的问题，修辞本身不能决定自己的价值，要看：第一，传达情志起了什么作用；第二，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又要看运用了什么样的文学形式。同样的比喻，在不同的文学形式中，效果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