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建设》编辑部给我寄来一篇发表在2011年第12期《语文学习》上的文章：李强《让香菱走回“大观园”——兼谈长篇小说“节选”的教学》（以下简称“李文”），要我就《香菱学诗》的教学问题，也谈谈自己的看法。我没有中学语文教学经验，也没有留意过这方面的其他文章，只是从“李文”提出商榷的归纳中知道有多种教学设计。“李文”批评它们关注了枝节而忽略了整体，或成了写作学的知识教学，或以古为今用的理念，去硬套人物形象。我没有观摩过那些老师的课，不敢随便置评。但倘若真的只见枝节而忽略了整体，或只作某种知识传授，或以今天的理念去硬套古典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应该纠正的。但光从那几种教学设计看，这些毛病也并非不可避免，恐怕也有确定重点是否合适和是否“单打一”而不及其余的问题。
    我想，既然是“节选”教材，自然要以课文本身为主，否则何必节选呢？就开《红楼梦》研究课好了。联系“整体”，当然应该，比如提一下香菱出身于官宦之家，自幼被拐卖的不幸遭遇。因为这是理解她羡慕小姐们能吟咏诗词的精神文化生活所应该知道的。但要视有无必要而定，适可而止，不能反客为主，轻重倒置。让节选课教学过多地负担理解全书的任务，是不合理、不必要，也不可能的。
    别的且不说，就说《红楼梦》主题吧，讨论多年，未有共识。按我简单的理解：“红楼梦”三字，就是主题，亦即大观园的风月繁华生活，到头来是一场梦。再作进一步解读，分歧马上出现：有人说，这就是佛学所说的“色即是空”观念；有人说，这就是表现封建制度走向崩溃的必然趋势。曹雪芹既不是以宣扬“色空”观念为职责的佛家信徒，虽则他有时也借用这些词或受到它的影响；也不可能知道封建制度是什么，更遑论发展趋势。再说，现存的《红楼梦》不是曹雪芹一人写到底的，前八十回是打算写“红楼梦”的，后四十回却改换成写“良缘梦”了。大家庭的荣枯与恋爱婚姻是喜是悲，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凡此种种，岂是短时间内能够取得共识的？
    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思想、理念、政治观在长篇小说中究竟是否起着主导作用呢？这要看他以什么方式来进行创作。如果他把自己要写的小说，当做某种思想、理念或政治观点的演绎和图解，那么就只能写出蹩脚的宣传品来，谈不上有什么文学价值。那些将小说的文学特性把握、发挥得最好的文学巨匠，或坚持忠于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从来不主张把自己的某种观点强加在作品中，塞给读者。偶有说教，便成败笔。记不得在哪本书中读到过这样的事——有人问歌德：“你的《浮士德》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歌德十分惊讶地回答说：“你怎么问我呢？我怎么会知道呢！”意思或许是说，你该问文学评论家去。还有作家写着写着忽然告诉朋友说：“真想不到，塔姬亚娜居然出嫁了。”又有作家对人说：“某某夫人居然自杀了！”自己创作的人物，连出嫁或自杀，都要写到后来才知道。那么，他们那样写的依据是什么呢？是角色所处的生活环境和人物性格合乎逻辑发展的自然结果。其实，曹雪芹也提出过类似的美学原则。他在小说的“楔子”中，固然声称此书是将“真事隐去”，是“满纸荒唐言”，即情节、人物、环境等等，整篇都是虚构的。但同时更强调其中的离合悲欢都是“按迹蹑踪，不敢稍加穿凿”，以免“失其真传者”。既然事非真事、人非真人，哪有“迹”“踪”可寻，怎么会发生“穿凿”问题呢？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切“合乎逻辑发展的自然结果”的意思，简言之，即“情理”二字。恩格斯有关“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的论述，充分阐明了这一点——作品的客观意义大于作者的主观思想。
    我最无法接受的是这样的说法：“小说是小说家的政治宣言。《红楼梦》是曹雪芹的政治宣言……名著之所以是名著，就是因为作者借它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世界观、价值观。”在我看来，这话不仅错误，简直有点可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极“左”思潮泛滥时期，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不顾客观事实，不讲科学态度，无限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现象，至今记忆犹新。那时不但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口号，甚至以为只要政治方向对头、站在革命路线上，干任何事都无往而不胜。文学创作更被认为是如此。可这是事实吗？马克思、恩格斯非常推崇巴尔扎克，认为他创作的总名为《人间喜剧》的近百部长篇小说，比当时所有欧洲经济学家的著作加在一起都更有价值，但他们同时指出他在政治上是保皇党。我们能说巴尔扎克的小说是保皇党的政治宣言吗？列宁推崇托尔斯泰小说，称他为“俄国革命的镜子”，但不赞成他政治上宣扬“勿以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成”的说教，嘲讽他为“一个傻头傻脑的地主”。我们能因此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是愚蠢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宣言吗？曹雪芹的政治观，我们不得而知，凭什么说《红楼梦》是他的政治宣言呢？《红楼梦》中是有对封建大家庭现状的种种不满和揭露，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他也有留恋、惋惜和为大家庭不可挽回的没落而洒下的“一把辛酸泪”。这种矛盾现象，又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的课题。
    从《红楼梦》中节选下来的文字，是与一篇主题明确的独立文章完全不同的。通常情况下，一篇文章都有中心思想，或称主题。文章每一局部、段落，都围绕着主题展开，并为其服务。与主题无关的话多了，便成“枝蔓”，或叫“跑题”，是应尽量避免的。可长篇小说，特别是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就不一样。从小说的表述来看，作者是想把他家族的兴衰、前辈的经历和他自己知道和感受到的相似家族世代的荣枯变化，融合起来，写成一个“繁华梦”的故事，让读者也能与自己共鸣。至于这个
故事是说明“色空”观念，还是封建制度的衰亡，他是不去想的。这也非小说家的职责，小说家不是为表达某种思想观念而去写小说的，他只求把想要再现的生活场景生动、逼真、合情合理地描绘出来。
    所以，长篇小说的主题，往往就是它所选取的题材。前苏联作家康·西蒙诺夫创作的《生者与死者》三部曲长篇小说，畅销一时。作者自己说，小说的主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有人会觉得他说错了，把“题材”当成了“主题”，主题应该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我倒认为作者讲得很对。他一心想要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场景，所以设计了一个美国校级飞行军官，飞来飞去，将德、英、美、苏的首脑活动都串联起来。至于同盟国最终战胜了轴心国，这是历史的定案，小说当然这样写，不必将它说成作者的思想。所以，有人为作者设想的主题，至多只能说是他自己的读后感，其他人的读后感则可能是另一种，比如说：“战争是多么的残酷！人类应避免再发生类似悲剧，必须坚决维护世界和平。”
    “香菱学诗”在《红楼梦》第四十八、四十九回，那正是描写荣国府处在风月繁华之盛时段的章节。盛况不仅要表现在“三宣牙牌令”“两宴大观园”等物质生活的豪奢上，也得写人物的精神文化生活，于是就有结社吟咏和香菱学诗等情节。此外，黛玉早期怀疑宝钗是其“情敌”和内心“藏奸”的误会，经“金兰契互剖金兰语”等情节描写后，已完全消释了，两人彼此以诚相待，不再有针锋相对的讥刺语，关系是相当融洽的。这一点也是我们在分析人物性格时必须注意到的。只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作者所坚持的“按迹蹑踪，不敢稍加穿凿”的创作原则。一切都仍然是如此的真实可信、合情合理。

    我想，我们今天读《红楼梦》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科学地总结和借鉴其成功的艺术经验，我以为也就是作者如何用合情理、不穿凿的创作原则，来描绘这一历史场景、塑造人物形象和刻画人物性格。既然如此，何不就以此为主线，将必须讲到的几方面内容串联和组合起来？
    “李文”提到的几种“教学内容的确定”，其实都有讲述的必要，只要位置摆得恰当，不以一概全就好了。比如“为什么一首比一首写得好，好在哪里”，就是非讲不可的，不讲，怎能理解课文？讲到第三首，最好不要说“它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诗”。因为这话概念不清楚：怎样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好诗”呢？黛玉、宝钗写的诗算不算？是否要写成李白、杜甫那样才算？如果大观园女儿们的诗写成李白、杜甫那样，《红楼梦》就毁了。她们只能写些吟风弄月、伤春悲秋、相思别离的内容，这才真实、合情理、不穿凿。在我看来，香菱的第三首诗，一点也不比钗、黛、湘的诗逊色，众人称赞“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的话，也非言不由衷。再如黛玉对香菱的“诗教”，有些确是知识性的，给学生一些“诗学”知识，虽有益无害，却不宜讲得太多太深。否则既无必要，也不是今天的中学生所能完全领会的。至于讲黛、菱是好老师、好学生，我看没有什么不对。我很赞同“李文”标题中所说的让她们“走回‘大观园’”的话，但大观园里也能有好老师、好学生啊，不能一提这话，必定是把她们当成今天的“模范教师”“三好学生”，这是在“硬套”。我很难设想，倘不讲教得好、学得好，又如何还能教好这篇课文。
    分析黛、菱等人物形象，要将她们放回到当时的环境中去，并结合她们的性格、经历、命运来考惑，这话是对的。但说说容易，要做到却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观点可能不同，受评《红楼梦》文章的影响的程度也各不相同。所以容易有一种先入之见，以至对作品中某句话、某个词往往会抓住不放，将它夸大、引申而偏离了实际。有一段时期，庸俗社会学等“左”的思潮盛行，分析《红楼梦》人物，就以是“反封建”还是“维护封建”划界限，以确定此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以定褒贬。宝玉因为爱情而“扬黛抑钗”，便认为作者也一定是“扬黛抑钗”的，很自然地便觉得我们读者也该如此。黛玉因为不鼓励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不讲“混账话”（这样的人历史上从来就不少，古代的“洗耳翁”也许态度更激进），就被划入反封建“同盟军”之列（其实她维护封建秩序处多多），于是竭力夸大其孤立无援的“悲情”处境。落到“香菱学诗”情节中，比如以为她不能“公然”“公开”教人学诗，以为那是会遭众人“指责”的，所以要引孔子的话来“解脱”“推卸”责任，仿佛她是在从事违法的秘密活动。其实，除了没有开设“诗歌培训班”，她教香菱学诗，众姊妹中谁不知道？谁又曾表示过不应该或不服气了？所以，这就不是让她们走回到“大观园”里。
    再如分析教的和学的，也不必扬此抑彼。说黛玉想作咏月诗而还未成，是“情”使之然；香菱请老师出个题目让自己试作，是“利”使之然，是想“装饰打扮”自己（这与她精神上的需求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断定她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这也太厚此薄彼了！哪一个初学者不经过老师出题目、自己写的阶段？古之科举、今之招生，不都是别人出题目的吗？翻翻古人诗集，据别人出的题目或设定的范围来写的作品还少吗？怎么就不能出于“情”呢？以这样苛刻的标准衡量，世上还有“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吗？
    与黛玉说过“诗翁”的话不同，宝钗是说过“呆子”的话，那的确表现她的一贯的思想观点和个性，以为女子不应以读书、吟诗、做学问为要务，但也不完全反对适当地学一点、做一点，如众人所说的“玩”，否则她怎么会积极参加诗社活动，还能写出好诗来呢？更重要的是要看宝钗的“呆子”说，是在严肃认真地表示反对，还是带有打趣性质的话。她不但没有反对香菱学诗，还欣然地参与了“教学活动”。当香菱作成第二首，黛玉批评它“过于穿凿”时，宝钗就帮着说：“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个‘色’字倒还使得。你看，句句倒是月色。这也罢了，原是诗从胡说来，再迟几天就好了。”她说出了律诗必须“切题”的要求，一“穿凿”就容易偏离。还有，为了鼓励香菱，说“原是诗从胡说来”。多大胆量写这句话！若非对学诗有极深切体验的人，谁敢这样说？可这又完全符合宝钗其人有深厚修养学识情况的。所以，可以说宝钗也是一位“好老师”。“诗翁”与“呆子”是完全矛盾的吗？人若没有点“呆子”精神，怕是也难成“诗翁”的。这不是“古为今用”，而是作者自己借众人之口说的：“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我说这些，无非想表达，要实事求是、合情合理、掌握分寸地分析人物形象，并不容易。千万别为了分析出人物思想性格的不同，动辄将某句话、某个词“上纲”到对立面去任意发挥。至于我这个对中学语文教学外行的人，所想到的办法是否妥当，实不敢自信。如果不切实际，也行不通，看过作罢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