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呼东方

　　今冬第一场寒流来袭时，38岁的贺卫民正坐在铜川回西安的客车中，看着车窗玻璃上的雨水发呆。
　　今年他才深深体会了什么是“上有老、下有小”的窘迫。4月他接父亲来西安交大一附院做病情检查，而去年他在宝鸡凤翔的老岳父，也是在这里检查出了肺癌。
　　父亲的诊断结果出来后，医生建议不必要做手术治疗了，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第一个疗程的放疗之后，父亲坚持要回铜川。母亲去世后，父亲又找了一个老伴，贺卫民觉得这已经不是自己的家，所以有3年多没有回家了。
　　如今，他和两个哥哥都已人到中年，工作、家庭、孩子，也都是一地鸡毛，根本难以守在父亲身边临终照顾。
　　交保还是不交？心理没底
　　这次回铜川前，贺卫民和两个哥哥已经商议好给父亲请个保姆，保姆的工资由他们3人分摊，每人每月1000元。
　　贺卫民如今十分犯愁，他是个自由职业者，收入不固定，有时一月的收入，也就千儿八百。妻子在生孩子前就辞职了。儿子两岁时，贺卫民将结婚时买的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卖掉，换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卖一买的差价，腾出来点本钱给妻子做点小本生意。但生意做了不到一年就收手了，好在没赔，但也没有赚到钱。
　　2011年老岳父得了肺癌，住院得一大笔费用，贺卫民咬咬牙送去了一万多元，现在还时不时得周济点。而他们自己的日子本来就过得紧巴，卖房的那笔钱已经所剩无几，眼看着儿子要上小学了，户口还在铜川，估计还得一大笔择校费。眼下父亲又病了，他躲避着不敢去细想。
　　这次送父亲回铜川，大嫂劝他，还是咬咬牙把他媳妇断了的养老保险金补交上吧。“你自己收入就不固定，等她老了再没点养老金怎么行？”
　　贺卫民的大嫂今年刚40岁，下岗后，每年要交8700元的养老保险金。家里的日子本就捉襟见肘，但她总担心将来没有养老金心里不踏实，所以一直咬牙交着。
　　大嫂的话，让贺卫民有些犹豫了。妻子曾在西安中脉公司上班，2001年这家公司开始给职工缴纳“五险一金”，其中包含城镇职工养老保险。2003年妻子离开这家公司后，新公司则不愿给职工交“五险一金”。
　　贺卫民回忆，2003年他给妻子交了5000多元的养老保险金。随后的几年里，妻子的养老保险金不断飙升，他越来越觉得吃力了。儿子出生时，家里全年收入仅两万多元，而妻子的养老保险金就得交8000多元，孩子的花费大，自此被迫断了交养老保险金。
　　2009年8月，贺卫民专门跑了趟盐店街的西安市社保局。社保局的人建议他，只要将断保这几年的3万多元一次交清，再交点滞纳金，养老保险就可以续上了。
　　当时贺卫民与妻子思量盘算了许久，最后决定还是不补交了。
　　“如果真按国家政策，单位交20%，个人交4%，大部分人是愿意交的。可全部都由个人承担，压力太大了。”贺卫民说。他当时的打算是，将这每年要交的8000多元的养老保险金让妻子自己储蓄起来，“这样15年后她就能存下12万元。” [论文网]
　　贺卫民说的15年，是按陕西省实行的养老保险管理条例中所规定的：“企业和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满十五年的，从职工办理退休手续次月起，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月足额发给基本养老金，直至死亡。”
　　但日前，贺卫民又听人说，从去年开始，养老保险分为了十档，像她妻子这样断保的人员，到60岁是可以将个人账户内的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他问了不少人，但没人能解释清楚。年轻人都说交了不划算，老人则说，还是交吧，老了有点依靠。
　　交还是不交？贺卫民纠结不已。很多人根本不了解目前的政策，更搞不清以后能每月领到多少养老金，因此都对交与不交很犹豫。
　　与贺卫民一样，张师傅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42岁的张师傅和妻子前几年下岗后，一直靠开出租车养活一家人。妻子打工每月收入1500元，加上他的工资，家里每月最多5000元的收入。“每月我俩的养老保险金就要交1600元，谁知道以后还要涨到多少？”张师傅很无奈。他不知道自己老了能领多少，但这几年交的钱却在不停地涨。
　　今年女儿考上了重点高中，他又喜又悲，高昂的学费，让他头皮一阵阵发麻。在女儿的学费和自己已经交了8年养老保险之间，他被迫做着选择，停了要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事实上他根本没得选，不可能不给女儿交学费吧？
　　虽然他也担心老无所依，可他只能与当下的生活周旋，养老保险的事只能缓缓再想了。
　　养老保险制度。雾里看花
　　“按单位的档案工资，我每月3555元，几乎近半都交了‘五险一金’。”李生明说。
　　李生明是西安一家勘察设计院的职工，他现在每月要向单位交1 702元，其中养老保险一项每月要交853元。事实上，李生明所在的测绘公司是单位名下的二级分公司，仅外接工程项目时用名义上的单位资质，而实质上工程从资金、到人员技术、仪器设备完全由自己承担，只需要给单位交纳一定的管理费用。
　　每年，他工资表里显示由单位和个人分别缴纳的“五险一金”，加起来共20425元，这笔钱实际上全都是他本人交纳的。
　　表面看起来风光的李生明，有时局促到身上只有几百块钱。他自嘲这是：“用自己的钱换来的是大笔的债权。”
　　到了年底，不管有钱没钱，他都必须将20425元悉数交出。
　　他与同事们时常探讨养老金的事，每年交这么多养老保险金，到老了究竟能不能把这十几年所交的钱领回来？随着通胀，现在交的1000元和将来领到的1000元，完全是两个概念了。
　　再说每月工资近半交了养老保险金，比例也有点太高了。别的企业职工盼着涨工资，而李生明却不希望，因为涨得多，意味着他们负担更重。
　　1962年出生的李生明，今年已经50岁了。养老的事，已经是他必须考虑的问题。现在他身体还算好，每年有能力交养老保险金，但是过几年呢？随着年纪变大，野外测量他可就跑不动了，到那时他的劳动力就开始贬值了。
　　听说要延迟退休，他和同事们都有些想骂娘，想想用自己交的钱去填养老金的“洞”，10年后等自己退休时，这“洞”又由谁来补？能不能补上？他保持怀疑。

　　最让他不平的是，他有些同学是国家公务员，他们不用交一分钱的社保金，但退休后的工资却远远高过企业职工。“一种体制下，怎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养老制度？”近年来，提起养老金他就耿耿于怀。
　　不如自己存钱，心里踏实
　　与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相比而言，1984年出生的刘岳林，还没有精力去想自己养老的事。
　　刘岳林在西安雁塔路的赛格电脑城三楼租了个柜台，卖组装电脑和配件。
　　去年到今年，卖场不止一次地给商户做过关于养老保险的宣传，每次宣传的时候，商户们都会聚在一起议论纷纷。刘岳林从不与人探讨这问题，他心里早就盘算好了：“我们这个年纪每年交的保金是从6800元起，如果是和我父母那样，单位交纳大头，自己交点，这还能接受，全部自己缴纳，那我肯定不交了，这还不如把这钱自己存起来。”
　　商场打工的80后都表示，

自己每月挣的钱还不够自己开销，哪还有钱交社保。如果真有这些钱，还不如付个首付，贷款买房养老。
　　与刘岳林年纪相当的小付，前几年离开家乡汉中镇安，跟着叔叔来西安打工，后来成了一名的哥。前几天，公司办公室还专门把他叫去谈了次话，谈话的内容就是动员小付参加“五险一金”的参保工作。“今年之前，公司给不参保的的哥们每月补贴380元，据说从今年开始，政府不允许这么做了。”
　　尽管公司缴纳了580元的大部分保险金，小付个人每月只需缴纳286元，可他还是不想交。“我家在农村，不知什么时候就可能回去了，再说二、三十年以后，谁知道国家的政策又会是什么样子？”最新政策显示，“重复参保缴费要退还本人”，这一条，也是小付不愿交的原因，他毕竟是农业户口，频繁变动的政策让他吃不准明天将会怎样。
　　1990年出生的小徐，今年7月从西安联合大学旅游专业毕业后，他意识到自己在学校所学专业太弱，于是放弃了从小职员做起的念头，起步就做了湖南一家黑茶的直销，据他自己估计，到年底能嫌到10万元。
　　小徐计划等有了钱，先给自己和安康农村的父母各买一份商业保险。在他看来，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有可能负担不起这么多人口的需要，而且政策的不断变化，复杂得让他觉得摸不到头脑，远不如商业保险的条款来得相对分明。
　　与小徐一样，在西安长安区一家游戏厅打工的张永柱也是这种想法。1987年出生的张永柱今年已经成为父亲，他是典型的421家庭结构里出来的独子。而远在汉中洋县老家务农的父母，都才40多岁，还正值壮年，爷爷奶奶虽然老了，但有父母照管，他不用操心。
　　张永柱每月的收入8000元，儿子一出生，他就为自己买了一份商业保险，每年要交8000多元，连续交够10年，等到他60岁以后，保险公司一次性支付46万元。而且这份保险还涵盖了儿子看病、人身意外等项，张永柱觉得这比交城镇养老保险划算得多。
　　虽然该保险很富诱惑力，但实际上张永柱内心对此不敢寄予太大的奢望，用他的话说，国内保险公司真正到理赔时，难度就会意想不到的复杂，买它权当是买个心理安慰。张永柱坦言：“实际上，买啥险都不如自己存钱，可问题是钱在手中很难真正存起来，因为需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