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宁波、温州、台州、舟山为代表的浙江港口城市崛起为浙江经济乃至长三角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打破了近代以来宁波与上海两个港口城市此长彼消的怪圈。本文试在分析研究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浙江港城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沿海港口城市六十年的发展轨迹,揭示其对当代的重要启示。
一、港城关系的理论思考
早在上个世纪30—60年代西方理论界就开始探讨港口与城市的关系,经历70年代对滨水区研究探讨,再到海岸带研究,研究领域逐步开阔。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理论界对港城关系经历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研究的过程,现已取得系列成果。陈航等(2007年)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率先提出港城关系的产业链和空间链概念,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港城关系的理论空白,为深刻地揭示港城互动的内在机理提供了重要方法。
本文认为,产业链、空间链是港城关系的基本形式,也是实现港城互动的实现途径。港口与城市之间的互动,首先落实到产业链形成发展之中。产业链是连接港口、城市的纽带,是港口、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港口城市产业链的形成,既可以采取生长型模式,也可以采取嵌入型模式。前者是在内部因素作用下自然成长的结果,后者则是在外来因素作用下跨越式发展的结果。一般而言,先后的国家或城市,较多采取前者模式;而后发的国家或城市,为了更好地实现赶超目标,较多采取后者模式。在产业链形成过程中,港口的自然条件、区位优势、市场状况、技术条件、交通条件以及人员素质等多种因素起着很大的作用,它是在一定时期主导产业的前向、后向和侧向作用下自然形成的结果。与一般城市产业链所不同的是,港口城市产业链更多体现着开放性、规模性、技术性等特点。
港口与城市互动,还落实到空间链拓展之中,落实到城市空间结构的运动变化中。港口在城市的发展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先导性带动作用,通过港口开发,能够促进资源、人口、产业的集聚,在此基础上拉开城市框架,提升城市功能。由于各个港口城市积聚能量不同,自然条件不同,城市空间扩张的方式也不同。有的采取连续式扩张方式,而有些则采取非连续式的扩张方式。连续式扩张是指港口城市沿着江河的走向、从上游向下游进行城市开发从而扩大城市规模、提升城市功能的方式;而非连续式扩张是指港口城市在港口开发的推动下,在老城区之外,通过建设新城从而扩大城市规模、提升城市功能的方式。
世界各国经验显示,产业链、空间链形成与完善需要一定的交通、技术、人才条件作为支撑,没有这些条件作为支撑,产业链、空间链的作用难以发挥与实现。
二、建国以来浙江港城互动的发展历程
港城关系发展阶段,可以根据不同标准或角度进行多种划分。应当说,各种划分有其优点与缺点。第一种,按照港城发展动因,将港城关系划分为港城初始联系、港城相互关联、港城集聚效应和城市自增长效应等四个阶段。第二种,按港口自然成长过程,划分为河岸港、河口港以及海港三个阶段,不同阶段港口功能不同,港口与城市的关系也不相同。本文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将建国以来浙江沿海港口城市发展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1949—1972年,港城互动的初始阶段
(1)港口长期处于河岸港阶段。建国以后,浙江港口,尤其是宁波、温州两港口受到交通部的重视,在1960年广州会议上宁波、温州被交通部列为一等港,而台州(海门)、定海被列为三、四等港。在工农业发展的支撑下,上述四个港口总体上有了较大的发展,货物吞吐量从建国初的几万吨分别提高到1972年138、140、82、40万吨;但另一方面,受航道淤浅、码头设施陈旧、备战以及“文革”动乱等影响,上述四个港口发展十分曲折与缓慢,港口货物吞吐量长期没有达到历史最高记录。
(2)产业链始终处于初始阶段。建国以后,宁波依托港口,在甬江两岸分别建立起与港口有一定联系的地方性机械、电力、纺织等工业;温州重点在杨府山一带依托港口,建立起地方性化学、陶瓷、造纸等工业。其结果是港口城市工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经济面貌逐步发生变化,实现由消费城市到生产城市的转变。与此同时,台州、舟山尚处于农业经济、渔业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层次较低。产业链局促、产业规模小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3)空间链也处于初始阶段。由于当时宁波、温州、台州、舟山等港口长期处于城市之中,与城市合为一体,固然可以享有交通便捷的优势,但也造成与城市发展争夺空间的矛盾,带来城市框架不易拉开、城市功能混乱等弊端。
河岸港阶段时间跨度长,港城关系较多体现着工业化初期的特点,港口、产业、城市互动的范围小,往往只局限于市区,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尽管如此,河岸港阶段还是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1973—1979年,港城互动的转变阶段
(1)港口外移,开始建设河口港。在港口发展的内在冲动与外在压力下,宁波港率先实现从河岸港向河口港的转变。1973年,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宁波开始大规模建设镇海新港,以解决沿海港口严重积压问题,分摊上海港的压力。经过几年的建设,宁波港建设万吨级码头,开始接纳万吨轮。宁波港货物吞吐量从1973年100多万吨,增至1979年236万吨。在浙江省支持下,温州龙湾煤炭码头于1977年建成投入使用,呈现出向河口港发展的雏型,港口货物吞吐量从1973年129.97万吨,增至1979年204.04万吨。但其他港口由于缺乏必要条件的支持,仍然滞留在河岸港或小规模港口开发的阶段,至1979年台州(椒江)港、舟山港吞吐量分别只有130、52万吨。
(2)产业链延伸,开始依托港口开始建设现代临港产业。针对当时电力缺乏的状况,在国家与浙江省的支持下,宁波依托港口开工建设镇海发电厂和浙江炼油厂,使临港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在港口外迁的影响下,宁波市内工业布局也进行相应的调整,化工企业从江东化工区沿甬江方向发展,机械企业从江北向庄桥、慈城方向发展。在这一阶段,其他港口城市虽然没有建立起现代临港工业,但工业布局上也作了一些调整。以温州为例,龙湾逐步成为工业投资的重要地区之一。台州、舟山经济虽然有一定发展,但仍停留在农业经济和渔业经济阶段,产业链仍然十分有限。
(3)空间链拓展,开始依托港口建设港口城市框架。在港口外迁和经济基础逐渐增强的条件下,非连续式扩张逐步成为主旋律。在港口开发的带动下,宁波开始跳出三江片、跳出老城区,重视镇海片建设,逐步形成一城一镇(老市区、镇海) 的不连续带状群组发展格局。至1978年宁波市建成区面积达到18.3平方公里。温州在港口外迁的影响下,也开始跳出老城区范围重点建设龙湾片,逐步形成沿江、呈带状发展态势。1978年温州建成区面积达到15平方公里。台州由于行政中心与港口(椒江港)距离较远,港口与城市互动不很明显,空间链继续处于断裂状态。舟山由于港口开发缺乏足够的动力与条件,港口与城市互动效果不明显,港口城市空间链仍然十分局促。
在河口港阶段,时间跨度缩短,港城关系较多体现着工业化由初期向中期迈进的特点,港口、产业、城市互动的范围已经开始跳出市区,扩大至滨海地带。在这一阶段,无论是产业链延伸,还是空间链拓展,都具有了新的特点。从产业链角度分析,嵌入型模式已经逐步成为港口城市发展临港产业的重要选择。从空间链角度分析,非连续式扩张方式逐步成为主旋律。
3、1980—2005年,港城互动的全面展开阶段
(1)港口开发全面进入海港阶段。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国内外海运业全面兴旺的背景下,浙江沿海港口全面向河口港、海港进军是本阶段的显著特点。宁波依托北仑港得天独厚的港口资源条件,率先大规模建设深水良港。港口货物吞吐量从1980年的326万吨,增至2005年的26881万吨;集装箱运量从1990年2.2万标箱,增至2005年520.8万标箱。1980年宁波港货物吞吐量全国排名第十位,至2005年已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宁波建成东方大港。
温州抓住改革开放有利时机,以港口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和动力,加快向龙湾港、七里港以及状元岙深水港开发建设,着力构筑 “一港七区”格局。港口货物吞吐量从1980年207.50万吨,增至2005年3637.1万吨。形成以椒江港为主、大麦屿港和健跳港为两翼港口发展格局。港口货物吞吐量从1980年140万吨,增至2005年2819万吨。舟山以撤地设市为契机,重点建设老塘山深水港区,港口货物吞吐量从1980年56万吨,猛增至2005年9052万吨。
(2)产业链全面延伸。在港口开发的推动下,紧紧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大量吸收外资,吸收国际产业转移,发展壮大临港工业,是本阶段产业全面延伸的突出标志。宁波依托港口在北仑、镇海、大榭等沿海地带建立起以石化、能源、汽车、钢铁、造纸、修造船等为代表的临港工业,逐步形成等各具有特色的港口物流产业集群、临港重化产业集群和加工工业产业集。温州、台州依托港口,在沿海地区从建立温州发电厂、台州发电厂着手,建立临港产业;发挥体制机制、民营经济和块状经济三大优势,大力发展电气机械、交通运输设备、轻工机械等三大装备制造型产业集群,改造提升服装服饰、日用小商品、工艺品家具、家用电器、通用机械、包装印刷等六大轻加工型产业集群,培育现代医药与保健食品产业、新型材料产业两大新兴产业,打造国际性产业集群集聚区、民营经济创新示范区和陆海联动开发先行区。舟山以跨海大桥建设为契机,全面推动陆海经济联动,大力发展港口海运业、临港工业、滨海旅游业和海洋新兴产业。通过产业链的全面延伸,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工业化水平。1980年三大产业之比宁波为29.43∶52.62∶17.95,温州38.1∶40.7∶21.2,台州43.28∶34.15∶22.57,舟山38.9∶34.9∶26.2;到2005年,三大产业之比宁波调整为5.4∶54.77∶39.83,温州4.1∶54.3∶41.6,台州8.20∶52.58∶39.22,舟山14.2∶39.7∶46.1。
(3)空间链全面拓展。根据港口和产业快速发展的特点与趋向,港口城市空间结构作进一步调整与完善,便于快速扩大面积与规模的非连续式扩张已经成为主基调。为了与海港开发相适应,宁波在北仑区建立新城;又通过建设东部新城,全面拓展港口城市的空间链,提升中心城市功能。温州重点建设龙湾区,形成“双中心多组团”的城市格局,实现从“滨江城市”向“滨海城市”的跨越。台州以行政中心迁移为契机,重点建设椒江片区和滨海工业区,形成和完善了由椒江组团、黄岩组团、路桥组团和滨海工业区构成的组团式城市框架。舟山以撤地设市为契机,重点建设定海区和临城新区,逐步形成由定海城区、临城城区、普陀城区构成的带状城市组群。
在海港阶段,港城关系较多体现为工业化加速发展,由工业化初期向中期大踏步迈进的特点,港口、产业、城市互动的范围已经扩大至全市域。与上一个阶段相比,无论是产业链,还是空间链,都具有新的特点。从产业链角度分析,嵌入型模式与生长型模式已经并重,临港工业及临港服务发展壮大。从空间链角度分析,非连续式扩张方式已经非常明显地成为主旋律,迁移行政中心、建设新城等是这一阶段拓展空间链的通常做法。
4、2006年至今,港城互动的联动发展阶段
产业链、空间链的联动发展是本阶段的最主要的特点。2005年12月浙江省政府正式对外宣布,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启用“宁波——舟山港”名称,原“宁波港”和“舟山港”名称不再使用,同时决定成立宁波——舟山港管理委员会,根据“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品牌、统一管理”的原则,协调两港一体化重大项目建设。这标志着两港一体化取得突破性进展。它冲破了行政区域的制约,对推动港口、城市的整合,对于提升港口城市整体竞争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反映着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港口竞争的主体发生深刻变化的事实。
三、浙江沿海城市实现港城互动发展的重要启示
1、发挥港口龙头带动作用是浙江港口城市发展的成功之道
港口是沿海城市发展的最大资源依托,是港口城市发展的先导性因素。港口对产业、城市发展的龙头带动作用主要表现在:港口的发展带动了产业、资源与人口的集聚,促进了产业升级,推进制造业基地的建设;港口的发展还决定着城市发展的方向,也直接拉开了城市的空间框架。当然产业、城市的发展,拓展了港口的腹地,也促进港口的发展。
建国以来,浙江沿海城市主要通过多方面结合,全方位开发港口,创造出具有浙江特色的港口开发模式。这些结合表现为:新港开发与老港改造的结合,顺利实现从河岸港向河口港、海港的跨越,充分挖掘了港口潜力;杂货码头建设与集装箱码头建设的结合,提升了港口竞争力;港口开发与腹地培育、集疏运体系建设的结合,发展壮大了港口实力;港口开发与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物流园区建设的结合,充分发挥了政策优势与资源优势;港口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结合,提升了港口管理现代化水平;港口竞争与港口合作的结合,创造了浙江港口共赢发展的格局。上述结合,反映了浙江实际出发的要求,体现了浙江沿海城市的特色。实践已充分证明,只有实现多方面结合,才能更好地开发港口、发挥港口对产业和城市龙头带动作用。港口开发成为浙江沿海城市发展的首要的因素,是港口城市发展的成功之道。
2、搭建产业链是浙江港口城市实现港城互动的有效途径
建国以来,浙江沿海城市抓住时机,积极搭建产业链,创造出具有浙江特色的产业链模式。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后,采取嵌入型模式加快建立临港工业,促进了重化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工业化进程;在国家实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战略中,发挥区位优势,在配合国家战略实施中抢得先机;浙江沿海城市充分发挥市场优势,提高产业链延伸效率,提升产业竞争力;发挥制度创新优势,增强产业链延伸的冲动,推动产业链向上或向下延伸;发挥勇于冒险、敢于开拓创新的人文优势,着力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增强了企业的实力与竞争力。实践已证明,只有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搭建产业链、不断延伸产业链,才能发展壮大港口城市的经济实力,才能更好地促进港口、产业和城市的互动。
3、拓展空间链是浙江港口城市实现港城互动的另一重要途径
建国以来,浙江港口城市通过多方面途径,实现空间链的拓展,创造了具有浙江特色的空间链模式。这一模式集中体现在“四个一致性”上:始终坚持以港口作为城市空间链拓展开的重要方向,城市坚持向海洋方向拓展、向港口方向拓展,实现了沿海城市与港口发展方向的一致性;在城市向外扩张过程中,坚持以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作为确定空间链拓展的基本依据,先进行连续式扩张,再进行非连续式扩张,实现了空间链拓展方式与港口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致性;始终支持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作为动力,实现空间链拓展与港口城市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宁波、温州曾分别编制多个城市总体规划,充分发挥规划的指导作用,各沿海城市以编制城市总体规划为手段,着力构筑组团型城市框架,建设宜居城市,实现空间链拓展与城市空间优化的一致性。实践已证明,只有实现上述“四个一致性”,才能不断拓展空间链,真正拉开沿海城市框架,提升中心城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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