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吴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说，“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目前，独立研究机构和智库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作为一家咨询机构和民间智库，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后简称长城所）对于中关村和全国高新区的管理者来说，应该并不陌生。它经常发表一些关于中关村和全国高新区的研究成果，引起大家的关注。
 　　在今年5月举办的北京科博会中关村创新论坛上，长城所发布了原创的“新经济咨询方法论”——这在国内咨询公司并不多见，记者开始关注长城所本身。
　　有些问题开始萌生：在中国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下，一家民营研究和咨询机构是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如何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人？咨询业在国外有成熟的模式，而在中国的国情下，长城所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形态存在的？它给中国咨询业带来了什么？瓶颈和未来在哪里？等等。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进入了长城研究所，进行了几天的体验式采访。
 　　国际化在萌动
　　8月16日上午10点，长城所第一会议室，一场关于蒙古国科技园区策划的“头脑风暴会”正在召开——注意，咨询的对象是中国之外的国家的科技园。
　　在会议上，长城所区域咨询部的王明阳做了项目汇报。汇报完结之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进行了讨论。副总经理陈文丰指出了这份报告应该提及蒙古科技园对蒙古国战略的意义，并应更深刻分析蒙古国建设科技园区的优劣势所在；长城所所长王德禄表达了对园区管理架构设置的看法；而区域咨询部经理王志辉心直口快，直接指出该报告“站位不够高，亮点不够突出。”看来，头脑风暴会不愧为“风暴”，大家都能发表个人的意见，不管所长还是普通员工都享有平等的发言权。而同事之间的相互批评不用什么客气。
 　　9月3日上午，长城所的大会议室里又举办着一场由肤色各异的人组成的报告会。在会场中间的大桌子上，摆放着五颜六色的国旗。一个身披纱丽的女子，用带着明显口音的英语做着演讲——由科技部国际合作司主办、长城战略咨询承办的 “2013东盟科技园（开发区）培训班”正在这里举办。参加培训的30余名学员来自越南、菲律宾、伊朗、巴基斯坦、蒙古、哈萨克斯坦、埃及、斯里兰卡等国。那个身披纱丽的女子来自斯里兰卡。
 　　培训班课程形式多样，涉及科技及科技园政策讲座、中国科技园及高新区专题案例分析、参观中关村科技园区及研讨会等形式。
　　一个由中国科技部主办，众多国家参与的培训活动，放在一个民营咨询机构举办，不能不说不同寻常。
　　2013年是长城所成立的二十周年。不管是蒙古国项目，还是东盟国家的培训班，种种因素让人感觉到国际化的因素在长城所萌动。
　　王德禄其人
　　王德禄顶着一个大脑袋，身材略胖，却喜欢穿格子衣服，给人轻松随意的感觉——由于经历过一次脑出血和一次车祸，他的身体状况不算很好，现在说话偶尔有点断续，有时会下意识擦下嘴角——这应该是以前疾病留给他的印记。他办公室的门经常是敞开的，各色人等看起来可以随意进出。记者曾看到一个穿着拖鞋的哲学爱好者在里面晃悠。
 　　虽是商业化咨询业的从业者和企业领导人，王德禄说起话来还是让人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味道。对一些社会热点事件，他有自己的独立看法；对美国经济学家科斯的去世，他表达了哀伤。他的书柜里，放着两排爱因斯坦和玻尔的文集。他说自己从他们那里吸收了大量的精神养分。直到现在，每当精神不振的时候，会拿出他们的书翻一翻，他会感受到鼓舞。
 　　而在国内的学者中，他受戈革和许良英的影响较多。
　　在火热的20世纪80年代，王德禄曾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研究所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编辑部工作，负责科学社会学和科技政策栏目。他阅读广泛、思维活跃，进行了一些科学史课题研究，并发起组织了多次正式和非正式的学术讨论会，也结识了一些有思想和有社会抱负的人。在他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无形学院”，刘志光、武文生都是其中的成员，这两个人后来也成为他创业时的伙伴。
 　　王德禄自称“下海”是为了“迎接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在他下海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他又做过《中国民办科技实业》杂志编辑部主任的职位，和当时的一些科技企业家们建立了联系，他们之中有刘永好、柳传志、段永基等。[论文网]
 　　“80年代的理论思考让我弄懂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独立思考需要有独立的经济做保障。所以，我要追求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王德禄说这是他“下海”的直接动力。
　　下海之前的学术研究、阅读和思考看似“无用”，事实上可能影响了王德禄。下海之后，他尝试在实际咨询中运用自己积累的知识和方法，取得了成效。20年来，在企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知识管理、产业哲学、产业集群、区域个性和区域崛起等等一系列新经济前沿领域，王德禄和长城所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曾任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后来成为长城所特聘顾问的赵慕兰发现王德禄有一个非常强的能力，就是战略直觉。看到一个事情，先看到它的核心价值，以及在整个大格局中，它处于什么位置。这可能和天赋、学术训练以及哲学修养有关。
 　　和民企同行
　　“劲酒好喝，可不能贪杯”。劲酒已经是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品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劲酒是长城所的长期咨询服务对象。
　　“长城所和劲牌公司的关系是一句话：没有长城所，就没有劲牌公司的今天。”劲牌公司董事长吴少勋这样说。他也提到：“长城所对我们来说是亦师亦友。”
　　1995年，劲牌公司聘接受了长城所的战略咨询，确定了做“中国保健酒第一品牌”的目标。另外，劲牌公司两次改制，长城所都参与了设计和推进。
　　今年，劲牌公司的销售额预估为70亿元人民币，而1995年公司的销售额是3000多万。
　　民营企业可以说是中国改革最有生命力的推动力量。回溯长城所最初的起步，其业务来源始于和民营企业的合作。他们的第一个客户是四川的希望集团。后来，联想、紫光、四通、劲牌、均豪物业、宁波神化等陆续成了他们的客户。

1993年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成立之初，王德禄等和希望集团的创始人之一的刘永好就集团的发展进行过深入沟通，并被聘请为企业的长期战略咨询顾问。此后，长城所协助希望集团制订了饲料业务全国扩张的战略计划，设计了分公司管理模式；还协助希望集团创业者改善家族式管理体制，并进行集团的拆分等等。
 　　均豪物业老板于庆新由卖电脑转型为做物业管理，也有长城所的功劳。他和王德禄的相识是在1991年，两个人不约而同去旁听了当时著名的金燕静走私案的审判，坐在相邻位置，一谈如故。王德禄说，就像美国的淘金时代，很多人在淘金，却有人想到为淘金者服务，中关村那么多人卖电脑，你也可以做个为卖电脑的人服务的人。于庆新接受了他的建议，后来做成了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第三方物业管

理公司。
 　　在长城所服务的企业客户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有好几个企业长城所一直服务了10—20年，持续到现在。这种情况可能在一般的咨询公司中不常见。长城所总经理武文生告诉记者：“和其他一些公司不同，我们是把企业当作一个生命体来看的，希望通过和它持续的合作，实现它的创新、增值、成长。“
 　　1999年，长城所正式成立企业咨询部，咨询内容从一般的咨询逐步拓展为战略咨询、人力资源咨询、组织管控咨询等若干专业模块。到了2008年，为了适应新经济的需要，长城所把瞪羚企业咨询当作重要探索方向，并对宁波菲仕、大庆大丰能源等企业展开咨询。2012年，长城所进一步明确提出将瞪羚企业咨询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并组建了专门的团队。
 　　瞪羚咨询其实是一系列的咨询，长城所先是帮助高新区发现和确认区域内的瞪羚企业，然后，和高新区合作对瞪羚企业进行“集群式咨询”。 2012年，长城所协助宁波选择和认定了125家瞪羚企业；在大庆高新区，长城所参与了100家企业商业模式策划咨询的项目，负责了其中50家企业的具体实施；在武汉东湖高新区，长城所参与了10家瞪羚企业的战略与管理咨询项目。
 　　从中关村到全国高新区
　　长城所对企业的咨询项目中包括的重要一项内容是商业模式咨询。而长城所自身商业模式是怎么样的呢？
　　除了前面提到的为企业做咨询赚取服务费外，更重要的是，长城所搭上了科技创新的热潮，和中关村以及全国高新区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并与科技部、北京市科委等政府机构建立了合作。这些合作持续经年，从某种程度上，长城所简直成了一些政府部门的外脑。
 　　长城所的第一个政府咨询项目就来自中关村。当时赵慕兰担任着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研究室主任。因为“北京试验区及其高技术企业二次创业战略研究 ”课题，她接触了长城所。当赵慕兰把课题的背景向王德禄做介绍的时候，王德禄和他的同事们看上去有点懵懂。赵慕兰觉得，这个合作可能会黄。两周后，王德禄他们拿来了开题报告。赵慕兰大吃一惊，报告不仅理解了中关村发展的独特性，而且完全消化了她提出的的所有诉求。她当即同意和长城所进行合作。
 　　凭借自己的认真、高效率和快速反应能力，长城所打开了和政府机构合作的大门，和科技部、中关村以及北京市的合作逐渐多了起来。“（北京试验区）一区多园发展模式调研”、“增强中关村地区区域创新能力调研”、“中关村西区开发战略规划”、“中关村创业环境评估和创业政策研究”、“数字中关村规划”、“‘京沪深’三地创新经济活力比较研究”等一系列研究课题纷至沓来。
 　　彼时，中关村正以日新月异的姿态崛起。从1980年陈春先组建北京先进技术服务部，到形成“电子一条街”，再到中关村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长城所较早介入北京市试验区的一些调查研究，对中关村的建设和发展都产生了影响。
 　　“搞定”了北京和中关村，长城所的客户慢慢扩展到全国高新区，并一直保持着行业领先优势。
　　现在，长城所服务着28个省市自治区的67个国家和省级高新区，除中关村外，与武汉东湖、上海张江、天津滨海、广州、淄博、宁波等高新区建立了持续的战略合作关系。长城所参与研究和编制的“武汉黄金十条”，已成为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标志性文件之一。
 　　为什么在和高新区的合作中，长城所能脱颖而出？武文生告诉记者，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点，长城所具有产业研究方面的核心优势，特别重视新兴产业培育和传统产业升级的相关研究，对“中国制造”、大宗商品、物联网、下一代互联网等领域都有过较深入探索。在产业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研究，会比较有说服力。
 　　记者获悉，截至目前，长城战略咨询已出版《企业研究报告》近300期，重大研究课题的专题报告近百期，以及其它一些研究成果。
　　新经济时代的“方法论”
　　“以前的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工业经济基础上的，有的已不适合新经济时代了。对一些过时的观念，长城所这几年都在破除。”王德禄说。
　　遍观全球各大智库和咨询公司，都有自己的专长和自己的核心方法。而我国智库和咨询公司在这方面显得有些不足。2013年，长城所总结了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18种咨询方法，并向社会公布了其中的三个核心方法，即“80-20-4创意法则”、长板理论和外脑式头脑风暴法。
 　　80-20-4法是对帕累托法则（俗称“二八定律”）的进一步深化，主要思路就是把关键中的20%进一步细化分解，更关注其中的4%，视之为新的创意萌发的关键。
　　长板理论则是对彼得·德鲁克提出的木桶理论（“短板理论”）的一个反向思考。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和产业战略分解的快速变化时期，企业重要的不在于补短板，而是发现自己的优势，充分利用和发挥自己的核心能力，即发挥出自己的长板。和“木桶”相比较，长板更像一把伞，它的高度决定了里面的容量和价值。
 　　王德禄指出：木桶理论或者短板理论更适合于工业经济时代，市场的边界相对比较确定、竞争对手相对比较清晰。而现在经济已经全球化，出现了网络化组织，企业竞争就适合长板理论，因为短板的问题往往可以通过协作和外包解决。

第三个方法，即“外脑式的头脑风暴法”被长城所经常采用。在大庆高新区的大丰战略咨询项目上，这一方法使得咨询双方共同挖掘到了企业的核心能力。
　　根据长城所特聘顾问赵慕兰的说法，东方人的习惯是倾向于个人的内省、自悟。头脑风暴可以打破思维定式激发创意，它不是简单的七嘴八舌，而是有一些规则。当这种方法延伸到企业咨询领域，可以通过外部力量的推动，快速激发、调动和汇集客户企业内部每个人头脑里长期积累的、尚未形成编码的知识，让其思想更开放，驱动客户向学习型组织发展。
 　　长城所为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还在其他方面进行了探索。他们早在2000年就建立了知识管理平台kmp，十多年里不断升级，到了2011年，推出了基于云计算技术的第五代升级版——krp5.0。2013年5月，长城所的“高新区服务平台”上线。
 　　长城所在服务模式上也有创新，在一些区域采取了集成总包的服务模式。长城所还确立了“打造社交化知识型企业”的思路。这也是一个新生事物。王德禄说，目前在中国，阿里巴巴、百度、新浪等都纷纷打造社交化的知识平台，长城所可能是咨询公司里率先提出这个概念的。
 　　“社交化知识平台的逻辑是：员工受到上级领导的指派所做的工作只占他总的工作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他感兴趣的事情。”王德禄说。社交化的知识平台是跨部门的、自由组合的；社交化的核心是自愿的，是基于每个人的兴趣点。“公司需要社交化，尤其是我们咨询公司，新想法传播速度太快，你只要模式好，你就能保持领先。”
 　　从某种程度说，王德禄本人就是一个“社交化”的范例。不仅经常写博客、发微博，在现实世界中也交游广泛。他和长城所长期积累的外部专家人脉，对长城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中国式

生存
　　长城所标榜自己的宗旨是“独立、科学、低调”。但由于目前长城所和政府的合作项目占了业务量很大的一部分。于是，记者开始对长城所如何处理政府关系这个话题感到好奇。在中国“大政府”、“小社会”的背景下，长城所的“独立、科学、低调”的宗旨能坚持住吗？在政府作为甲方，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和经费的时候，一个咨询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坚持独立？
 　　如果某个政府机构存在做政绩工程的行为，已经对项目做出决策，只是希望长城所帮着找些论据，把报告粉饰下就可以了。面对这种情况，长城所会怎么办？
　　赵慕兰告诉记者：“有很多政府机构和民营企业一样，要的是真材实料能指导实践的独立研究报告，但也有可能有例外。若具体到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我们会拿出一个最后的稿子来，代表我们的独立研究和判断。若客户一再坚持让我们改，想改成他要的那个样子。那我们就派一个工作人员去配合他们改好了。不过如果我们真地发现某些客户为了自己的需要歪曲我们的研究，我们下次就可能不再和他签约了。”
 　　陈文丰认为战略咨询做的常常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如果一些地方政府一味追求gdp和政绩工程，可能我们改变不了他们的这种追求。我们给他们做的是让他们更科学、提高效率，尽量让他少消耗资源。”作为战斗在经营业务第一线的区域咨询负责人，陈文丰的回答带着更多现实主义色彩。
 　　记者观察到，长城所具有咨询公司和民间智库的双重身份，在平常情况下，两种身份相安无事。但是在商业化和是否强调独立性这方面，两种身份似乎会有点相互冲突。毕竟，作为市场化的咨询公司，它要生存，要更重视和客户的联系。而单纯作为智库，它可以有更多的超然性，应更多独立发声。在欧美，智库之所有能保持某种超然和中立性，可能有赖于各种基金的支持，在中国则几乎还没有这种情形。
 　　王德禄说他和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就是坚持原则。“你越正，越有底气，他可能越对你尊重。”“一些政府部门之所以可以放心和我们合作，是因为觉得和我们合作肯定不会出问题，因为我们不走偏门，我们的工作踏实。”
 　　记者也注意到，长城所在20周年的时候，嘉宾们会被赠送一些小礼品。这说明长城所处理客户关系方面时也具备一定灵活性和中国式人情味。
　　王德禄和长城所，可能具有一种中国民营机构的生存智慧，它在夹缝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独立研究和自由思考的最终实现，有赖于自身的努力，也需要社会整体环境的配合。
　　独特的发展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激荡30年”，长城所辛苦经营20年，算是伴随着中国新经济一起长大。
　　现在，长城所已经拥有300多名员工。其中包括十几位合伙人级别的管理人才。这些人才各有特色，相互补充。王德禄被称为“具有哲学家情怀的咨询师”，以哲学思维和战略判断力统领全局；武文生擅长企业实务和内部管理，把制度建设和员工管理做得井井有条；陈文丰已成为区域和高新区咨询的一流专家；赵慕兰则在新经济理论方面颇有建树；张建宁性格外向、风趣幽默，在产业集群方面有很多心得；马宇文则做事踏实、服务周到……
 　　从现在的情况看，长城所已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它的运作模式和一般企业管理咨询机构不一样，也和体制内研究机构不一样。它既不局限于微观的商业化的企业和行业研究，又不受制于旧的体制只做政策辅助研究。它尽可能地坚持了独立研究和自由思考，既关注个体的民营企业，也对整个国家的和部分区域的经济建设进行介入，从而以自己的力量影响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进程。
 　　长城所进行的跨国公司r&d研究，直接推动北京市出台了跨国公司r&d政策；他们持续多年关注“中国制造”，发布过国内第一份 “中国制造”综合性研究报告。此外，长城所研究成果的多处结论被吸收进《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影响了北京城市建设……
 　　用王德禄的话来说，“我们正处于中国经济转型的时代，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有我的贡献。希望中国的产业发展最终走向世界的顶端，而我参与了这个过程。”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民间咨询机构，长城所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记者观察到，在长城所的企业咨询对象上，目前正炙手可热的移动互联网、新媒体类的企业稀少；公司人才结构方面，中层干部的力量似乎偏弱，如何留住中层干部是个问题。
 　　这是一个成长中的企业。正如前文提到的，长城所目前已经向国际化迈出了一步。而长城所的业务规模和业务领域也正在扩展，富有很多想象空间，比如企业咨询是否可以拓展到更多it领域的原创性强的小微企业？比如区域咨询的范畴是否可以深入到科技地产、商业地产公司，为他们做服务？比如如何更好地建立人才激励机制，激活内部的更多创造性？
 　　记者更感兴趣的是长城所在政府服务业务方面的更多可能性。既然在高新区咨询方面发挥了那么大的作用，并得到了政府机构的信任，那么长城所的未来的研究项目会不会超越于科技园区和一般经济领域，而成为一个更宽广领域的公共政策的咨询机构，甚而成为美国兰德式的机构？可想象的空间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