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萧惑之

　　苟仲文：中关村要坚持创新引领实现创新发展的新突破
　　北京市副市长、中关村管委会党组书记苟仲文，在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时，联系中关村建设的实际，撰文《开创中关村创新发展的新局面》。苟仲文着重指出要“站在全球视野和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承担起新时期赋予的责任和使命”。正如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多次指出的那样，“北京的发展要看中关村，北京的创新，要靠中关村”。市长王安顺要求，首都“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落实到中关村就是实现创新引领，成为首都乃至国家实现创新驱动的强大引擎。基于此，苟仲文提出要“以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清醒认识创新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必须认识到，“要实现2020年10万亿元的发展目标”，任务艰巨。中关村目前已经形成“一区十六园”，很难再通过扩园实现增长。同时，中关村与距离“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高端人才选拔上，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放眼全球，招聘人才。苟仲文十分强调“坚持创新引领，实现创新发展的新突破”的发展观。第一，在构建高效、顺畅、协调的园区管理体制机构和市级政策创新上要有新突破。第二，在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上要有新突破。第三，在构建发现和支持具有行业领先和颠覆性源头项目的机制建设上要有新突破。第四，在推进园区差异化定位、特色化发展，培育和打造具有技术主导权的产业集群上要有新突破。第五，在实现产业对接上要有新突破。第六，在吸引国际要素流入和向国际辐射上要有新突破。
　　厉以宁：我们新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改革红利正在产生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调查中发现，近年来，“中国红利没有了”的论调影响我们的企业家，甚至更多的人。所谓“中国红利”即“人口、资源、改革”红利；“没有了”即意谓廉价劳动力没了，土地资源也用得差不多了，改革的潜力渐尽用完了。这种思维导致信心不足，某些企业不再重视实体经济，放弃了本行去从事地下金融放贷。厉以宁提醒鼓励企业家应该对中国红利有新的认识——发展优势的丧失，是任何国家都会经历的痛苦过程，关键是要“转型”，新的红利才会产生。要敏锐地发现中国新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改革红利正在产生。新的人口红利：我们大量的技工已经成长起来，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就是技工时代的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技工时代将转入高级技工时代，继而将再进入专业人才时代，这就是新的人口红利。新的资源红利：新旧资源红利的重要区别就在于“科技含量”上，我们有相当可观的科学技术投资，就会产生新的资源红利。比如新能源，完全可以借助核能、风能、太阳能解决煤资源的短缺；也可通过海水淡化解决水资源的不足。新的改革红利：原有的政策落实到一定程度后，潜力自然发挥的差不多了，就要有新的改革措施。十八大开局以来，有目共睹，新的改革措施一一出台，深得民心，我们要充满信心，随着各项深化改革政策的出台，人口红利、资源红利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当前最要紧的改革是什么？厉以宁认为：政府管得太多。政府管少一点，让企业真正成为企业，不仅是民企，国企也一样。民企国企双轮驱动，积极性一调动，整个经济就起来了。[论文网]
　　吴敬琏：政府改革目标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由于政府既是政治改革的对象，又是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成为推进政治改革的关键”。因之，吴敬琏多次提出：政府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所谓“有限政府”，是和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无限政府）相反的政府形态。从经济方面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范围是有限的，它所掌握的资源限于与公共物品的提供有关的资源，而不能任意扩张。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的角色应当由市场去担当。所谓“有效政府”，则是指政府应当在纳税人的监督之下，改善政府的管理，杜绝贪污和浪费，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为公众提供服务。一个好的政府，就是一个既能谨守自己的职责，又能为民众提供优质服务的政府。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显然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从当前看，政府迫切需要解决如下的几个方面：一是“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二是“政府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三是“完善基层选举制度，逐步扩展民主”。四是“培育公民社会，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吴敬琏强调，最近30年，中国在正确的方向上有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是改革仍未过大关，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
　　政府部门需要制定应对“大数据”的战略
　　世界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爆炸，从量变到质变，“大数据”时代悄然而至。“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美国的有识之士最先提出，“联邦政府的每一个机构和部门，都需要制定一个应对‘大数据’（big data）的战略”。“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以及它如何改变政府、商业与我们的生活”，这是政治家和企业家们必须应对的现实问题，我们已然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数据可能比软件更重要。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切莫在这次改变世界的浪潮中又慢半拍。“大数据”的技术目标，就是从浩如瀚海的数据中挖掘信息、判断趋势、提高效益。顶层设计者要十分清楚“大数据”技术蕴含着重要的战略意义。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报告称：美国需要150万精通数据的管理人员，以及14万到19万深度数据分析方面的专家。目前，已有美国大学专门设计开设了研究“大数据”技术的课程，培养下一代的“数据科学家”；一些美国公司也在向大学提供研究资助，并赞助与“大数据”有关的比赛。目前美国正在紧握“大数据”这个人类科技领域的最新仪表盘，以求继续保持科技领先地位。在中国，“大数据”的挖掘已经起步，诸如去年阿里巴巴提出“大数据”战略，旨在通过资源共享与数据互通创造商业价值，并在“双十一”销售热潮中，以云计算为基础的聚石塔服务，对数以万计的消费者需求信息进行捕捉汇总，帮助网商随时调整决策，以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可见，“大数据”的战略意义在于对信息的加工能力，关键还是数据质量，惟有优质才能“增值”。至于“逐鹿政坛——得数据者得天下”的说法更值得深思。美国有一种说法：电台总统罗斯福、电视总统肯尼迪、网络总统奥巴马，意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大数据”是高端决策正确的方向盘和施政落实的播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