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台湾模式

我国台湾经济发展经验对库兹涅茨假说的挑战
　　195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根据他对早期发达国家英、美、德等国的历史统计得出结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断缩小”。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认为经济增长与不平等的关系是一种“倒u型”的曲线。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根据东亚“四小龙”的发论文联盟http://
展经验，对库兹涅茨假说逐渐持否定的态度。在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不但没有恶化，反而改善了，即使在早期发展阶段，也没有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恶化。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的韩国与我国台湾也是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向全世界推介的榜样。尤其是我国台湾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与转型，不平等持续下降（见图1）。
　　库兹涅茨假说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是对库兹涅茨假说最权威的理论证明。在现代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尽管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在不断提高，但是劳动者的工资却长期无法提升，大量的国民收入转化为资本家的资本收入，收入分配向资本家阶级严重倾斜，这样就必然导致劳动者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
　　与此同时，在现代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不仅资本家阶级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大的好处，而且现代部门和城市居民也可以获得比农民更多的收入。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部门通常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无法为一般的农村劳动力所替代，造成了现代部门较高的市场工资水平；另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往往能够组织起来，排挤其他劳动者的进入，从而造成了他们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
　　地区经济不均衡发展理论，也是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平等现象体现为先扩大后缩小的假说。假设指出一个国家的每个地区都处于静止的落后状态，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无几。如果其中一个或几个地区因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或历史偶然因素或国家的倾斜政策而增长较快，地区间的收入和利润差别就会开始拉大，并且差距会越来越大。一方面，发达地区因工资和利润较高，年轻的、有文化、有技能的劳动者就会纷纷从落后地区流入正在蓬勃发展的地区；资金也会竞相从落后停滞的地区流入正在蓬勃发展的地区，以寻求更高的利润率；企业和企业家也会从停滞地区迁移到繁荣地区，因为在后一地区获利机会更多。这样，发达地区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累积因果循环。另一方面，不发达地区由于年轻人、具有较高技术的人才以及资本纷纷外流，造成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更为缓慢，形成了一个恶性的累积因果循环。这就导致发达地区越来越相对发达，不发达地区越来越相对落后，经济发展不平衡越来越突出，形成一个国家内部地理上的二元经济局面。
　　世界大多数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综述
　　本文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所提供的数据，把一百多个同时列出了购买力平价人均gdp和基尼系数的国家和地区的资料描述在图2中，横轴度量购买力平价人均gdp（以1000美元为单位），纵轴度量基尼系数（用百分刻度表示）。
　　从图2中可以看出，尽管不少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不平等程度较低（主要是前苏联东欧国家），但总体上而言，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比发达国家要高不少。如果剔除有过社会主义经历的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程度会更高。尽管不少低收入国家的不平等程度也很高，但是，以2004年的购买力平价美元计，8000美元左右人均gdp经济体的不平等程度，要高于低收入经济体。因此，从横截面的数据而言，库兹涅茨假说基本上还是成立的。
　　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而言，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应该说是符合库兹涅茨假说的，当然，英美等高收入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自由主义改革中基尼系数有较大的扩大，不少人据此否定库兹涅茨假说，但是其不平等程度仍然远低于二战以前的时代，因而不能因此否认库兹涅茨假说。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与我国台湾经济的平等化发展
　　从世界范围内而言，我国台湾的经历应该说是一个特例。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台湾收入不平等的大幅度下降，20％的最高收入人口与20％的最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比率，由1953年的16.5倍下降到1960年的8.72倍，土地改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真正挑战库兹涅茨假说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增长，20％的最高收入人口相对于20％的最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比率下降为1964年的5.25倍、1970年的4.58倍和1976年的4.18倍，1980年又进一步下降到2.25倍，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为均等的经济体之一。
　　二战以后经历过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的市场经济国家，尽管有一个相对平等的起点，其不平等的发展过程，大多数还是经历了“倒u型”的发展。如图1所示，20％的最高收入人口与20％的最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比率，在20世纪60年代，从1964年的7.4倍下降到1970年的5.6倍，但是到1975年又上升到7.9倍，1980年再上升到8.9倍，到1985年的时候才重新下降到7.2倍。因而从较长的时间来看，韩国的发展仍然符合库兹涅茨假说，我国台湾经济发展不符合库兹涅茨假说。
　　林毅夫认为，韩国以及其他国家在二战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贫富差距的扩大，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实施了赶超型的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而发展中国家普遍财力有限，不可能全面发展所有的现代部门，只能通过剥夺农业部门，优先发展少数几个重工业部门，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二元特征，从而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而我国台湾实施的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入手，逐步向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各部门平衡发展，使得农村劳动力很快就被吸收到现代部门，大部分劳动者在很早的阶段就分享到了经济成长的好处。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由于二元经济效应的影响，当地工业的发展，首先带来的是不平等程度的扩大。而在我国台湾地区，当地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发展，为缺少土地的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从而在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使贫富差距缩小。由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集中力量首先发展少数几个地区，造成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由于我国台湾实施的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不需要牺牲一部分地区的发展，则地区差距很小。因而我国台湾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并没有经历“倒u型”的发展。
　　小型经济体与我国台湾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分析
　　在林毅夫等学者看来，如果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和我国台湾一样采取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同样可以避免不平等的“倒u型”发展。一方面我国台湾经济发展经验确实值得借鉴，以便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收入不平等；另一方面，我国台湾经济主要是一种小型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并不能够简单地适用于大型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小型经济体，其剩余劳动力总量是有限的，剩余劳动力（尤其是绝对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能够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被吸收，因而劳动者工资能够在较早的时期就得到较快的增长，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缓和收入的不平等。对于大型经济体而言，剩余劳动力（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城市的大量失业和非正规就业者）的数量巨大，必须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吸收，这就会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压低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即便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在不断上升，但是劳动者的工资却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基本保持不变，导致收入分配越来越向资本家阶级倾斜，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作为一个小型经济体，它可以按照严格意义上的比较优势阶梯式上升来发展经济。对于大型经济体而言，往往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落后的农业部门同时发展，也就是所谓的“大国经济的有限赶超型发展”。由于每一个部门对人力资本要求不同，不同生产部门的劳动力的替代程度不一样，即便是在高度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仍然会出现不同行业劳动者收入之间的较大不平等，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市场工资率相差巨大，大大超过其在发达国家的差距，因而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另外，小型经济体的地区不均衡增长一般不会很严重。对于大型经济体而言，各地自然条件相差巨大，不可能所有地区同时、同速发展，由赶超型发展战略所导致的国家“倾斜发展政策”，只是地区不均衡发展中的一个原因而已。一定程度的地区不平衡增长，对于大型经济体而言，有其经济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
　　台湾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府大力投资于普及教育，造成人力资本的普遍平等，从而带来收入分配的平等化。劳动力市场的高度流动性，也是我国台湾地区部门之间收入差距很小的重要原因。但是，一旦一个国家由于各种原因而采取地区、部门的不均衡发展模式，人力资本分配平等化的效应，仍然会被地区、部门不均衡发展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效应所抵消，仍然会显示出不平等的“倒u型”发展趋势。劳动力市场的高度流动性，在一个发展初期的大型经济体当中，主要是导致不同部门劳动者阶级之间的收入平等，但却无法避免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之间的不平等。
　　即便是小型经济体，如果它不能阻止邻近落后地区剩余劳动力的较大规模涌入，其收入分配就仍然会类似于大型二元经济体。我国台湾与韩国的收入平等分配，除了因为土地改革造成的起点平等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军事对峙造成它们与周边落后地区剩余劳动力基本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