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尹静

　　当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继续蔓延，对欧洲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各种贸易保护政策措施层出不穷，贸易摩擦不断，反倾销、反补贴泛滥于我国外贸企业的各个行业，各种技术性、专利性贸易壁垒也不断出现，这对中欧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
 　　本文以欧盟成员国的视角，逆向分析了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与欧盟成员国在贸易、关税、区域发展等领域合作竞争的关系，并以德国、希腊为借鉴，探讨了如何将中欧的双边经贸关系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拓展。
 　　一、欧盟各成员国对中国进出口增长率分析
　　尽管受到欧债危机的冲击，2012年，欧盟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的地位，中欧双边贸易总值5460.4亿美元，占我外贸总值的14.1%。其中，我对欧盟出口3339.9亿美元，自欧盟进口2120.5亿美元，对欧贸易顺差1219.4亿美元，收窄了15.8%。表1 描述了2001年至2011年欧盟27个成员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以卢森堡为代表，从中国进口额增速高于出口额增速的有16个国家。2011年与中国贸易呈现逆差的有22个成员国。而对华贸易额排名第一的德国却呈现顺差，为163亿美元。
 　　从表中进出口比率来看，16个国家进出口比率（列3、4）在2001年至2011年间增加，这使得欧盟委员会不得不担心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事实上，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中，过分强调贸易逆差是错误的。一国的贸易平衡反映其国内储蓄投资账户的平衡，而贸易政策工具对国内的投资和储蓄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欧盟出于对中国贸易逆差的担心而采取的贸易保护其实是不合时宜的。以德国为例，他对其他欧盟成员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远远高于中国，却并未像中国这样受到其他成员国各种贸易保护措施的限制。另外，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尽管欧盟的贸易逆差时有增长和波动，但自1963年以来，这些赤字一直只占欧盟gdp的不到2%，并不足以威胁到整个欧盟的经济形势。
 　　长期以来，中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主要是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属于垂直分工关系，所以虽然时有贸易摩擦，但并未从根本上威胁到欧盟经济体的国内产业。但近年来，随着我国的通信、机电、汽车、船舶、飞机等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欧盟成员国感受到了对本国产业的竞争压力，贸易摩擦从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转移到机械电子等技术密集型产品。欧盟已经开始投入更多的力量，试图保持其在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的竞争优势。 [论文网]
 　　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具有很强的两面性作用：一方面这是贸易双边国利益的碰撞与再分配；另一方面这种摩擦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的伴生物。中国正好借此贸易摩擦的外部压力来推动国内的产业升级，利用产品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贸易政策对我国产业进行结构性调整。我们不能把欧盟较高的技术标准简单地看成是对我国产品出口设置的障碍，而应把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标准看成是提升我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从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我们更不能听任假冒伪劣产品恣意横行，应坚决保护知识产权，尊重创新人才，提高“中国制造”的质量与声誉。
 　　同时，我国应适时地改变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鼓励外商投资企业的本土化生产、直接进口，逐渐实现进出口平衡，使国外的产品进入我国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将有利于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即统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有助于从根本上消减由于欧盟担忧贸易赤字而产生的各种贸易摩擦。
 　　二、中国加入wto后的关税大幅调整
　　欧盟与中国贸易的稳步迅速发展与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关税的大幅调整是分不开的。表2显示了从2001年至2011年我国农产品和部分制造业产品的关税调整幅度，中国平均从1985年的关税60%下调到2011年的10%（实际到2006年已经达到10%的标准），与欧盟的平均关税差不到4个百分点。
 　　中国关税如此大幅迅速地调整，为其他具有关税保护的发展中国家设定了标杆，使印度、巴西、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别无选择地采取相似的路径。假如这些国家想要吸引国外贸易伙伴和投资者，他们必须提供与中国相似的关税水平。中国的这一举措对全球贸易自由化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贸易开放程度所作出的贡献，远远高于欧盟和美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多边贸易谈判的努力，不仅欧盟甚至整个世界因此而受益。
 　　当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发挥着领导者的作用。在关税调整中，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利益趋同，中国市场开放的利益也大部分为发达国家所享用，并没有惠及广泛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应适当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的优惠待遇，争取发展中国家为合作伙伴，这也是在国际市场上同其他大国经济体在竞争的一种策略。
 　　三、欧盟27成员国与中国省际人均gdp比较
　　表3 对比了欧盟27个成员国和中国部分省市自治区的人均gdp水平，采用了购买力平价和汇率两种调整中国gdp的方法。在购买力平价调整结果中，2011年我国人均gdp最高的天津市，几乎等同于当年排在欧盟第19位的捷克共和国，属于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中的高收入国家；而使用汇率调整法计算出的结果，天津市只能与排在欧盟倒数第三位的拉脱维亚水平相当，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可见，欧盟与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具有很强的多样性，很难达到令中央和地方均满意的实力的平衡。中国相对发达的前10到20个省份（分别占中国总人口的37%和66%），在与欧盟企业的贸易关系中，已经逐渐失去原来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他们与欧盟企业之间的竞争压力多来自于技术、质量、产品多样化、研发能力和企业自身管理水平，这几乎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内部竞争关系相同。
 　　根据我国的经验，利用外资多、对外开放程度高的省市经济发展较快，反之，相对封闭的中西部地区远远落后于欧盟成员国的发展水平。想要缩小地区间的对外贸易差距和经济差距，应加快落后省市对外开放的步伐，增加对落后省市的投资力度，引导落后省市积极发展具有优势的资源、原材料工业、农牧业，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吸引外资。地方政府要注重经济发展所需关键性要素的培育，注重当地高质量企业的培育和与当地资源禀赋相一致的高质量外资企业的引进，走有特色的发展之路；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尝试建立自己的经济发展带，这是缩小我国省市地区间差距、向欧盟发达成员国看齐的根本出路。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要把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化为国内产业升级的动力
　　每一次贸易摩擦的处理都会引起利益格局的改变。中国加入wto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生产出的低价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曾经引起世界产业链的动荡。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出口产品逐渐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失去既有市场和利益的国家、企业，利益的矛盾汇集起来，引发了反倾销、反补贴

等对中国出口增长的限制。应对后危机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培育一批具有雄厚实力、掌握一定高端技术的企业，推动国内的产业升级，利用产品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出口产业进行结构调整，是一项战略性举措。
 　　（二）要坚持低碳经济发展的新能源战略
　　欧盟在中国经贸崛起的压力下，开始大力倡导低碳经济，因为其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的技术和产业目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比于中国这样还处于高碳经济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拥有新的竞争优势。中国因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成为碳排放大国，出口额的迅速增加和贸易顺差的扩大，必将带来国际贸易新规则的重重挑战，所以应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探索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开发使用新能源，要长期坚持发展低碳经济的新能源战略并在中国与欧盟的利益博弈中加快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以应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三） 要借鉴德国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经验做法
　　欧元区启动后，各成员国的竞争力差距不断拉大，德国是唯一在危机中竞争力上升的国家，原因在于，德国政府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高度重视对标准、质量和关键零部件的掌控。德国经济部、财政部、科技部和各行业协会都设有专门负责中小企业发展的机构，银行金融机构也设有专门部门负责为中小企业提供市场信息咨询和补贴。德国政府建立了完善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从小学到职业学校，从工艺学院到大学，为其工业发展提供大量、实用的高技能工人。同样作为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大国，德国发展高端制造业和培养人才的做法为中国提供了借鉴。
 　　（四）要吸取希腊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历史教训
　　1999-2006年，希腊借雅典奥运会举办的契机，政府主导的大额投资带动了房地产业、旅游业的迅速发展，进而带来了整个希腊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移民的涌入。但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雅典房价大幅下跌，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前为筹备奥运会兴建的体育场馆、机场、公路多属于重复建设，利用率极低，同时制造业空心化严重，失业率骤增，经济陷入泥潭。反观我国，同样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有大量热钱投于股市、房地产等虚拟经济中，所以应坚持对房地产业进行调控，引导民间资本从貌似利润丰厚的虚拟经济转向医疗、教育、航空、运输等实体经济，以希腊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的经济危机为警钟，发展实力雄厚的制造业，为政府投资放缓、房地产泡沫破灭、对外贸易增速减缓做好抵御危机的充分准备。
 　　以逆向视角分析欧盟在危机冲击下的贸易保护得出结论：此次欧债危机是一个促使中欧拓展合作空间的契机，也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战略里程碑。在合作与冲突的磨合过程中，我们要深化建立战略合作的伙伴关系，通过贸易、投资、合作纽带，使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市场，同时将中欧的双边贸易关系向纵深推进
 　　参考文献：
　　[1]amaral， luiz fernando， （2008）. “effective rates of protection for the biofuel chains in europe” groupe d’economie mondiale at sciences po （gem）， june.
 　　[2]atlantic council （2007）. transatlantic leadership for a new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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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魏浩，《中国对外贸易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322-336.
　　[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经贸环境与总体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