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冷战的影响

　　基金会的负责人动辄以“全人类”为坐标，如此强调思想沟通，兼容并包，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他们是持何态度，怎样度过的呢？这有一个演变过程，有轨迹可循。
（1）一般原则：在冷战初期，他们本着一贯的主张和自信，仍以为能够在以意识形态划分为两种类型的国家——美、苏——之间找到“在共同事业中合作的基础”。为此目标，1945年拨250，000美元巨资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俄国研究所。并引中国名言“知难行易”为依据，说是要实行合作先得加深了解〔32〕。到1946年基金会的报告仍提出：在分裂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的鸿沟之上架起桥梁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认为和西方相对立的不仅是苏联体系，也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东方文明，如中国、印度等等。还说要设法找到一种基础，足以使“与我们”不同的政治愿望和与“我们的”文化理想相冲突的文明在互谅中共存。本着这一想法，再次肯定了基金会自30年代以来支持人文学科和东西文化交流的工作，并继续按此方针慷慨拨款〔33〕。到1950、1951年间调子开始发生变化。面临日益紧张的国际关系和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斗争，当初在精神领域内实现世界大同的雄心壮志看来只是幻想。抑有甚者，“思想自由”、“精神文明无国界”、“造福全人类”等等原则常和“冷战”中的美国“国家安全”的要求相冲突。何去何从呢？此时还没有见到明确的答案，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惶惑和不安。自1952年起，在麦卡锡主义影响下，基金会遭到了一次“亲共”嫌疑的审查，态度又有进一步的变化。
 (2)关于“非美活动”的指控和审查事件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国会根据某几个国会议员的提案，对几大基金会的“非美和颠覆性活动”进行审查，首当其冲的组织之一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经过如下：〔34〕1951年8月，众议员科克斯（e.e.cox）提出一项决议案：“成立专门委员会对某些教育与慈善基金会以及其他类似组织进行充分、全面的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是“非美和颠覆性活动，或违背美国利益与传统的目的”。主要是针对那些“从事社会改革和国际关系”的组织。具体到洛氏基金会，科克斯罗列的罪名有关国内活动的大致是它过去资助过的知识分子中有人思想左倾、写过亵渎宗教，肯定马克思的文章，或本人有共产党嫌疑等等；关于国际工作，除资助翻译大量有关苏联的书籍资料被说成是为苏联张目外，重点就是它的在华工作，其说法颇为耸人听闻：该基金会32年来在中国花了几千万美元，绝大部分是资助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而革命一来，这些人纷纷倒向共产党，所以是洛氏基金会的钱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依此推理上纲，说是当前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美国青年部分应归罪于该基金会的所作所为鼓励了中国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倾向中共的潮流云云。1952年，美国众议院正式通过科克斯再次提出的决议案，成立了一个七人组成的“科克斯委员会”对基金会进行“全面彻底调查”。这一轮调查的结论对基金会的工作基本肯定，只有一些“小的判断错误”。但是1953年共和党上台，同时共和党在众议院占多数，加以麦卡锡主义正当高潮，此议又起。在众议员里斯（carroll reece）的推动下，再次通过决议成立调查委员会，称“里斯委员会”，并为此拨款5万美元。这回罪名进一步升级：指控基金会是一项旨在在美国推行社会主义的“恶毒阴谋”的一部分。1954年底提出了调查报告，称“里斯—沃尔考特报告”。该报告也是重点攻击其社会科学方面的活动，指责其“明显地倾向于左派的政治观点”（据基金会方面的辩护词说，当时的美国人根本不理解社会科学的重要意义，还有人把它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太平洋关系学会”当时正被认为是亲共的“颠覆性的组织”，基金会与它关系密切当然是一大罪状。连基金会资助过的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教育理事会以及外交政策委员会都在攻击之列；甚至诸如两性关系的研究项目都说成是破坏美国的传统观念和原则，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颠覆活动”。由于这一报告立论过于极端，打击面过宽，且据说是调查手段违反了国会正当的程序，“里斯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分歧，有几名成员另外提出一份“少数派报告”，指责委员会的做法违犯了宪法所保护的个人自由权利，并坚决反对再继续此项调查。此案于1955年以指控不成立而结束。这一事件是美国反共高潮中麦卡锡主义的产物，现在回头看是一场大闹剧，有点大水冲了龙王庙的味道。基金会的长达数百页打字纸的辩护书中说：当初基金会刚成立时一般人对它的主要担心是怕它成为财富、特权和反动势力的工具，而今反过来指责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敌人，辩护书自认为二者都不是。事实上洛克菲勒基金会决不是在美国无权无势，只能被动挨打，这是与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美国的其他受害者大不相同的。此调查案一出，美国立即舆论大哗。就在当时的气氛下，美国主要报刊如《纽约时报》等都站在基金会一边公开对这种做法进行抨击，各高等院校以及知识界人士纷纷写信或发表声明表示支援。所以尽管指控的调子很高，来势汹汹，其实未能对洛氏基金会有丝毫损害，反而为它赢得更多的同情和声誉。基金会不靠国会拨款，也是反对它的政客们奈何它不得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它的辩护书中也小心翼翼，决不承认“对共产主义警惕不够”的指责，也就是说，基金会的领导是认同反共的价值标准的。那么他们是如何把反共原则同他们一贯标榜的兼容并包、有教无类的原则协调起来的呢？其自圆其说的逻辑是：决定某人为资助对象的前提是肯定此人一定会“用健全的、学术性的和科学的手段，客观地解释他的研究成果……并能不加限制地与‘学术自由’的世界交流其成果”，而效忠于共产主义的学者和科学家“不能被信赖会满足这些基本要求”，因此，只要坚持这一标准，自然就把共产党人排除在外了。这倒不是新发明。自从有了苏联以来，美国的自由主义历来分两派，一派姑称之为“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认为思想信仰自由应该包括信仰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自由，“我坚决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誓死保卫你发表意见的自由”的信条理应对谁都同样适用。另一派则认为共产主义（在这里往往等同于斯大林主义）排斥和压制一切其他学说，从而构成对思想自由的威胁，因此，要维护思想自由的原则就得剥夺它的自由。美国的主流社会显然是后一种类似二律背反的逻辑占上风。基金会及其领导人无论如何是属于美国的主流社会的。〖bt3〗

五、几点思考近半个世纪中，洛氏基金会的确对中国注入了巨大的财力、人力和心血。

在实践中对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效果如何，应作一客观分析：
（1）基金会在华最成功的例子，也是它在华最大的事业，当属协和医学院。无可否认，协和在医疗、护理、教学、研究等方面都创立了中国医学史上的最高水准；它培养了数以百计的各科名医。从1924—1943毕业318名，〔35〕尽管人数不多，其影响之深远无法估计，无论是解放以前还是解放以后，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医务界的骨干和医疗行政单位负责人很多都是协和毕业生，特别是担任医学院院长的人必然把协和的制度、经验和标准加以推广。所以，就医学而言，通过精英扩大影响确实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协和的创始者当初力排众议坚持高标准，把最先进的医学引进中国，奠定了我国的西医的高起点，功不可没。这点应该没有争议。协和医学院的影响的确也不止于医学界。通过医学以及其他科学技术把西方的理性主义和科学方法介绍到中国来的目的部分地实现了，基金会在华各项事业，包括协和及其他，在这方面起的作用是无形的，无法量化，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处于困难中的中国文化、科学、教育给予支持，从而培养出各种接受了现代教育的人才，其所起的作用不是微不足道的。从本文第一部分的事实可以看到。另外，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许多学科的开创和许多著名学者的成才和他们的关键性的工作也曾受益于基金会。所以，应该肯定，总的说来，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艰难地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洛氏基金会起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起的积极作用。
（2）洛氏基金会在华创业的动力是那个历史时期在美国精英阶层占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加西方中心论。寻根溯源，这种理想主义来自两个传统，一是加尔文教，一是17世纪的启蒙运动，二者都来自欧洲，而在美国生根、发展，具有了美国特色。如美国著名宗教史学家马蒂（martin e.marti）所概括的，前者造成美国人的特质是相信改造地理环境的力量和与上帝的契约观念，也就是作为尘世的子民，有义务辛勤劳动以配得上上帝的选拔（美国人都是以上帝的选民自居的），由此产生的民族特性更明显地具有捐赠观念——“它应该从事发明创造，不断地收获、节约和捐赠，表现出一种获得上帝认可的意义与价值模式”〔36〕。启蒙运动对美国开国的思想家们影响更为明显。其核心是以科学和理性取代宗教信条，但是又不反宗教，而是强调所有有思想的人都可领会神的意志。这两种传统又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人类的同一性。在形形色色关于人类发展的理论中，粗浅地可分作两大派：一派强调同一性，认为各民族发展有普遍的规律，只有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的方式也可能各有特色，但最终必然殊途同归，基本价值观念也应该是一致的；另一派强调不同民族或国家的不同特点，不同的要求，不能强求一致。基金会的主导思想显然属于前者，也可称作“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在他们那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的核心就是科学和理性，这是一种世界观，是对待宇宙万物的态度，在方法论上是归纳法，这些都来源于西方。在他们看来，与此相对的东方思想是神秘主义，不求甚解，依靠经验和传统，在方法论上主要是演绎法。简单化地说，应该以前者改造后者，中国才能获得新生。他们不但是西方中心，而且是美国中心论。20世纪初期的美国正处于上升时期，朝气蓬勃，物质上迅速富裕起来，精神上充满自信。那时盛行一种浪漫主义的说法，即人类文明始于东方，主要是中国和印度，一路西行由欧入美，现在顺理成章该由美国再传到它的发源地来完成这个圆圈。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背靠着大西洋彼岸信心动摇、自叹没落的欧洲旧大陆，隔太平洋遥望贫穷落后而又充满新生希望的古老而辽阔的中国，“上帝的选民”的历史使命感就油然而生，真诚地相信自己是新的文明的代表。是“西方文明的刀刃”，以化天下为己任，理应所向披靡。〔37〕对他们说来，基督教精神是一种道德力量，而理性与科学则是社会变革的原动力，二者结合起来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客观地、历史地看，在那个时候，科学和理性也正符合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在中国所发生的不仅是政治变革或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基金会在中国所扶植的事业，所倡导的精神，基本上顺应了当时中国进步的潮流。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超级大国的美国相比，那时的精英离启蒙思想的传统更近一些，较少受各种霸权政治的、庸俗实用主义的以及意识形态偏见的腐蚀，因此可以说，那时传到中国的西方影响比之后来，精华对糟粕的比例更大一些。

（3）这种美国中心论和强烈的优越感与当时广大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自然格格不入。洛氏基金会的某些负责人也意识到中美之间的巨大差距，努力使自己做法适合中国国情，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做的一些工作。但是它认为思想的传播就能触发深刻的社会革命，使中国完成摆脱封建进入现代社会的任务，显然是不现实的唯心主义。它所大力热情支持的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也是杯水车薪。作为一个基本上属于慈善事业范围的美国基金会，不可能看到中国武装革命的需要。基金会在原则上强调自己只起“触媒”作用，目的是在激发起中国内在的改革力量，在华各项事业最终应由中国人自己管理。但是实际上由于这种优越感作祟，“中国化”的过程阻力重重。协和医学院是典型的例子。它开办之初董事会和主要行政负责人、教学人员都是美国人，而且一切听命于在纽约的洛氏基金会总部，也就是听命于小洛克菲勒本人，因为他对协和医学院情有独钟。后来教学人员中国人陆续增加，而管理权仍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北伐之后，中国人民要求独立自主的民族愿望促使国民政府实施教育中国化政策，据此协和的领导班子被迫进行了改组，由哈佛医学院毕业的刘恒任协和医学院院长，美国人格林（roger green）任副院长，协和的董事会也根据中国教育部的规定改组为中国人占多数。但是格林本人和基金会纽约总部的人都认为中国人自己管理的条件还不成熟；刘恒同时也是卫生部副部长，实际的负责人仍为格林，而格林还得听命于纽约总部。由于协和的财源完全依赖纽约的决策，董事会的中国成员也不去争实权。后来格林得罪了洛克菲勒二世和三世，被撤去协和医学院和中华医学基金会主席两个职务，尽管协和医学院董事会一致通过决议挽留，尽管中华医学基金会名义上已独立于洛氏基金会，也无济于事。说明洛氏家族直到战前对协和一直不放手〔38〕。不过，无论如何，“中国化”是大势所趋，到1940年，协和医学院的教职员中外比例已达109比10，而且副教授以上的中国人数也超过西方人〔39〕。二战后，基金会捐赠了最后一笔款之后，就决定完全交给中国人管。基金会资助的其他领域的中国化则比协和阻力小得多。
（4）从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背景看，洛氏基金会来中国是在门户开放政策、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以及中国抵制美货运动之后，与美国决定以庚款余额在华办学的时间差不多。显然与这一潮流是一致的。但是它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并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它于辛亥革命之后不久来华，在近半个世纪中历经各种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基本上持超脱的态度，从未追随美国政府支持或反对过任何派别。它只关心它所从事的事业，设法适应变化中的中国国情以求存在和发展，与当时的执政者打交道，只是为了工作方便。因此在见到国民党腐败不得人心时努力同它拉开距离，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作留下与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打交道的打算。洛氏基金会自以为是超政治的，它在华的事业符合在任何政权下的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它从西方中心论出发，以教化中国为己任，是主观主义，一厢情愿，但是与后来美国政府把文化宣传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尚有所不同。还应该看到，当时中国与西方各方面水平悬殊，决无成为竞争对手之虞，帮助中国现代化决不会造成对自己的威胁。这又是与今天大不相同的。
（5）基金会在促进中美文化关系方面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如前所述，它在协助发展美国的中国学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的贡献。其着眼点是帮助美国人了解另外一个伟大的文明以改变闭塞的状况，从长远看是为人类和平服务，并且申明主要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诸如福斯迪克这类人对思想交流怀着一种虔诚的信仰，把它视为人类文明存续的要素。这是一种源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到了冷战高潮中这种原版自由主义就陷入了困境，而汇入了主流的反共思想。
（6）最后，“基金会”这一事物本身在美国社会中是一种特殊力量。与洛氏齐名的还有卡内基、福特、卢斯等一大批基金会，在国内外都各有成就。基金会这种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都有一些。但是规模、影响以及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所占地位，不能望美国之项背。美国的基金会与美国特有的民间财力、政治文化以及人文的传统密切有关。当然这样蓬勃发展与政府政策的鼓励分不开。不过诸如卡内基、洛氏等开始进行各种捐款和成立教育、文化基金的行动是在政府制定免税政策之先，所以也不能以“为了免税”概括其动机，毋宁是先有了这一事物才推动政府制定政策予以鼓励的。〔40〕基金会的负责人掌握着不属于他们却由他们支配的雄厚财力，有一句笼统的“在全世界造福人类”的宗旨为依据，尽可放手推行并验证自己的思想和理想。同时，他们又可保持超然的身份，因为钱用于何处与他们的个人利益无关。粗浅地看来，基金会可以为政府之所不能为，其优越性至少有三：其一，处于在野地位。能容下更多的原则和远见，这也是从一个方面印证“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句话；其二，少官僚层次，少左顾右盼，更少政治和人事关系的牵扯，决策程序单纯，从决策到拨款到出成果、见成效过程短，效率高；其三，有意思的是，基金会为财团所设，却反能摆脱财团利益的考虑，不像政府那样处处受到利益集团的压力，在国外除特殊情况外较少受国家关系和外交政策的束缚。当然，所有这一切优越性取决于一个前提，就是用人得当，也就是董事会任命什么样才识的人来掌管这笔财富非常重要。各大家族聚财的过程大约免不了残酷剥削，但是通过基金会这种机制散财的效果却是的确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这与我国历代仗义疏财的乡绅地主修桥铺路、兴义学、开义仓等等又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个人的、短期的、有限的行为，一切以出资者的意愿为转移，一方百姓都要对他的“大恩大德”感激涕零；而“基金会”是一种机制，一旦成立就成为一种社会行为，受一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管辖，“后台老板”的权威和影响假如有的话也只能存在于创立初期，以后就逐步脱钩。它与资助对象也不是恩赐关系，申请资助者大可理直气壮，因为这是基金会的本职工作，更无人会对洛氏家族感恩戴德。关于基金会与政府的关系，在原则上、制度上是完全独立的，不受政府干预；但是一些有名的大基金会与政府有着间接的、无形的联系。其董事会成员和主要负责人都来自美国上流社会，不论倾向如何，都代表美国的主流思想，许多人还出入于政府部门，亦官亦民，他们的思路不可能与政府的目标脱离太远，不在于一时一事的具体政策而是长远的取向。反过来，它们对政府的政策也能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也是无形多于有形。总之，由私人创办的、财力雄厚、管理得法，而又享有充分决策和行动自由的大小基金会对内不仅是政府的补充而且是稳定社会的因素，实际上对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外影响及于全世界，又是美国“国际主义”外交的一部分。同时，它的确又是贯彻某种理想原则，不能简单视之为政府的实用主义的工具。这是一种微妙而复杂的现象，很值得深入研究。

　　注释：
〔1〕archives,fr，rg3.2，s.900，box14,f.89。
〔2〕关于洛氏基金会创办pumc的情况已有不少著述，其中比较详尽的有mary e.ferguson,china medical board and pumc (new york,1973);mary bullock,an american transplant,the rockfeller foundation pek 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u.c.berkely press,1980);王宁：《协和医学院，洛氏基金会对中国医学进步的贡献》，《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1-300页等。
〔3〕science and medic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127;research and education ,ed.john z.bowers,j.william hess,nathan sivin ed.,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8，pp.81-82.
〔4〕ibid,pp.3—29.
〔5〕ibid,pp.31—50.
〔6〕annal report,1939,pp.70-73.
〔7〕archives,rf,rg1.1,s.600,box51.f.429.
〔8〕这里“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泛指广义的对中国的研究以别于传统的“汉学(sinology)”。
〔9〕archives,rf,rg1.1,s.200,box 190.f.2288.
〔10〕arthur w.hummel,sr.：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stbx]1644-1912[stbz],(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1944),2vols,repr.1967,1976，汉译本《清代名人传略》(三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1〕阿尔文·莫斯考著：《洛克菲勒家史》，中译本，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64页。
〔12〕同上，第178页。
〔13〕archives，rg.3,s.911,box4,f.31.
〔14〕“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1936，pp.32—36。
〔15〕“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1946。
〔16〕annual report,1936，pp.53—55.
〔17〕“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1944，pp.19-24。
〔18〕“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1945。
〔19〕“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1946。
〔20〕archives,rg 4,s1,box11,f.50.
〔21〕frank ninkovich:“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china and cultural change,”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march 1984,p.801。
〔22〕rf annual report 1917,p.224,转引自bullock,an american tra nsplant,p.8.
〔23〕ibid，p.8.
〔24〕archives,rf,rg1.1,s.601,box 12,f129.
〔25〕“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p.50。
〔26〕ibid.，pp.57-58.
〔27〕ibid.,1939，pp.70—73.
〔28〕archives,rf,rg1.1,s.601,box47,f.389.
〔29〕annaul report,1944，pp.16-17.
〔30〕annaul report,1947，pp.40-41.
〔31〕archives,rf，rg1.1,s.611,box 50,f.416.
〔32〕“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1945，pp.6-15。
〔33〕“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1946,pp.37-38。
〔34〕以下情况来源为archives,rf,３．２，s.９００，box14,f.85-89。
〔35〕名单见bullock,an american transplant,appendix a,b,pp.233-240.
〔36〕卢瑟·利德基主编：《美国特性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
〔37〕对于这种心理状态美国汤姆逊所著《自作多情的帝国主义》〔james thomson jr.,sentimental imperialists,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east asia,(n.y.harper row publishers,1981)〕一书，“美国人心目中的东亚”一章中有深刻的描述，本文直接引语见第14页。
〔38〕bullock,an american transplant,pp.48—65.
〔39〕ibid.，p.90.
〔40〕美国最初通过包括对非盈利性慈善组织免税的税法是１８９４年，到１９１３年才正式通过永久性的“收入法”，确定免税的范围，而洛氏捐赠成立芝加哥大学是１８８９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时因国会通不过，未能在联邦政府注册，而在纽约州政府注册为非盈利性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