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分税制改革中之所以形成增值税和营业税并立的制度，是为了保证地方政府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今天，在地方政府仍然没有形成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的情况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又将面临诸多困难，本文将梳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过程中所面临的地方可用财力减少、如何体现税收差异优惠、政府间财政体制重构等问题。 
　　【论文关键词】增值税改征营业税；财政分权；财政收入 
　　 
　　增值税作为中国第一大税种，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允许所有行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进项税额。目前，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已在酝酿之中，上海改革试点方案已于11月17日落地。方案明确，自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其中：交通运输业包括陆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输；部分现代服务业包括研发和技术、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物流辅助、有形动产租赁和鉴证咨询。并且规定在试点期间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试点行业原营业税优惠政策可以延续，并根据增值税特点调整。纳入改革试点的纳税人缴纳的增值税可按规定抵扣。在此之前，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这一决定终于使增值税改革在政策实践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分税制改革中之所以形成增值税和营业税并立的制度，原因在于为了保证地方政府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今天，地方政府仍然没有形成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又将如何进行呢？虽然本次试点方案明确规定：试点期间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但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将增值税推行至全行业，任然面临着很多难题。 
　　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所造成的地方可用财力减少的问题 
　　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地方可用财力减少的问题。营业税改增值税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历史遗留问题。在目前的分税制体制下，营业税是地方第一大税种，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营业税又是地方政府收入，即便税收收入不变，地方政府收入也会减少75%。基于现实，中央决定试点期间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暂时搁置了在收入分配上的争议，而优先考虑了增值税制度变革目标，但这并不是长远之计，当试点推向全国，或是要进行增值税立法时，这一分享比例就不得不尘埃落定了，这是增值税扩围将要面临的最大问题。而此时地方将缺乏能提供稳定收入的主体税种，虽然从理论上，房产税能担当地方主体税种的角色，但我国房产税尚处于试点阶段，短期内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而呼声很高的资源税也不足以在全国范围内担任地方税种的龙头。或者按照现行试点的方案，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那么理论上也存在地方财力小幅缺口弥补问题，是开征新的地方税源，还是加大中央的财政转移力度，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二、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所要差别规范的各类优惠政策 
　　现行营业税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服务业、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九个税目。那么，如果这些项目全面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后，是统一按现行的标准税率17%征税，还是另设一档税率？如果另设一档税率，税率水平多高合适？从理论上说，增值税是中性税，它不会因生产、经营的内容不同而税负不同，要求的税率档次相对要少。而营业税是行业差别税率，体现着政府对特定行业的扶持和引导。若要将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覆盖至营业税领域，则必然面临这两种理念的冲突。对此，如何注入产业优惠因子，在扩大征税范围的同时按不同税率征收，以体现对不同行业的优惠策略。若进一步分析企业所得税政策的特点，则发现企业所得税的产业导向政策主要集中于优惠领域，而优惠的重点在“创新”和“环保”，比如对企业从事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购买研发设备，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等给予优惠；税率优惠重点则在于小型微利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这些优惠政策具有普适性，但缺乏针对特定行业的优惠、引导政策。 

   　三、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所涉及到的政府间财政体制重构及解决县乡财政的问题 
　　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现行的分税制是中央先行决定与省以下分税，然后是省决定与市以下分税。到后来，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基层政府失去了最重要的财源。目前其实就是要通过“省管县”的财政体系的调整，来保障县一级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上的财力投入。财力是当务之急，用财政体制，保障县一级在公共服务上的投入，约束县一级财力的滥用。因此，当我们在研究如何改革和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涉及营业税转征增值税的整个财政体制的问题。 
　　从收入的角度来说，五级政府架构违背了“分税种形成不同层级政府收入”的分税制基本规定性，使分税制在收入划分方面得不到最低限度的可行性，与分税分级财政的逐渐到位之间不相容，而三级政府可以实现省以下财政收入的规范划分，解决分税分级体制和现在省以下理不清的财政体制难题；从支出的角度来说，市政府基于政绩的需要，往往集中县财力建设地级市，从而富了一个地级市，穷了诸多县和乡镇，形成“市压县”、“市刮县”的局面。而县在市的行政压力下，又将财政收支的压力，通过层层分解，压到了基层的广大农村，进而使得越往基层地方政府的财政越是困难。因此，现有的财政体制没能较好地对各级政府的事权进行划分，进而导致了县乡两级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必须削弱市级政府的财权甚至取消才能有效地缓解县乡财政困难。 
　　在增值税“扩围”后，为了弥补地方财政收入的损失，一个思路是相应提高增值税的地方分享比例。然而，这显然会进一步加剧现行增值税收入分享体制的弊病。鉴于此，希望能够借着增值税“扩围”这一契机，重新构建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这一体制不应仅仅着眼于提高地方的分享比例，而应该能更为科学、更为合理地在中央和省、省和市、县之间划分收入。但是，建立这样一个新的体制对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体制中如何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从而获取地方政府的支持，将是增值税“扩围”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四、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所涉及到的国地税之间的关系与征管问题 
　　分设国、地两套机构是推行分税制的产物，在我国的税收征管系统中，存在国税和地税两套人马，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后，如何协调两套系统之间的关系也是这一次上海试点需要探索解决的问题。营业税原来都是地方税务局征的，现在如果一部分营业税改成增值税的话，到底是由国税局还是地税局征，在征收管理方面还需要协调一下。税务机构“合二为一”，固然能够从根本上降低税收征管成本、减轻纳税人的负担，避免“抢税”矛盾，但税务机构将要面临的是减员，还有领导干部的重新配置安排问题也很棘手，这也许才正是国税地税合并的难点之所在。 
　　再者，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具体操作上如何实施？也需要尝试着去解决。营业税基本上是按营业毛收入征税，不涉及进项扣除，使用普通发票核实收入即可。改征增值税后，情况就会有明显变化，纳税人既要如实核算收入和进项扣除额，还要规范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要比营业税的管理复杂。以交通运输业为例，它面向企业和个人的多，运费金额小、零星分散，涉及的发票多，属于劳务服务，提供周期短，这便为征管核算带来了一定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