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根本上包括工程学和伦理学两个方面。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逐渐将其研究对象内缩于物质财富这单一层面。新古典经济学将财富最大化转化为价格和供求后，经济学又蜕化为研究稀缺性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技术性学问。这一发展过程具有如下逻辑：(1)自从抽象演绎法得到广泛推广后，社会哲学家就开始用大数定理将复杂的社会过程归纳为简单的可以分析和预测的机械过程，如孔德的实证主义就将社会学贴上了“社会物理学”的标签；(2)自启蒙主义产生以来，特别是由于社会进化论获得了如日中天的影响，科学活动和哲学活动就日益结合在一起，此时思考日渐兴起的科学知识就成为哲学的新任务，从而导致了实用主义在西方社会的盛行；(3)这种实用主义又进一步转化成为激进的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不仅为实用主义的时髦滥用敞开了大门，并且最终支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实践标准和理论出发点，结果，“有用就是真理”就逐渐成了实用主义的信条，从而导致了工具理性日益膨胀；(4)工具理性的基本含义就是采取最有效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这显然比较适合于人们对物质资源的处理，从而这种强调目的与手段之间直接关系的工具理性就逐渐为经济学界所认同，并成为经济学中理性的基本含义；(5)正是这种工具理性的不断膨胀，经济学逐渐离开了对事物本质的探究而日益局限于事物表象方面，从而导致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最终催生了经济理论的功能性研究思维。事实上，韦森就指出，整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精神底蕴就是工具理性主义的，经典的博弈论的理论分析也是如此。①那么，方法论的这种转变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究竟带来了何种后果？本文就此作一分析。

二、功能分析和因果分析之分野

从经济学研究的层次及其目的来看，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两种基本研究思维：一是功能性的，它从外部关注可变量之间的关系、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强调对经济现象的存在表现以及现象之间功能性联系的分析；二是因果性的，它从内部关注事物的本质或不变性问题，从而强调对经济现象内在或背后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因果性机理的探究。显然，这两种研究思维分别体现在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中。

根植于自然主义的基本思维，功能性分析路径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一者，它把经济现象视为一个经验客体，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客观而独立存在的；二者，在伦理自然主义思维的支配下，主流经济学将既有的制度视为合理的存在，从而着重分析这种社会既存现状是如何形成的，既存的社会事物又发挥怎样的作用。事实上，功能主义的特征在于它独特的预先假设和研究视角，功能性分析主要是基于特定的引导假定和分析框架对经济现象提供某种解释，这也正体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典型特征。当然，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先驱——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马歇尔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开创者凯恩斯——本身都不满足于解释这一层次，也不把整个经济现象视为均衡不变的；相反，他们试图通过对事物之间功能联系的计量分析来推进经济学的应用性和预测性，并由此进一步发展了经济学中的各种应用工具和经济模型。不幸的是，其后继者们却更深层次地受到自然主义思维的支配：把历史发展视为一个有机规律，从而试图通过对历史和现状的功能性分析来为今后的实践提供指导。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就倾向于把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视为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把西方基于特定主权观的产权私有化过程视为一个普遍规律。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借助于对西方社会中不同组织形式与自然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而把产权结构与效率一一对应起来，这不但壮大了既有的工具理性，而且也抹杀了不同社会环境的差异性。

因果性分析路径则源于古典经济学的思维，并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人本主义经济学以及奥地利经济学等注重“人”之关怀的经济学分支所保持：一者，它不认为经济现象是客观的，而是与人的行为以及行为目的联系在一起，从而试图挖掘人类行动的目的和含义；二者，它不承认现有社会事物、组织乃至制度的合理性，而是相信现存的社会事物、组织、乃至制度都或多或少地被异化了。正因如此，这些经济学流派往往不是从某种先验假设或者功能性目的出发，而是努力探究事物的内在本质，并将事物的本质和外在表象区分开来，把社会制度视为是不断变化和有待完善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往往并非是像现代主流经济学那样将其理论建立在或许永远不能实现的先验的抽象假设之上（如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假设、科斯定理中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等等），而是热衷于对社会事物之理想状态（即本质）的探索，并把这种理想状态视为被异化的现状在未来回归的基点。这种分析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引导经济现象的良性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它更为强调对真实社会关系中人之行为的关注，从而更加偏重于价值理性。当然，对社会事物本质的认知本身就是具有强烈思辨性和主观性的东西，没有任何个体可以穷尽本质，任何特定时代也不可能确立绝对真理，对本质的认知体现了一种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一特征，那些基于因果分析的命题——如劳动价值论、利润率下降规律等，往往会在不同时期被该流派的经济学家重复讨论。同时，正是由于任何人所获得的认知都只是基于很短的历史资料，但却常常将这些从短期历史中获得的认知视为是对事物本质的发现，并以此来设计和指导实践、预测社会的未来发展，结果，反而因为缺乏对变化因素的充分考虑而适得其反。

尽管这两种方法都内含在经济学的分析之中，但它们的“主流”地位却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替换的过程，这主要体现了对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适应性。一般地，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逐渐偏重于功能主义分析，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孑l德以来实证主义日益盛行的结果，又是对美国19世纪末崛起的实用主义的演化发展，从而功能主义又和实用主义结合在一起；二是源于对天文学、物理学以及化学等以实证和试验为基础的学科所采行研究方法的借鉴，功能性分析首先导源于生物学中的有机体进化解释，把国家等社会组织视为有机体的思维产物。当然，实用主义也是受达尔文进化论（当然也包括拉马克的）影响的，它强调进化的思想以及人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条件的适应。事实上，正是因为功能主义与实证主义密切相连，因而尽管当今西方社会流行的是功能主义，但这种功能主义却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具有某种亲和力：不仅功能主义的支持者大多信奉一种集体主义的社会本体论，而且，这种集体主义直接派生出了共产主义。譬如，功能主义的先驱也是实证主义体系的创建者——孔德，就主张由政府来调节社会关系，因为政府是人的社会本能的产物，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和巩固社会有机体的平衡和稳定。他还以此理论建立了基于等级的政治制度。但令人费解的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的根本性政策结论是崇尚自由市场经济而极力反对共产主义的，这种结论与其分析逻辑显然是矛盾的，这体现出了主流经济学在理论思维和应用政策中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特别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基于功能分析的需要，发展和强化了实证主义的分析，从而出现了计量经济学这一强势分支。不过，这种实证主义又与伦理自然主义结合在一起，从而极力以实证主义来促进自由思维的发展。

      

正是由于功能分析往往从一个先验假设来分析可变量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往往只是在其可能性框架中的特定位置中获得

 

其意义。结果，功能性的解释往往把因果关系颠倒了：一个现象可能是被它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来解释，因而功能性解释有时又被称为目的论解释。例如，我们通过脊椎动物的心脏如何发挥作用来解释血液循环，这是因果的解释；但功能眭解释却是，脊椎动物有心脏是因为心脏控制它们的血液循环。所以，有的学者就指出：有心脏可能是行使控制血液循环功能的充分条件，但不是这样做的必要条件，可能存在做得同样好的功能性等价物。显然，由于主流经济学盛行功能性分析，因而其理论中也存在这种明显的逻辑缺陷。例如，新制度主义认为，企业之所以产生就在于企业有助于降低市场中的交易费用，但是，这不仅没有阐明企业组织的真正作用和运行机理，也没有探究企业组织演化的内在原因和轨迹，更没有解释“市场之所以产生也在于企业中有组织成本”这样的对应观点。而且，由于功能分析建立在特定预先假设和研究视角之上，因而基于不同预先假设和研究视角的功能分析往往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这在现代经济学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卢曼就强调，“给定这种研究方式，那么功能分析的研究过程就向所有的可能性敞开”，特别是，随着有机体日益复杂，“它应对复杂性的潜力似乎是无边无际的，许多不同的特征表明从所有方面应付复杂性的巨大能力，这种能力不见于那种应用社会团结甚或凝聚力等基本思想的，日常的或传统的对世界的理解。…

三、功能主义分析的形式化取向

我们知道，边际革命之后，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完善，主流经济学日益模仿物理学等自然学科，极力采用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思维，试图把复杂的社会现象还原为几个简单的原理。同时，随着主流经济学对工具理性和手段的强调，经济学的目的开始变得模糊了，而“工程学”内容则越来越成为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乃至唯一的内容。正因如此，经济学所考虑的人类多元化目的开始被简单地解释为最大化，至于最大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也不再是经济学所关注的，或者直接就等同于物质利益最大化，以致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个体追求发财致富的技术性学科。其实，自罗宾斯1932年发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以来，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就成了经济学的标准定义，即经济学成为从事挑选研究或可选择目标进行研究的学科；而且，在逻辑上，所有经济人的行为都纳入了一个狭隘的“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求效用函数或所选择的目标函数的最大值”的目的论模式。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视为一门选择性学科，但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正的“选择”经济学。究其原因，这种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在可选择目标之间已经没有必要去权衡轻重，因为求解效用函数最大值的前提已经预先确定了进行选择的行为主体的效用函数。例如，沙克尔在《人类事务中的决策、秩序和时间》中就指出：“传统经济学并不涉及选择，只涉及根据需要采取行动。经济人服从理性判断，遵循选择的逻辑。如果我们假定他能选择的目标和进行选择的标准是给定的，而且达到每一个目标的手段也是已知的，那么把这一行为称为选择肯定是对这个词的误用……在这种理论中，选择是毫无意义的。传统经济学应该放弃这个词”。 同样，布坎南甚至指出，一旦我们在方法论上陷入求最大值的范式的约束，经济学就变成了应用数学或者说工程学，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成了单纯的数学计算，而不再需要“决策”。显然，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式不但抹杀了选择和人的行为之间的区别，而且把人的行为动机和社会的各种现象都还原为经济刺激，这完全忽视了社会事物之间的作用机理。但是，这种研究思维却似乎适合于把“工程学”作为唯一研究对象的主流经济学，因而依旧得到数理经济学家的支持。 其实，主要的古典经济学家几乎都出身于社会科学领域，从而都特别强调因果分析以及对事物本质的探究，尤其关注涉及公共领域的伦理学内容。但是，自从经济学逐渐转向私人领域以及“工程学”内容获得重视，经济学就开始转向了功能性分析，并直接导致了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数学方法的引入首先是几位应用工程师和数学家的贡献，这包括早期的威廉·配第、伯努利、古诺、杜普伊特、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詹金以及后来的科尔森、谢松等，尤其是法国的工程师对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影响巨大。熊彼特甚至说：“我肯定应当把公益事业部门中这些聪明的法国工程师算作一个学派，他们这些人对科学的经济学过去作了，而且现在仍在作出巨大的贡献。”④到了20世纪30年代又有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大量转入经济学，并以一种更加规范的形式在瓦尔拉斯的方向上重新塑造了学术传统。20世纪50年代后，丁伯根、阿罗、德布鲁、纳什等一大批数学专业出身的或者本身就是数学家的人又涌人了经济学领域，从而奠定了目前的研究方向。而且，这种工具主义式的理论研究逐渐抽象掉了许多复杂多变的因素，而使用数学、力学或逻辑符号等抽象语言取代用自然语言或文学修辞进行表述的方法。正因如此，经济学就逐渐形成了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求客观衡量的函数最大值的基本范式，即使在分析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探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配置时也遵循着这种基本范式。

伴随着功能主义分析隆兴的是工具理性的膨胀，它不断排斥经济学中所残存的价值理性方面的内容。结果，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逐渐脱节，其研究方式也日益畸化为形式主义。正是由于经济学强调对范式的遵守和研究程序的规范，结果经济学中的形式变成了目的，任何试图得到承认或发表的经济学文章首先是要符合一定的形式而不管是否有新的思想，从此，经济学的规范便极端化为“为形式而形式”。其实，功能主义主要就是从“手段一目的”关系来考察经济活动，因而它本质上与形式主义是一路货色。⑤而且，两者的相互强化又进一步锁定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形式化取向：试图将人类的一切活动纳入效用最大化的分析框架之下。正因如此，受功利主义的影响，这种形式主义的方法几乎弥漫到西方理论界的所有领域并日益成为主要方法，在经济学领域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究其原因，经济学往往被视为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而往往难以正确定位，而自然科学本身就是在一定规范下的逻辑推理而不存在形式主义的问题，其他社会科学则处于另一地位。事实上，目前经济学进行帝国式的扩张，其基础就是这种“一致认同”的形式。正如斯坦菲尔德写道：“正统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已经进入不结果实的形式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它被保护起来以避免实践检验的破坏，而且，虽然人们普遍关注政策和道德标准，而它在这方面已明显赶不上时代，但却仍然盛行。”

        

试图把有关人类行为的所有理论重新塑造成效用理论的最激进推动者是贝克尔。他认为，无论是在经济的还是非经济的领域人们都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为此，贝克尔及其弟子把微观经济理论广泛应用到婚姻、生育、犯罪、革命等问题上，从而带有强烈的形式主义特征。例如，贝克尔的一个学生就认为，犯罪是担风险的活动，当受到的惩罚很轻时效用就极大化；而他的另一个学生则说，就诉讼的概率而论，一条法律条文就像任何一件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将会引起消费选择的分配的变化，即趋向于相对便宜的商品而舍弃较为昂贵的商品。问题是，现实生活中那些身处相同经济地位的个体在面临相同的糟糕境遇时，是否会犯罪以及犯罪的程度是否一样？其实，人的行为很大程度

 

上涉及了心理、文化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而不仅仅是经济这一单因素。再如，麦肯齐和塔洛克在《经济学的新世界》中写道：“只有人类才会同情一个周身都有毛病的人的死……然而这种由多种疾病引起的死亡可以表明，这个死者比仅死于心脏衰竭而身体其他器官都完全正常的人更彻底地享受了生活……如果一个人死亡时各个器官都有毛病，这可以表明此人为追求效用已充分利用了他的器官的资本资产。” 这种分析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它已把人完全当成商品了而忘却了人的情感。所以，粟本慎一郎指出，这种只把经济制度抽象出来而丢弃了交织期间的“非经济性”的要素的研究，是根本无法切近经济的本质，也根本无法切近“人”的行为。

正是由于这种形式主义分析的极端推广，现代经济学往往会得出有悖人情的结论。例如，贝克尔认为，人们之所以决定结婚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他结婚所带来的益处的预期超过他对单身汉的保持或者另外寻求一个更合适的伴侣所带来的益处的预期。而且，有的结论甚至完全背离了人类道德，但经济学却要给予所谓的理性分析将它合理化。例如，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甚至建议说，如果纳粹德国要摆脱犹太人，他们完全可以在财富最大化的体系中采取赎买的方式实现，而这种方式的交易成本较低。他的解释是：如果社区中火葬场因其提示周围居民死亡的存在而使他们不快，从而使地价贬值，火葬场应视为一种妨碍；犹太人或者黑人在一个社区的存在，也会使周围居民为之不快而致使地价贬值，其贬值的影响大于坚持居住在白人社区中少数民族成员愿意支付的价额。因此，在这种情形下，一定形式的种族隔离将使得财富最大化。这里，竞可以得出荒谬不堪的结论：种族隔离是合理的社会最大化方式！事实上，正是在这样一个形式主义的僵化程序之规制下，一个不拥有全国选票多数的共和党候选人反而可以赢得总统选举，如2000年度小布什尽管获得的选票远少于多尔但却因选举人票稍多而当选为美国总统；一个见义勇为者却可能被视为具有犯罪嫌疑，如南京的彭宇将被车撞伤的徐老太送医院治疗却被诬是撞人者而遭到索赔4.5万元。

四、功能分析的形式化弊病之反思

上面分析表明，功能主义的分析促使主流经济学把实证分析和伦理判断结合了起来，从而形成了为现状进行辩护的学说，并为社会的现实存在寻找合理性依据。当然，这种辩护取向并非新古典经济学所独有，而是与功能主义的哲学观密切相关，从而也是西方学说的一般特质。事实上，即使早期的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努力遵循历史主义的分析框架，但它们往往也只是在挖掘一些材料，其“实际结果却是和抽象地分析学派相同的：把现存的东西当作应该有的东西的规范来加以接受”。 究其原冈，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在20世纪初乃至更早时期就出现了。二战后以帕森斯和默顿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在美国得到迅速崛起和传播。正因如此，美国的社会科学日益侧重于研究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中的平衡，主张社会的稳定和整合，从而也就日趋保守。显然，社会科学的这种发展深深地影响了经济学的发展，主流经济学逐渐走上了基于功能分析的形式主义道路，并把人类的行为都看成是基于简单的享乐主义计算的逐利行为。其基本思想就是：最优或有效解客观上可以定义，它只是个计算问题。但显然，这种分析把人类行为的解释约束在最狭窄的精神方面：一者，它忽视了传统主义的广阔领域；二者，它也忽视了道德方面的考虑。然而，尽管主流经济学的功能化分析常常显得肤浅而片面，甚至还得出了荒谬的结论。但是，由于这种形式主义的分析可以增强论述的严格性以及处理上的方便性，经济学家们往往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工具箱中的主要工具，尽管近来已经开始强调过程而反对终局性的哲学思考？

不过，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家普遍接受这种简单化的分析范式，但作为一个关注社会现实的学者，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理论的形式化并不意味着理论的精确化。例如，卢瑟福就指出，尽管形式主义分析“消除了自然语言的模糊性，但代价是失去了自然语言的丰富性和启发性”。回米塞斯也强调，“作为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计量经济学是数字的天真游戏，无助于说明任何经济的现实问题。”⑩事实上，一些学者已经对日前流行的数学化发展路径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例如，西蒙就说，目前的“实证”性理论体系，其数学上的优美和典雅可以和物理学的最好理论相媲美，典型例子如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及其现代版本，表现在舒尔茨、萨缪尔森、希克斯、阿罗、赫维茨、德布鲁、马林沃德等的理论中；但是，这一研究工作中一些更为精练的部分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相关性可能也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究其原因，这些人与其说关注经济学的致用性，不如说是在象牙塔里构建精巧游戏。西蒙写道：“也许这些智慧高峰中的一些已经得到攀登的原因仅仅就是它们在那——是因为攀登它们的纯粹挑战和乐趣。（尽管）这正是任何人类科学或艺术的努力中理所应当的。然而，不考虑攀登者的动机，也不考虑现实世界的现实，毫无疑问实证政治经济学的定形受到为基本公共问题提出建议的经济政策需求的强烈影响。” 正因如此，迪·阿莱斯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谈论的是不相干的问题，是为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

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因过分注重功能分析而引发的形式主义倾向，使得强调人类互动理性的主流博弈理论的分析思维也变得僵化，逐渐蜕变为了一种具有形式分析能力的数学工具，主流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它的形式主义运用来重写经济学。事实上，博弈论本质上不仅是一种数学工具，更是一种分析思维：它要求考虑其他人的行为互动；显然，这就必须引入心理的分析，而心理的产生则来自于社会环境。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作为思想的博弈论要立基于人类的交往理性之上，要分析人类理性的内涵，而这必然会对主流经济学中基于工具理性的逻辑分析形成根本性挑战，并引导着人们彻底重新认识经济世界和人们的经济行为。但不幸的是，主流博弈论不但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硬核——“经济人假设”，而且在分析上也继承了自然主义的范式；结果，它不但失去了其应有的生气，而且使得经济学研究达到了形式化的顶峰。布劳格写道：“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的错误是大多数博弈论，也就是‘形式主义’的错误。注意，‘形式主义’或‘形式化’、‘数学化’并不是一回事，因为精确地甚至公理化地表达一个理论而同时又不必退化为‘形式主义’是可能的。‘形式主义’仅仅意味着对模型的形式结构给予最高的优先权而不考虑它的内容。它将严密性和精确性置于优先于相关性的地位，将分析的简练性和逻辑连贯性置于优先于实际的含义的地位。它制造了一个理论偶像并且嘲弄了对真实世界的庸俗的呼吁……这种作法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提供一个富于美感的优美定理，是为了完成我们已经构造好的学术性的联系，因为凭借现有的分析方法它们已经可以解决了，而不是向我们提供具体的对可观察行为的洞察力。”@

        

一般来说，性质不同的学科针对其研究对象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往往是相差很大的：涉及简单、少数变量的自然现象的研究可以通过剖析数字之间的关系而进行功能性分析，而具有复杂多变影响因素的社会现象则往往倾向于采用剖析作用机理的因果性分析。事实上，古典时期的萨伊就将科学分为两类：一是叙

 

述科学，告诉我们物体的特征和性质，如植物学和博物学等；二是实验科学，阐明事件如何发生以及说明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萨伊认为，政治经济学说明有关财富的事件是怎样发生，因而它成为实验科学的一个部分。正因如此，政治经济学要根据统计提供的事实，进一步指出这些事实的来源和后果，阐明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而且，萨伊还认为，仅仅了解事实，不了解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是没有多大用途的。事实上，没有一个荒谬理论或狂妄言论未曾援引事实来作说明，使政府当局往往受到迷惑的也正是事实。正因如此，早期的制度主义者米契尔认为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常常是未经检验的，即使检验也是表面的。他说：“如果我不总是回到观察中去，我就永远不会想到许多商业技能的丰富作用。即使我推导出商人将要做什么，可如果我不能对它加以验证，我还是宁信其无不信其有。”@

精通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的帕雷托就对基于理性的逻辑行为和基于非理性的非逻辑行为进行区分，并解释了经济学之所以选择逻辑行为分析路径的原因：对“非逻辑”行为进行科学分析要比对“逻辑”行为进行科学分析困难得多。例如，格拉诺福特也因在本科时阅读亨德特和匡特的《微观经济学》感到很枯燥以及阅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觉得没有任何意义，从而离开了数理经济学而转向社会经济学的研究。甚至贝克尔也说，他在大学的时候就觉得经济学太拘泥于形式了，并不能真正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因而打算转向社会学；只是后来因阅读帕森斯的著作时又觉得太难了，因而对社会学失去了兴趣，并重新回到经济学。因此，帕雷托的这一说法也得到许多社会学家的共鸣。霍斯曼就说：“要素经济学非常侥幸地能够视制度为理所当然之物，就把更为艰难的解释任务留给了其他社会科学。之所以更为艰难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制度的进步快于他们对制度所作的研究的进步。” 其实，经济学出身的凡勃伦也指出，理性的“享乐计算”假定与既定制度环境假定相结合所产生的经济理论，除了详尽、严格地演绎“人对其身处（给定）环境的要求所作的理性反应”之外，什么内容也没有。因此，他主张从发生学的角度把制度演化当作“累积因果”的过程来分析，它的基础不是理性主义的计算，而是对物质环境和约束的逐渐适应。

关于基于定量的功能分析的意义，哈耶克也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哈耶克指出，“在假定为可计算的各种事物或统计数字中间寻找因果关系……我承认，这些因果关系有时也许可以指出某些模糊的或然性，但是它们肯定不能解释引起这种或然性的过程”；“然而，由于这种人为宏观经济学既可行又有用的谬见（它大量采用数学，因而肯定会打动那些对数学一窍不通的政客，它也确实是和出现在专业经济学家中间的魔术表演最为相似的东西，这也鼓励了那种谬见），因此许多支配着当前的政府和政治的意见，仍旧是以对价值和价格之类的经济现象的幼稚解释为基础，这种解释徒劳地想把他们当作与人的知识和目标无关的‘客观’现象”。结果，正是由于“在市场过程的数学分析中沾染的一些习惯，甚至经常让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迷失方向。”⑩事实上，定量分析往往适用于关联因素比较少的场合，而无法适用于对复杂的社会协作系统的分析，因为在这种协作系统中，往往存在蝴蝶效应，任何一个小的因素都可能引起系统内的连锁反应，而定量分析根本无法考虑所有因素，甚至也无法找出主要因素。正如哈耶克所说：“那种探索定量关系的路径，在解释两个变量或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方面确实是十分有效的。但是，我们现在却没有理由相信那种探求定量关系的路径也能够对我们解释自我维续的结构大有助益。”譬如，定量分析就很难解释分工的扩展以及分工效率的根源，而这必须深入挖掘分工内在的协调机制的演化以及影响协调机制演化的因素。所以，哈耶克强调：“大多数经济学家在今天仍然热衷于使用的那些统计测量数字，或许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是颇具意义的。但是，对于从理论上解释那些自我维续的模式来说，这种量的资料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正如我们所知，当人体生物学所侧重解释的恰恰是那些碰巧被拿到解剖室里的不同人的人体器官的不同尺寸和现状的时候，上述那种量的数据对于这种人体生物学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显见不争的是，这些数值与这种系统所具有的功能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关系。”

五、简短结语

自从斯密基于“看不见的手”原理集中研究人的最大化行为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就进一步在维护既定市场制度和进行均衡分析的前提下发展和壮大了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这种功能主义的分析思路在供求的框架下分析社会制度的成因，并且把这种制度视为合理的。同时，它又根据成本一收益来分析每一个供求行为，把人类所有的行为动机都归结为利益一项，而忽视了人类进化中复杂多样的其他因素，从而逐渐走上了形式主义的分析道路。事实上，“市场机制及均衡的有关命题经过边际革命的冲击、瓦尔拉斯的修缮、希克斯的‘重新挖掘’到阿罗一德布鲁德一般均衡体系的创立，已经形成了一脉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这样，主流经济学基于功能主义哲学观开始集中分析各经济事物的数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强调积极数量关系的时候，往往抛弃了因果来解释经济现象，进而发展到完全用经济现象的函数关系来代替因果关系，如需求量和价格与收入的函数关系d=f(p，y)。因此，尽管功能主义分析提供了一些社会现象之间的数字联系，但提供的往往是一幅高度静止的画面，无法揭示其内在的原因或机理，而是限于形式主义的逻辑上。究其原因，主流经济学在理性经济人、完全信息、完全理性、单一因果链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水晶球”般的理论结构，它好看但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也经不起外来的重力冲击。例如，按照经济学的功能主义解释，印度教之所以禁吃牛肉是因为牛是一种资源而应当受到保护。但是，这显然无法解释印度的一些非印度教徒面对相同的生态和经济条件却对牛肉吃得津津有味， 同时，也无法说明在牛口数占人口一半的现在印度人为什么还是照样崇拜牛。再如，根据简单的功能主义解释，男人应该把胡须剃掉，因为吃饭不必用胡须。但是，黄有光却指出，他留胡须未必是用来吃饭的，可能是要增加他的男性魅力。所以，哈耶克认为，经济学中的形式性的均衡分析实质上就是由同义反复的说法构成的，并且质疑道：“形式性的经济学分析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传达了有关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知识”？@正因为现代经济学过于注重功能分析的倾向以及功能分析中的形式化取向存在明显的解释和应用缺陷，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而缓解这种弊端乃至最终克服它的基本途径就是，重新从古典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因果分析中汲取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