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可以作为检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社会实验？因为“华盛顿共识”的所有主张，都可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中找到理论依据。这些五花八门的经济学理论，原来只是理论研究中的玩具模型，试图简化对真实经济的描写，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很少放在政府政策和经济运作中实际检验。东欧国家转型经济的困难，拉美与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都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情不自禁地转向西方国家寻求援助，其结果却是全面的经济下降和政策失败。

    一、什么是“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中心思想，是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些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又被讽刺为原教旨市场主义。

    今天，我们把“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的推行看作一次罕有的社会自然实验，来检验现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也是我们目前标准教科书上的经济学理论，看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指导现代化的实践。

    “华盛顿共识”是世界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约翰•威廉逊在1990年提出的，它概括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指导拉美、东欧、东南亚等国处理金融危机及经济改革时，向各国政府推荐甚至强迫推行的一整套经济政策，包括汇率、价格、外贸、利率等一系列价格的全面自由化，解除工资、金融、外资、产业等一系列的政府管制，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国有企业和集体土地的私有化，减税以刺激私人投资，强化财政的预算硬约束，停止给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削减公共开支和财政赤字，改变财政支出的优先顺序，从扩大就业改为公共服务，例如教育、医疗、交通等基本设施等。其中心思想，是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

    “华盛顿共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形成，标志着西方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形成的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整套宏观经济学政策的逆转。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动摇了民众对市场经济的效率与稳定的信心。因为市场不能创造充分就业，迫使政府大规模介入市场经济的运作，包括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周期性地干预经济，用兴办公共工程和国有企业的办法创造就业，在经济萧条期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宏观需求，以避免投资过热或减轻经济波动，用累进所得税政策减少贫富差距，发展中国家更用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成长等等。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柏林墙的倒塌、前苏联的瓦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推行的私有化浪潮，加上90年代日本经济的停滞，导致经济学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再起，不仅全面否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也进而否定西方国家的大政府和高福利政策，否定日本、韩国用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在70年代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奇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和凯恩斯经济学限制了市场经济的作用，主张回到哈耶克主张的自由放任主义，实行货币主义学派弗里德曼所主张的市场化政策，否认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有效性，甚至否认非自愿失业现象的存在，把公认的市场失败，例如失业、犯罪、家庭瓦解、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经济现象，也看作大众理性选择的结果。这些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又被讽刺为原教旨市场主义。

    为什么“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可以作为检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社会实验？因为“华盛顿共识”的所有主张，都可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中找到理论依据。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出发，断言个人的自利行为会自动达到市场的稳定和优化。完全市场理论否认经济波动和失业存货等市场非均衡存在的可能性。有效市场理论假设价格信号反映市场所有信息，否认价格偏离基本面和金融欺诈的可能性。一般均衡理论否认存在过度投资、持续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与微观基础理论甚至认为，工人失业也是自愿选择，大萧条的持续是因为政府对最低工资的管制使工资失去升降灵活性，企业不能恢复活力是因为工人工资降得还不够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学派认为制度安排不需政府介入，也不受历史条件制约，只要两个人自由讨价还价，市场最后会自动收敛到最佳的制度安排。转型经济学认为政府只要实行企业的预算硬约束，停止给经营不良的国企贷款，就会自动创造高效率的企业运作。这些五花八门的经济学理论，原来只是理论研究中的玩具模型，试图简化对真实经济的描写，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很少放在政府政策和经济运作中实际检验。东欧国家转型经济的困难，拉美与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都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情不自禁地转向西方国家寻求援助，顿时使哈佛、芝加哥等主流派经济学家的身价大增，纷纷飞到这些国家出谋划策，在世界媒体和政治舞台上风光了十余年，其结果却是全面的经济下降和政策失败。

    二、“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和失败

    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几乎都处于经济危机困境之中。与此同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既兼顾了社会的稳定性，又加快了学习创新的速度，成为新起的中国改革模式与“北京共识”的基础。

    “华盛顿共识”推行的过程大同小异，大致包括如下过程。各国经济改革的起点都是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形式的财政金融危机，例如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货币软弱（包括黑市汇率的贬值）等。自由派的主张不是经济增长优先，而是稳定市场优先。稳定的办法不是加强而是废除政府管制。他们认为，开放汇率和价格管制后，市价升高会刺激厂商增加生产，从而使物价回落。但是拉美和东欧国家放开汇率和价格的结果，都立即导致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引发恶性通胀，进一步造成银行危机、企业破产、失业大增、资金外逃。政府为稳定货币，不得不提高利率，进一步加深经济萧条，政府用于失业救济的开支急剧增加，导致巨额赤字。政府在宏观经济恶化造成的财政危机情形下，不得不拍卖国有资产，加速私有化。结果不但没有创造就业，反而导致失业工人急剧增加，高级人才大量外流。

    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几乎都处于经济危机困境之中。由于休克疗法，民族工业没有喘息和学习的机会，贸易自由化是单方面向西方开放，西方自身的贸易壁垒并未取消。所以东欧国家的工业品一方面由于外汇短缺丧失社会主义国家间贸易的传统市场，又无法进入西方市场，造成国企大面积倒闭。私有化的国有大企业不是被跨国公司廉价收购，就是集中到少数寡头手中。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拉美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降了一半。更为严重的是，实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前苏联国家的平均寿命下降，结婚率减少。东欧大批知识妇女流落西方当妓女，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一向采取性宽容政策的西欧国家不得不立法限制妓女。东欧经济的萧条和政治主导下的欧盟东扩，也大大加重了西欧国家的经济负担。

    与此同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平均每十年增长2.5倍。应当指出，1988年弗里德曼到中国访问时，也向中国领导人鼓吹过他们的价格自由化方案，理由是斩蛇尾巴多次不如一次。结果中国政府价格闯关的意图刚刚透露未及实施，民间就开始人心浮动，民间抢购与囤积物资，迫使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价格闯关的小休克疗法，转而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渐进改革。中国价格改革的经验表明，农产品和小商品的价格放松管制后，价格确实短时升高，很快稳定，农产品和小商品迅速繁荣；但工业品的价格放松管制后，价格趋于稳定的周期比农产品长得多，原因是工业生产的劳动分工和协作关系远比小农经济复杂。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既兼顾了社会的稳定性，又加快了学习创新的速度，成为新起的中国改革模式与“北京共识”的基础。

    三、“华盛顿共识”失败的原因与均衡经济学的误导

  “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加剧了以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动摇。

   “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加剧了以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动摇。均衡理论假设市场经济是封闭系统，全部商品的种类都是固定的，没有产品的生灭周期，没有技术创新的空间，没有劳动分工下的经济协作和网络结构，没有复杂信息，没有规模和范围经济，没有历史和演化过程，价格信号是唯一的信息指标。按照有效市场理论，任何偏离均衡的冲击都会迅速衰减。实际的市场经济存在广泛的供应链，一个环节的零部件供应中断或价格波动会影响到其他生产和销售部门的价格波动。价格波动是减缓、放大还是持续，取决于具体的经济结构和宏观环境。经济全面放开价格的结果是，不同生产周期的产品交织在一起，造成零部件的价格轮番上涨，使生产商和消费者无所适从。“看不见的手”不仅没有导致经济稳定，反而导致价格螺旋式上涨。俄国卢布短期内贬值上千倍，完全打乱了已有的国际劳动分工，瓦解了战后东欧几十年间造成的协作生产体系。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与理性预期理论，在实践中危害更大。理性预期理论断言，公众可以精确预测宏观经济未来走向，政府宏观调控不起丝毫作用。实践经验恰恰相反，在转型经济中产生的经济波动却往往导致公众恐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政府如不及时干预，会导致持续经济萧条和恶性通胀。

    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线形供求理论否认多均衡与经济周期的存在，认为价格上涨会自动导致消费需求下降，产品供应增加，从而自动达到市场均衡。而在经济萧条时期，一旦企业倒闭导致大量失业，居民真实收入下降到家庭生存线以下，劳工工资越低越要加班以维持生存，造成劳力供大于求，失业现象加剧，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产权理论无视国有经济和非盈利部门在维持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忽视财富分配不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全面私有化加大了社会转型期的动荡。

    预算硬约束的保守财政方针，更违反凯恩斯经济学在大萧条中获得的历史经验，在国家面临严重失业的萧条时期，还要削减政府开支，导致私有和国有部门同时大量裁员，使危机雪上加霜，根本动摇民众对市场经济和政府治国能力的信心。

    四、经济学变革潮流和复杂经济学的兴起

    市场竞争是良性还是恶性循环，取决于市场、政府、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取决于是“纪律的手”还是“掠夺的手”。人类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

    在“华盛顿共识”失败前，经济学内部已从各方面对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基础的均衡理论提出一系列批评。

    心理学首先质疑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行为心理学家发现人们决策的偏见和局限，指出市场决策需要有从试验和错误中学习的过程。信息经济学否认市场竞争在信息不对称下的有效性，指出政府规制和监管的重要性。实验经济学发现市场行为取决于游戏规则，不会无条件地收敛到最佳状态，法律和规则设计应当有谨慎的实验过程。行为金融学发现金融市场波动受大众心理影响，经济决策不是个人独立的理性行为。博弈论研究了多均衡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在竞争过程中促进合作行为。非线性经济学发现规模效应导致路径依赖，先占市场而统治市场的技术标准不一定是最优的，垄断企业的称霸可能是逆向选择而非选优汰劣的结果，所以需要反垄断法打破恶性竞争。经济混沌和经济复杂的研究表明，经济更类似生命系统而非力学系统。持续的经济波动和新陈代谢是熊比特“创造性毁灭”机制的核心。企业家行为和创新经济学的研究发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其动力不是来自保护产权，而是来自保护创新，亦即提高破产程序的效率，限制私有产权对新技术引入的障碍。

    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复杂科学，为把物理、化学、生物学、心理学整合到经济与社会科学的统一理论奠定了基础。我们在发展复杂经济学中作了一系列努力，主要发现是：经济混沌和经济复杂现象的研究，证明了产业结构和金融中介是产生经济波动的根源。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假冒伪劣表明“看不见的手”只存在于工业革命前小规模的市场经济。现代的混合经济包括民营经济、国有经济和非政府非赢利的社会经济，才能实现效率、稳定和公平的持续发展。市场竞争是良性还是恶性循环，取决于市场、政府、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取决于是“纪律的手”还是“掠夺的手”。人类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

    演化生物学与演化心理学的研究，否定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认为人是贪得无厌的个体动物，证明任何生物的具体需求都是有上下界的。人本质上是社会动物，个人利益只有在符合群体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充分发展。这就为理解劳动分工中的合作与利他行为奠定了基础。

    我们发现，理论生物学的竞争理论可以用于描写经济增长与产业兴衰的动态过程，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在劳动分工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市场份额竞争而非价格竞争是市场竞争的核心。政府在制定竞争规划、技术标准上有重大作用。劳动分工的网络化市场的无序竞争或完全竞争只能导致经济的停滞或均衡陷阱。有限生态资源下的适度竞争是产业政策的核心。

    技术更新的运动形式是小波（即产品周期），不是周期运动或布朗运动。任何新技术在研发初期风险极大，主要靠政府或非赢利部门的支持进行基础研究。只有技术进入可应用阶段，专利垄断的适当保护才会促进科学研究向市场应用转化。但到技术成熟出现垄断的后期，则应限制专利权的时效，打破垄断者对新技术进入的障碍。不加分析地鼓吹保护产权，甚至将医疗教育与基础科研全盘私有化，将严重损害社会公平与国际竞争力。现代化的动力是保护创新，保护竞争，而非不加区分地保护产权。

    任何生命系统的开放都是适度的。要维持非均衡的耗散结构存在，企业、国家和细胞的合理边界都是选优汰劣的半透膜，既能吐故纳新，又能阻挡敌对势力入侵。这就否定了无条件自由化理论，为维护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适当平衡，创造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的条件树立了理论依据。

  中国人民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创造了新的发展模式，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效法的对象。但是中国不少经济学家的眼光，还停留在推广西方经济学、而非创新中国经济学的阶段。我们寄希望于下一代的经济学人，在新的经济学革命中，整合中国经验和世界智慧，进入世界经济学之林，为人类社会做出中国经济学家应有的贡献。

     “华盛顿共识”是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逆转，结果遭致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