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内动态清样》在编者注中说明，“纽约《中报》的社论是根据英文《北京周报》的介绍写的”。针对这一歪曲说明，《北京周报》曾两次致函新华社，3月13日又给主管单位中宣部外宣局打报告，要求新华社就此做出说明。3月14日，主管《新华文摘》的人民出版社也打报告给中宣部，一方面说明《中报》的歪曲，另一方面批评新华社的失实。3月21日，《国内动态清样》第624期以“日本报纸报道《北京周报》的文章有歪曲，纽约《中报》对马丁的批评不科学”为题发表消息，对该刊第380期的报道予以纠正。
　　事情的真正转机是赵紫阳3月3日在胡乔木上转秦柳方“经济理论的一些情况”的信上的批示。这一点下一节再详细讨论。
　　3月22日，中宣部根据薄一波的批示，专门就马丁文章事件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朱厚泽委托王惠德主持，参加的人有于光远、董辅、王若水、苏星、冯兰瑞、廖盖隆、曾彦修，还有相关媒体的负责人喻权域[4]、张惠卿[5]、汪永芬[6]、李禹兴[7]等，共30多人。
　　于光远首先发言，认为马丁的文章高度概括了我国经济学研究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变化，是一篇好文章。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马丁文章的基本观点是站得住脚的，并对歪曲报道、以讹传讹提出了批评。冯兰瑞说，近年来理论界气氛比较紧张，这与个别同志谎报军情，干扰领导同志决策关系很大。王若水说，向中央反映情况是需要的，但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每一个环节失真一点，最后就面目全非了。另外还应该提倡信息公开，至少要使作者本人知道。董辅礽建议中宣部，对个别向中央谎报理论界军情、又不愿将自己的不同意见写成文章来公开讨论的同志进行批评帮助。
　　面对批评，喻权域介绍了《国内动态清样》编发《中报》社论的经过，就未认真核对做了自我批评，同时发表了自己对马丁文章的看法。在肯定马丁文章“有不少好的观点，无原则问题，可以发表”的同时，认为该文“存在这样一些缺点和错误：1、从什么转向什么的小标题有片面性；2、对《资本论》所建立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在今天的指导意义估计不足；3、‘从本本中走出来’的说法不适合，在理论研究中，克服教条主义是必要的，忽视书本则不对，因此不能说从本本中走出来；4、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评价过高”。这些意见不过是吹毛求疵，为自己辩解而已。
　　王惠德在总结发言中代表中宣部宣布两条决定：一，鉴于《国内动态清样》前次对马文的报道失真，应根据这次座谈会精神重新发一次《动态》；二，由中宣部将这次会议讨论情况写一简报，上报中央。
　　会后，中宣部理论局整理的座谈会《纪要》写道：“这次会议着重弄清事实，谈了马丁文章、《中报》评论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的来龙去脉”；《中报》“这篇社论实际上不是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立场，而是要吹嘘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它批评我们‘食洋不化’，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系统独立的经济学，必须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东西搬来，消化后才能建立这样一个经济学。对于纽约《中报》这篇社论，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加上了《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的标题，是不妥当的”。《纪要》还指出：“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情况必须采取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否则会造成不良影响。”
　　至此，马丁文章事件便告一个段落。
　　3-5 一点评论
　　人常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还说，“树欲静而风不止”。作者宋龙祥（笔名马丁）本人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所写的文章也是一篇很平常的文章，只是概括了经济理论研究中实际发生的一些变化，并没有什么创新的见解。《工人日报》也不是主要的理论报刊，发表这样的文章也很正常。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思想控制，外国人对国内的情况无法了解和充满好奇，断章取义和望文生义，进行一些猜测也是常事。然而，国内的一些人阶级斗争的弦崩得很紧，见风就是雨，唯恐天下不乱，而且常常是出口转内销，拿外国人的话说事，只要它符合自己的需要，哪管它符合不符合基本事实。但是，这一次却选错了对象，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暴露了自己。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不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过，这不要紧，现行体制是需要这样的人的，不仅不会因此挨批、丢掉饭碗，反而会因此加官晋爵，步步高升，事实也是如此。这样的事也不会绝迹，它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演绎出来。这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好恶，而是这种体制之树结出的果子。
　　4.秦柳方给胡乔木的小报告及其掀起的波澜
　　我们之所以详细叙述马丁文章事件，不仅是因为它是经济理论界一个重大事件，而且是因为它与我们下面将要讲的故事密切相关。这就是秦柳方寄给胡乔木的小报告。
　　4-1 秦柳方其人
　　秦柳方（1906～2007年），江苏无锡人。1927年入党，后来脱党，1929年参加由陈翰笙和王寅生主持的无锡农村调查团，1933年参与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任理事，出版《中国农村》杂志。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担任《文汇报》社论委员兼经济版主编，《经济周报》编委，属于所谓进步文化人士。上海解放后，重新入党，历任上海军管会中纺公司代表处顾问，华东区花纱布公司经理，华东贸易部计划处、物价处处长，中央商业部工业商品局副局长，中财委六办商业组副组长，国务院八办商业组组长等职。1957年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领导小组成员，《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79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任科研处处长、《世界经济调研》常务副主编兼《世界经济导报》副主编。
　　在经济理论上，秦柳方没有什么建树，是中国农村经济学会的末流人物，在抗战时期写过一些短文和评论，解放后基本上没有写过什么理论文章。秦柳方以打小报告和整人见长。在国务院八办时，秦柳方曾经揭发批判过许涤新。1957年，秦柳方又给他的前任李维汉的秘书郑新如贴大字报，调门很高，把郑新如当成敌人，因而成了反右派运动中的左派。1950年代末，经济理论界讨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云南一化名lx的人给《经济研究》写稿，主张商品经济，秦柳方给云南省委宣传部写信，此人受到批判。浙江省委党校有人给《经济研究》投稿主张商品经济，秦也给浙江省委宣传部写信，此人也被整。孙冶方当了经济所所长以后，秦柳方经常把孙冶方的言论报告给中宣部，中宣部也越来越不信任孙冶方。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反对翻案风、单干风、悲观风，经济所过去受过批判的人提出申诉，秦柳方说所内有“三风”，翻案风特别严重，孙冶方、冯秉珊、项启源、何建章等不同意秦的意见，秦就向中宣部打小报告。张闻天关于集市贸易的意见及其在经济所的讨论，也是秦柳方打小报告给中宣部告发的。这样一来，在1964年经济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组搞出了个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秦柳方成为唯一的大左派。有鉴于此，陆定一曾经提议让秦柳方当经济所所长，只是于光远和林涧清说“秦柳方的市侩作风太严重”才作罢。秦柳方在经济所的名声不好，孙冶方平反回到经济所以后，秦柳方自觉脸上无光，在经济所待不下去了，才找到钱俊瑞，调到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钱俊瑞之所以收留秦柳方，是因为秦曾经是钱的救命恩人[8]。这样看来，秦柳方这一次给胡乔木打小报告揭发经济理论界的所谓自由化，也就不奇怪了。因此，在秦柳方去世以后，有人给他的评价是“思想警察”，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不过，秦柳方的行为既与个人品德有关，也是集权体制的产物。如何防止那些政治品质低劣和学术品质低劣的人再次得势，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