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李达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中共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领导人。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介入中国经济研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传播和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与纯粹的经济学家不同，李达的经济学研究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并与其哲学研究密不可分，同时李达的经济学研究对李达本人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重要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李达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　政治经济学
　　李达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领导人。李达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很广，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经济学研究是李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李达就被称为是一位经济学家，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与纯粹的经济学家不同，李达的经济学研究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并与其哲学研究密不可分，同时李达的经济学研究对李达本人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位哲学家，李达善于运用哲学方法论研究经济问题，也善于通过经济分析提升哲学观点；作为一位有坚定政治信仰的理论家，他介入经济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也十分鲜明。李达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哲学研究可以追溯到“五四”之后和建党时期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但正式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和研究成果的是从大革命失败后反思革命性质和革命道路开始的，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则是李达经济哲学研究十分活跃的时期，对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具有整体性的影响。
　　一、李达经济学研究的开端
　　关注中国经济、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是李达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重要方面。李达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就开始关注中国的现实的经济问题，注意通过经济问题的分析寻求革命的合理性。1920年夏，李达从日本返回上海，参与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工作，成为党内专职的理论家。11月7日，党的上海发起组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李达任主编，负责撰写社评《短言》。他在《共产党》月刊第五号社评中写道：“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使命，二是政治使命。”李达认为解决政治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经济问题，因为政治革命由经济原因所造成。同时期的《社会革命底商榷》(1920年12月7日《共产党》第2号)初步运用了唯物史观的实践观点和经济决定论的思想，进一步对中国经济现象和阶级构成作了较为合理的阐述。李达首先分析了社会革命产生的社会原因，指出革命的根源是经济原因导致。他说，“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简单说，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如法兰西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爆发就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压迫使然。其次从中国社会阶层人手论证中国阶级构成既有现代产业革命后的普遍特点又有自己的独特性，“中国现在已是产业革命的时期了。中国的工业虽不如欧美日本那样发达，却是在这产业革命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还要大。中国劳动资本两阶级的对峙，在表面上似乎与欧美日本不同，在实际上却无有不同。”“中国的资本阶级，是国际的中国是劳力过剩，并不是没有劳动阶级。在这一方面说起来，是国际资本主义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总的来看，中国也有进行革命的社会土壤，中国人的革命要求更加迫切，这归根结底是由中国人所遭受的经济压迫决定。
　　李达从一开始就注意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如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论著，撰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还原》等文章，分别介绍了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具备较扎实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李达初步运用唯物史观思想和实践观点，将社会经济现象与社会革命、社会发展趋向相联系来考虑，以经济角度介入社会批判，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发展道路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但因受理论武器和实践程度的制约，李达对劳工阶级的生存状况、阶级地位和阶级关系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建立等问题的分析还有失偏颇。如李达的《劳工神圣颂》(1920年12月《新青年》第8卷第4号)简单地把劳动者比作神，而且是“正在睡觉”中的神，并认为不合理的现状是由劳动者的“宽容”造成的。文章对于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也描述得非常简单，“劳动者是创造利息的人，他创造了，他被人买了资本家把劳动者当做是生乳的牛，天天榨取他的牛乳。”在这里用文学语言形象地描述了劳动者的境况和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看起来还缺乏一种哲学理性和客观论断。总之，这一时期的李达经济学理论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简单和感性的，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途径和解决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处于经济批判的原则认识上，而缺乏对经济状态的深层次结构分析和逻辑推理，还不能完全准确地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来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劳动者阶层的地位、作用和历史命运。

　　二、李达经济学研究的高潮
　　20年代末，李达转向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学术路径，并且把经济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重点。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国农村性质的大论战和作为其延伸的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直接促成了我国经济学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以李达等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首先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剖析当时社会经济性质及其演变，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普适性和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相结合的可能。
　　30年代—40年代，李达取得了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获得了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双丰收，成为当时著名的经济学教授。这一时期的主要经济学代表作有《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经济学大纲》和《货币学概论》等著作和《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论文。
　　1929年1月到9月，李达先后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和《民族问题》三本颇有影响的专著，这是他在中国革命低潮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的理论探索。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29年1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产业革命的趋向，阐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中国产业革命的关系和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与前途等问题。这本书体现了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研究中国经济理论的新特点，被学界认为是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地阐述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第一部著作，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很快被译成日文和朝鲜文，在国外出版。李达从实践观点出发明确地提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改造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经济状况里去探求。他在“编辑例言”中写到：“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凡是留心于国家改造的人们，必先依照产业革命的经过，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指出了研究中国产业革命和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意义。李达运用大量统计资料，分析了中国经济的状况，从中揭示了中国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特殊性，以及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经济的演变趋势。李达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辩证关系分析中国同欧美国家产业革命引起的各自原因。欧洲的革命源于内因，“是因自力的充实由国内逐渐展开以及于世界”，中国的革命源于外因，“是因外力的压迫由世界而渗入于国内的”，中国的发展“也只是国际帝国主义发展的助因”。这与现在学界讨论的先发型现代化国家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是一致的。李达进一步指出，原因的不同也导致两者在内容上的差异，“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一面是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同时又受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所笼罩支配，绝没有在它们的掌握中翻过筋斗的可能。”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幼稚的工业资本只能“分润一小部分的唾液而已”。因此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封建制度相比较，前者更是阻碍中国新式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原因。
　　这部书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李达在大革命失败后，在反思以往的革命方式和理论研究中，开拓了一条新的但符合实际的探讨社会问题之路。他将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指导问题的研究，用经济材料分析现实问题，用经济方法探索哲学问题，实现了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研究范式转换，也是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范式转换。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和其后发表的《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1935年5月)、《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1935年9月)三本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的科学著作，都以客观事实说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理论联系实际对待科学研究，对中国社会经济作出科学的分析和研究的开拓性贡献。

　　《经济学大纲》(1936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刊印)是李达经济学的代表论著。书中准确而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从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来看，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李达首先明确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经济构造为对象的经济学，不但研究生产关系，并且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它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暴露特定经济构造由于这个矛盾而发生发展，以及由一种形态转变到别种高级形态的法则。”其次提出了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在于暴露各种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变的特殊规则。再次区分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广义经济学和狭义经济学两种，前者研究历史上各种经济构造的发生、发展与没落及其互相转变的法则，后者只研究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发展及没落的法则，是广义经济学的构成部分。此书的特点在于，李达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对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以及各形态的历史演化进行了严谨和系统的分析，肯定了马克思关于用经济学处理历史材料是历史科学的主张。此书的特点还在于，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认为“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综与去迹。”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李达失去了安定生活和研究资源，未能完成中国经济的系统研究，留下了很大的学术遗憾。但李达在其他章节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论述有许多闪光之处。如他用过渡状态来定义中国“现代”经济，指中国经济停滞在由封建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状态，但打上了帝国主义的烙印，具体表现在中国经济存在着三个相互交错的过程，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民族资本萎缩的过程、封建农业崩溃的过程。李达在《社会学大纲》(1935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刊印，1937年5月上海笔耕堂书店修订出版)也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期经济”的概念。这些经济形态的划分体现了李达对中国经济现实性和特殊性的准确把握。
　　三、对李达经济学研究的总结
　　李达转向经济学研究有着理论和实践的多方面原因。从实践方面来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有了集中的反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更为生动的材料。从理论方面看，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有了新的发现。20世纪20年代~3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相继得以发表，1924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也第一次以俄文的形式由前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发表。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于1932年第一次全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一部分第三卷上。这一系列论著的公开出版，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显现的思想更加完整、丰富和明确，也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方法论。李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第一个注意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价值，他认为，“马克思的彻底的哲学唯物论，在《经济学的——哲学的草稿》中，已经完成了它的基础”。达吸收了这些新发现的理论成果，并运用到自己的哲学和经济学研究中。
　　李达之异于同时代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重视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李达认为经济学研究是了解中国社会的必备手段，同时创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哲学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经济哲学是李达哲学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使其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重要成因，仅从这一点来看，李达很好地继承了马克思重视现实的经济现象的理论特质。按传统的教科书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种划分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表达，相反马克思哲学的许多思想正是在经济学分析中形成完善的。因此，与同时期的其他哲学家相比，马克思所推动的哲学革命在本质上是跟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分不开的。在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时，不能撇开经济哲学方法这一线索，否则容易导致错误的结论。马克思在经济哲学方面的思想发展，所反映的是他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论证上的思想发展过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发展过程同时就是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的历史过程。毫无疑问，李达作为从革命家到专职理论家的转变，也经历了类似的学理转变，即从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部分原理于中国革命实践和对社会问题作出论断，到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分析中国的经济事实，从而得出科学的论断，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李达的经济哲学研究的特点表现在，其一，保持一贯的经济学研究目的。李达认为经济学研究不能脱离国情研究。他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经济学大纲》等不少论著都谈到这个问题，“我们不是为了研究经济学才研究经济学，而是为了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研究经济学”。哳经济有助于了解国情、认识国情、分析国情、总结国情。正是因为重视经济学研究，李达能够更好地解析社会问题。李达通过大量经济事实的数据分析和理论推理，界定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为中国革命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其二，重视总结理论研究的规律。李达在大革命失败后对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进行了总结性反思。他从初期文本中发现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够准确、对社会主义的把握不够正确、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的认识不够完整，试图通过深人的经济学研究予以更正。通过经济学研究，李达开始对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自觉的认识。其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价值性为中国社会问题分析和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合理的思想武器。李达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两书中已经娴熟地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现实和经济事实，提出应该从经济基础出发研究中国社会形态，批驳从上层建筑人手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
　　总之，李达在30年代的经济学研究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在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力。1935年北平《世界日报》“教育界”专栏的《学人访问记》第一篇连载就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名教授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