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许多学者研究证明，清代前期的商品流通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在规模上都较以往各朝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为其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对较完善。可是，对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问题，则研究不够。徐建青的研究【1】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还有多方面设施建设没有涉及。一般来说，为商品流通服务的基础设施涵蓋面十分广泛，本文将探讨为商品流通服务的交通（路、河、桥、渡船①）、交易（集市、货栈、铺房、旅店）、保安（巡船、巡役、航行标志、救生桩、救生船）三方面设施建设的投入问题。
一
在交通设施建设中，全国主要路、河、桥，由政府投资建设。政府把修建路、河、桥，作为各级官员的职责，顺治元年、雍正三、七、八、十三年、乾隆十五、十六、二十六、二十九、四十一、四十五、五十五年、嘉庆四年，分别下达修理、维护的谕令。【2】( 卷932《工部·桥道》)道光八年重申：“各省要路桥梁，间有损坏者，地方官查勘应修之处，详报督抚奏明修理。”【3】（卷146，道光八年十一月乙巳，p．242）由于当时所建道路多为土路，修理起来较容易，各地官员大都能较好地完成。“惟良有司知道路、桥梁，皆王政之大，以时加意，无令病涉，庶有济焉。”【4】( 卷19，《津梁》) 康熙十四年，黄梅县受到洪水灾害，道路被损坏。知县李成林向黄州府申请修路，获得批准。府下拨银谷，李成林同县丞楼自新“分头督率，惨淡经营，仍捐赀，并设法募助，四阅月，工乃告成。”此役“共雇募人工四万有余，约工价一千二百两有零”。为使官道无坑陷之患，李成林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令民“运沙一斗，给粮一升”，不到一月，百里官道铺沙完毕。李成林得到政府奖励，纪功一次。【5】 河道的疏挖，在道光年间是十分繁重的工程，当时黄河经常泛滥，堵塞运河、淮河，严重影响了官方漕运，商品流通的运道，以及农业生产。“近年例拨岁修抢修银两外，复有另案工程名目。自道光元年以来，每年约共需银五、六百万余两。昨南河请拨修堤建坝等项工需一百二十九万两。又系另案外所添之另案。而前此高堰石工，以及黄河挑工耗费，又不下一千余万之多。”【3】(卷145，道光八年十月乙未，p．226～227)
各地区的道、河、桥则基本上是民间（包括官员以个人名义的捐助）捐资修建。民间修路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公买义路”；“捐地为往来通衢”；【6】( 卷之10，《人物》) 或捐廉、捐银修筑，并在道路旁边设有茶亭、路灯等设施。【7】（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十三日贵州巡抚黄国材奏，7辑，p．390）【8】（卷11，《风俗志》）以陕西省桥梁为例，雍正时期共修建30座，其中官建只有一座。知县等各类官员修建的有11座，这中间可能包括官员用公款建筑，即政府出资的情况。即使把11座桥梁都算作政府出资，在全部桥梁中也不占多数。而民间投资自建、修建的桥梁占绝大多数。【9】（卷16～17，《关梁一～关梁二》）“与明代相比，清代民间捐修的数量明显增多。”“民间捐资恐怕已成为地方交通事业的主要力量。”【1】在各地方志中，普遍反映出这种情况，有的占该地区总数的一半以上。②
政府规定在各地的河流沿岸设立渡船，“以渡南北往来文报、差使”，史书称为官渡。渡船、渡夫、修船经费由地方政府支付，如有损坏，也由地方政府修补。乾隆“六年，更造一次，由司库给领银一百六十余两。嘉庆十八年，改由阳曲等十县摊捐。”【10】（卷39，《工制·水利五·通省官渡处所》）民间捐建的渡船，在一些地方志中称为“义渡”。四川万县“湖滩上义渡，乾隆初年张灿若募设。”“黄连咀、陈家坝、担子坝三处义渡，嘉庆年间陈大方、大中、杨学儒等捐设，历数十年就废。道光年间陈光烈、光党等，倡募置业，三渡复兴。”【11】（卷12，《地理志·义局》）因此官渡、义渡均不收渡钱。江西“至渡钱一项，除向系官渡、义渡不取钱文者仍照旧外，其余民渡，凡内河小港准取钱一文。”【12】（卷1，《渡船条规》）乾隆八年湖南也规定：“官渡渡夫不许需索钱文、米谷，民渡小船亦不许多勒渡钱。”【13】（卷2，《兵律·关津》，《江河渡口无论官渡、民渡，不许冒险多载。凡遇空手过渡，每人止许取钱一文，挑负货物、行李，每人取钱二文，多索从重治罪，刊刻禁约，竖立渡口》）对民营渡船，政府限定渡价、载人量，进行管理。从目前笔者见到的史料看，广东的情况与大部分省不同。广东全省的渡船，都向乘客收钱，政府向渡户收取渡饷。乾隆时详定章程：“各府州县所属地方，设立渡船。……征收渡租谷，咨报充饷。如有应设之处，先由该管州县勘明该地方实在情形通详，候奉批准。示召年力壮健，熟识风色、水性之人，承充渡户。一面取具供结，并铺户、渡邻保结。由州县加结申府，转缴藩司详院，饬府给帖开摆。不准一人兼承数支，网收渔利，及霸埠批租，私顶私摆情弊。”【14】（卷3，《户例下·税饷·各省渡饷》）有时也让附近村民摊纳，如靛行渡，“昔被豪右占踞。雍正元年，奉抚宪禁革，勒石永为官渡。其渡饷，归附近乡村摊纳。”【4】（卷19，《津梁》）
在交易设施建设中，设置市场
进行交易，需要征收一定的商业税，因此城镇市场多为政府设置。集市也以政府设立为主，民间捐助设立为辅。各地乡村中的集市，有部分是前代遗留下来的，也有相当部分是清代建立的，大概是先有民间自然形成的交易市场，后由地方政府承认，并对其进行管理，征收商品交易税。也有由政府强制官员捐资建立的集市，这类集市应视为政府行为。但与修建路、桥等设施不同，如果集市只占地而没有店铺等设施，也就不需要投资了，“在北方，村镇的定期市都是在道路上，或者和道路相连的广场上举行，为此特别建筑房屋，似乎都是没有的。”【15】（第3卷，p．96）“北方市集各有定期，边境之人络绎趋赴，各赁坐地，陈货于左右，交易者权其值而与之。”【16】（卷之1，《地舆志·集市》）
民间自行设立，或者由某人捐资购地设立的集市，被一些地方志称为“义集”、“义市”，但这些义集、义市并非全都是民间的捐助行为，也有地方政府的官方行为。③ 民间设立集市，有一人、一姓独自设立的，广东四会县牛皮墟，乾隆四年由“邑人龙彬业创设”。【17】（编2下，《墟市》）道光年间揭阳永兴市，由“桐坑乡林姓辟建”。京溪园墟由“长滩乡陈姓辟建”。下乡市由“林姓乡人建”。【18】（《实业志》6）也有一族人同共设置的，据《邹氏族谱》记载：“乾隆戊戌岁之十一月十八日始议，一唱百和，众心一齐，而十九日即起一墟，赴集如云。”“胜公子孙曾侄孙礼崇公子孙御祖”，“为本乡之水口新起公平墟，老少欢悦，但各齐心踊跃，各出自己粮田以作墟场，其建造店宇并小庄，皆照八股均派。”嘉庆七年又规定，“各人自造之店屋，各人自己递纳地租交众，及小庄租钱交众。”【19】还有居民共建的，琼山县永都市，“乾隆初年由永都西堡十七村居民，购地创建。”会文新市，“道光七年坡口屯、徐家屯、圣鹿都公建”。【20】（卷5，《建置志六·市》）民间设置市场要经过县、府两级政府的批准，“场市例不许轻设，如果该处为乡民贸易之要地，自应该约地方人等公同报勘”。【21】（p．201）如果民间设市取利，则属违法，政府禁止这类行为。【22】（雍正七年十二月初八日刘师恕奏，15辑，p．258～259）
货栈、铺房，基本上没有政府无偿投资建设的，地方政府作为经营者，或建铺房出租；或出租土地供民间建铺房。“查得张家口堡旧有市圈房屋，商贾贸易其中，岁征课银向供抚赏，于是檄行道臣程绍孔备查。该堡原额官房一百九间半，除披塌外，现在房一百四间半，每间岁该课银陆两，共银六百二十七两，见今催征。”【23】（顺治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冯圣兆揭帖, a2，b1009）乾隆年间，巴县有租官地置铺房，缴纳地租状纸四张。某人租“官基空地，进深一丈，自置铺房，每年纳地租银陆两叁钱”余，按季缴纳。【24】（p．295～296）
民间出租铺面房屋，属于经营性，如乾隆二十八年，巴县城内临江出租铺面房四十一间，租银七百三十七两五钱；通远坊出租铺面房四十四间，租银一千零二十九两九钱；洪崖坊三十间，租银六百八十八两二钱；定远坊二十八间，租银七百九十二两四钱；临江厢二十二间，租银二百五十四两一钱；定远厢九间，租银三百零六两四钱。【24】（p．316～318）也有民间捐助的铺房。“齐齐哈尔官房二十间，墨尔根官房二十间，皆康熙雍正间兵力捐建，商贩僦居称便。”【25】（第1帙，上，西清《黑龙江外纪》）此外，还有亭、廊等作为交易用的建筑。广东顺德县悦来墟，“康熙四十七年，里人陈德送出己地建廊。”【26】（卷5，《建置略二·墟市》）乾隆初吴启贤在琼山县雷虎市，捐地“并建约亭。”【27】（卷5，《建置六·市》）嘉庆七年，南海县九江“填塘建亭，摆卖丝斤。”【28】（卷13，《建置略五·墟市》）。
旅店的开设，主要是民间的经营行为，捐助的情况很少见。政府对京师开设旅店的地点有严格限制，“奴才看得，九门之内地方，甚为綦重，且外紫禁地方，所关更加綦重，因天下各省之人来者甚多，于外紫禁城内外地方开下榻之店房者皆有。开店之人一心图利，不计善恶，只要见钱，即准留居，遂不辨不肖行恶之人，风气甚劣。奴才愚以为，凡人随意栖止，似属无益，且九门外关厢之地开店者甚多。内外相距又不远，若外紫禁城内外店房皆予查禁，闲荡之人、零星商贩皆令于城外店房下榻，则城内风气似可改观，且良恶之人亦不可妄加栖止。”【29】（康熙五十四年五月初六日赖温奏请查禁店房以端城内之风折，p．1008）
在保安设施建设中，地方政府设置巡船、巡役，保护往来行旅的安全。雍正十年，清政府命各省在“江河中流要处，一例设立巡船，官兵往来游巡。……遇有盗案，照海洋行船被劫例议处。”【2】（卷632，《兵部·绿营处分例》）乾隆时期规定，商人可以雇巡役，巡役由州县管束，并添给鸟枪。“巡役工食仍照例听该商给发”。【30】（《户例》乾隆17年）商人“雇募巡役，携带鸟枪”，随行保护。【31】（卷200，乾隆八年九月甲午，p．571）乾隆年间，江西“赣河一带塘汛亦已设有巡船，为卫护商船。”【32】（卷14，《文檄》，《禁乘危抢
货檄》乾隆七年八月）湖南在沿河各属设立巡船，“大州县捐备小船四只，中小州县捐备小船二只。各派干捕二名。……水手、捕役饭工之费，令于州县自理词讼充公项内拨给。如有不敷，自行捐给。”【13】（卷8，《兵律·关津》，《近河各州县设立巡船分地拨役巡缉各章程》；卷4，《兵律·关津》，《衡耒交界河路设卡拨役巡查》，《郴属河道设立卡房拨役巡查》）嘉庆四年浙江订立“酌拟兵船乘便护送商船，以免盗劫”的章程，地方政府“出示晓谕，如有商船由乍浦、宁波出口，赴温、台一带销售者，即在各海口会齐，随同定海兵船南至海门收口。再俟黄岩兵船往南巡捕，随带至温州。其有欲赴闽省者，即由温州兵船送至北关山，俟闽省舟师巡哨至彼随同前往。南来者亦候过北兵船相随同行。”【33】（卷7，《臬政》，《浙省办理海口营务缉捕各条章程》；卷8，《臬政》，《缉捕章程》道光元年）道光四年，“孙玉庭等奏，酌设卡巡一折。江苏淮徐等属由桃源至邳宿一带，通京湖路，多系旷野荒郊，自应择要设卡巡防，以安行旅。”上谕“著照该督所请，（委员派兵巡防）……所有弁兵薪水等项之用，均准于骆马湖充公租息款内照数动给。”【3】（卷65，道光四年二月辛酉，p．33）。巡船大部分由地方政府强制各基层官员捐俸设置，应该看成是政府行为。巡役的雇用和保镖，主要由民间的经营。官民自愿捐助的情况很少。
航行标志由官员、民间捐资建设的较多，在一些河段，还有少量滩师、梢公营业。救生桩、救生船，多由政府出资建立，民间捐建的也有，唯独没有政府或民间建造救生船取利的情况。乾隆四十年，在长江三峡江岸，忠州刺吏甘隆滨，沉铁治滩，并在折桅滩南岸的崖璧上，凿刻了“对我来”三个大字，导引舟船过滩。【34】（卷之1，《地舆志·山川》）乾隆五十六年，清政府谕令“各省州县刊刻新旧险滩名目，在两岸插立标记，俾免冒险行走，以昭慎重。”【35】（卷1，《地舆志·险隘》；卷8，《政典志·救济》）早在康熙年间，长江三峡所在的归州就设立了救生船，“康熙丙辰年分巡道李会生、知州邱天英设立……每处觅水手六名。每遇覆溺全活甚多。后又添……，水手工价照给。”【35】（卷8，《政典志·救济》）江西也设了救生船，“星子县康熙二十二年捐置田租，”供给水手、舵工工食，不敷“公项动支”。“雍正六年间议详，所有救生船水手、船头等工食，并添置家伙，与遇修造船只、奖赏闰银，……与南康府同知巡湖哨船水手工食，并各船所需铜锣、鸟枪、火药等项，请于解司地租银内拨给。……按年将支过银数造册报销。”乾隆时在“江湖最险之处添设救生船一十三只，其旧有船只，一并改造，于司库公项内动置。”【12】（卷1，《救生船条规》后《附载工食奖赏修造等银两运用支销款项》）雍正十三年，政府谕令四川省在奉节等县，“各设救生船”。【2】（卷939，《工部·船政》）同年湖南湘阴、巴陵、华容三县公款设立救生船，对所募舵工、水手，“动支三分公项银两，按季给发工食。”如果他们救出落水人，地方官就进行“捐赏”，如果不实力抢救就被处罚。【13】（卷2，《兵律·关津》，《设立救生船只》）乾隆元年政府又令四川设立救生船，“以防商民意外之虞。其所需经费准于正项内报销。务令该地方官实力奉行，毋得草率塞责。”【31】（卷30，乾隆元年十一月丙申，p．617）四年谕令南方各省设立救生船，“南方号称水乡，长江大湖，洪涛巨浸，每遇风浪骤发，人力难施，向有设立救生船之处，每年颇多救济。但恐经费不足，则为数无多，而稽查未周，则为善不力。”并“永远遵行”。【31】（卷90，乾隆四年四月乙酉，p．391）北方山西河津县禹门渡、陕西韩城紫阳两县、甘肃的一些县也都设立了救生船。【2】（卷939，《工部·船政》）
总之，清代前期的商品流通基础设施是政府与民间共同投资建设的。以下的实例说明了这一点。四川忠州神溪渡，在州城西南岸，为州与外部联系的大道。“神溪渡乃一郡之通津也。向有渡船，悉民间私置，各占日期，既需索行人于当下，复指派升斗于秋成。且或去或来，任其自便，渡者苦于守候，非一日矣。”“渡船皆系附近居民造设，以博蝇头，重载多装，不能早晚时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们响应刺史的号召，捐资建立义渡。“南北两岸各泊船一只，每船用夫一名，常川守候。当令其丰衣足食，得专司其事。”渡船与渡夫的经费来源，用共同捐资的二百千钱买田，每年租谷九石来支付；另一方面州政府“又拨花林驿官基一所，每年有课银四两二钱。查废寺田地两分，每年租谷七石，共收租谷十六石，课银四两二钱，以此分给两岸渡夫。”义渡建立之后，州政府认识到，“尚如概禁民间小船，则义渡居奇，亦必肆行勒索。是未收其利而转受其害。”于是规定管理章程：“令义渡停泊两岸，往来渡者不得过八人，载一牛马，即减去二人，不许分文需索，亦不许拥挤迟延。或此船装载不了，暂候彼船再渡，以防不虞之虑。”对民间经营性小渡船，并不禁止，但规定：“止许每人索钱一文，每船载人二、三。如小船多索，许义渡扭禀
，义渡违禁亦许小船告官，立法无弊，可垂永远。”【34】（卷之1，《舆地志·山川》，《张凤诰神溪渡义田记》乾隆十五年）
二
如上所述，对商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主体是政府和民间。政府投资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国家政治、军事、财政的需要。其次是稳定社会，减少和避免民间冲突。如地方政府对市场设立的地点十分关注，民间申请建立市场，地方政府核查实情，给予批准。若因设立市场而发生争端时，政府就不批准了。【15】（第3卷，p．98）这说明地方政府是把安定社会放在首位，发展商品经济在其次。当然有时亦有为商贾、行旅服务的目的，但是应该说其在政府整体目标中占极其次要的地位。康熙四十三年，山西汾河淤滞，只可纤行小船通行。皇帝上谕：“若疏浚河道，则于商贾、民人有益。”于是，山西巡抚噶礼遵命勘查河道，疏通淤滞，并“照习行湖广省、四川、辰州等河浅滩之鳅船、马羊船式样造小船，复行验试，必令通行。”【29】（康熙四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山西巡抚噶礼奏报小船已经制造完毕折，p．334）如果说政府在为商品流通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制订了某些政策，并投资进行建筑、维护、管理的话，其目的很难说就是为商品流通，为民众利益提供服务。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政府投资的结果是建设、修筑了路、河、桥、救生等设施，这些设施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利用，自然也起到为商品流通服务的作用，所以又不能说政府没有对商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尽管其没有为民众提供服务的意识。在清代，中央集权是国家政权的形式，专制体制是国家政权的本质。政府则是专制体制下执行权力的机构。清代的政府以皇帝为首，由朝廷中央各部大臣、及各地方官员组成，行使国家权力，其职能是巩固清王朝的统治，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定。政府为了达到政治、军事、财政目的，制订制度，提出政策，进行建筑，维修管理，都很难离开经济。尤其一些政策落实的结果，则体现在经济方面。政府的各种职能又是相互关联的，经济作用很难与政治、社会和军事作用分开。这些基础设施无论为了什么目的都是需要建设的，不然，政府就无法达到其巩固统治，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因此，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具体建设与管理，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例如：渡船服务供不应求，私人垄断局面时有发生，多数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官方服务、私人捐助和民间经营的方式。这些地方政府行使公共服务和管理职能，不仅为商人经营活动创造一个相对有利的环境，而且还可以使社会各个阶层人都能得到服务，缩小不同人群收入所存在的差距，以达到社会安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的政府在为商品流通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尽管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但是许多设施都不是由政府独家提供的。政府对治理河道的投入比较大，“估计康熙年间正常的河工费用支出，每年总有一二百万两。”乾隆三十一年河工岁修银380000两。【36】据汤象龙统计，清代前期的四种河工费用支出每年在320万两左右。【37】（p．187～230）另据百濑弘研究表明，政府对水利投资占财政的十分之一。【38】（p．743～846）应该说，治河经费还不能完全算作是政府为商品流通服务设施的投资，因为治河也在农业方面起到一定作用。而且这个统计也不能完全反映各级政府在这方面的开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支出的经费，是强制基层官员从俸禄中捐出的，并没有统计在内。应该说，政府在为商品流通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是不够的，因为专制体制下的政府为了达到其统治目的，形成了为自己服务的资源配置，这是专制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从而使政府的某些制度产生缺陷，使社会资源配置产生浪费。例如：各地方渡船制度不统一。应该说，在地方政府财政有困难的情况下，完全实行官渡船免费制，可能难以做到，对乘者合理收费也属正当。然而，广东政府对渡户收取渡饷的做法，从制度上看，就是地方政府介入经营领域，在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同时，也为官员贪污创造了条件。（这里涉及到制度问题，将专题论述。）
从民间投入来看，人们的目的各种各样，有的为追求利润，建筑一些设施赢利，如民间出租铺面房，自造渡船，开设旅店经营取利，这种行为主要受市场机制的控制和影响。有的是为了作善事，得好名，或得到特殊好处等潜在利益，因为地方政府会为其树碑立传，留名青史。然而，应该看到的是，那些自愿捐资的人们多少会受到被政府倡导的社会主流思潮的影响，这就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强调的道德基础是“仁”和“义”。“仁者爱人”，即以善之伦理道德，处理人际关系、社会事物。“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私利私欲行为，以达到仁的境界。在当时的
论人们为了个人利益，投入资金的动机有多么不同，而他们捐助的结果是建设或修筑了路、河、桥、船、集市、货栈、铺房、旅店、航行标志、救生船等各种基础设施，而这些设施无疑又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服务。所以在这里没有必要过多看重人们的动机，他们捐资、捐助的过程与结果应该比其目的更重要。个人捐资，是个人收入的转移，是个人从自己腰包里拿出一部分收入，进行社会的第三次分配，又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再配置。这种普遍性的官民捐资、捐助情况，应该属于诺思提到的意识形态作用，它“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39】（p．48）可见，意识形态并非仅仅能起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且它还有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徐建青． 清前期的公共事业经费【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