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共出现过两次恶性通货膨胀，一次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1923年德国的纸币马克流通量达到496×10[18]天文数字（注：《简明金融词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页。），价格指数由1922年1月的100上升到1923年11月的10[13]（注：[美]萨缪尔森等：《经济学》，

　　　　　　一、恶性通货膨胀的特征

　　何谓通货膨胀？国际经济学界似乎还没有"被普遍接受或令人满意"的定义，萨缪尔森、米尔顿·弗里德曼及laidler和parkin 四家的观点是目前公认比较权威的解释。萨缪尔森对通货膨胀下的定义是"在价格和成本的一般水平上升……的时候出现通货膨胀"（注：[美]萨缪尔森等：《经济学》，

两次涨风之间的间歇期一次比一次短，年底物价指数为10,063,000，比上年上涨13.76倍。至1948年， 上海物价则如脱缰的野马，奔腾不止，涨风的间歇期也越来越短，从一个月缩短到半个月，再缩短到一星期，6月以后，整个物价已呈疯狂上涨的态势。至8月19日，物价指数已达564,570,000，比1947年底上涨了55.1倍。

　　1948年8月19日，为配合金圆券发行，南京政府对物价、 工资实行冻结，即"八·一九"限价。"上海的批发商在官定物价公布后，便停止了营业"（注：张公权：《

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决策失误却丧失了这种机会。

　　第一，对中储券处置失当。1945年9月28日， 政府宣布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例为1∶200，这一兑换率的确定是极不合理的。当时的实际物价水平，上海仅比重庆高约50倍，与整个法币流通区域的物价相比，上海物价只高约35倍，可见，中储券的购买力被严重低估了，法币的购买力无形中增加了好几倍。于是后方头寸纷纷流往上海，其时重庆、昆明对申汇率每1000元高达1300元。后方游资涌向上海低价竞购物资，刺激一度下跌的物价又飞速上涨。政府还规定中储券限于4 个月内兑换完成，每人最多兑换5万元法币，在兑换期截止以前， 中储券仍准许在市上流通，因此持有低价伪币者在兑换期前也尽量套购货物，并把兑换限额外多余的伪币都用来抢购物资。不合理的兑换率、兑换期限过长及无根据的限额兑换等措施的出台，助长了抢购风的兴起，对战后上海乃至全国的物价很快由跌转升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二，对战时压抑的购买力在战后喷发掉以轻心。在漫长的战争年月，由于物资严重匮乏，人们的消费需求受到很大的压抑，随着胜利的到来，国际贸易的次第恢复，战时长期积累下来的消费需求，在战后得到了总爆发，旺盛的消费需求拉动了通货膨胀。对此南京政府因过高估计了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总供给能力，从而在决策上作出完全相反的决定，对战时所采取的各项管制措施一律予以废除，从而使通货膨胀更加漫无限制。在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尚未恢复常态以前，过早地放弃对物价、分配、资金等管制，事实证明是极为有害的，将使社会久久不能走出无序状态。

　　第三，不合理的汇率、进出口政策。1946年3月4日南京正式开放外汇市场，把法币的对外汇率定为1∶2020美元， 中央银行奉命无限制买卖外汇。以当时国内的物价上涨程度来说，法币的对外价值是被严重高估了，加上巨额的延期购买构成的有效需求水平提高，外国货排山倒海般地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