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公司慈善捐赠：国内外研究述评

　　一、引言
　　四年前的汶川大地震将全民的慈善意识调动到了空前的高点，以慈善捐赠为主要手段的第三次分配开始被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这其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估量。之后，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表现出了浓厚的慈善参与热情，将更多的资源配置于慈善捐赠这一外部象征性活动中，实现对财富、权利和声望的追逐（葛建华，王利平，2010）。毫无疑问，政府是中国慈善市场的最大推手，而企业是捐赠资源的实际提供者，那么，政府行为对企业捐赠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两者如何在捐赠市场进行着“道德”和“利益”的博弈呢？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后可以发现，在公司慈善捐赠这一研究领域，国内外管理学界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和公司慈善捐赠的经济后果。两者中，无论哪一条脉络下的研究都百花齐放。只是，相比于经济后果的大量文献而言，公司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略显得“少”。这反映出学者们对企业的行动会导致什么事情发生（what）的关注要多于企业为什么要这样做（why），以及如何做（how）的关注。本研究属于为什么要这样做（why）的范畴，旨在探讨公司慈善捐赠的政治动因。我国学者之前的很多研究都揭示了公司慈善的经济动因，伴随着政治关联研究的不断推进，以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为切入点研究公司慈善的政治动因，成为新的学术热点。本研究将在这一研究视角下，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总结，回答“别人做了什么？”，“存在什么问题？”，“接下来应该做什么”等问题，为后续研究指明方向。
　　二、国内外研究评述
　　（一）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 随着民营企业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逐渐选择以各种方式回馈社会，其中，公益捐赠等成为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途径和方式（杜兴强等，2010）。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慈善蓝皮书》指出，2010年来自企业的捐赠总量超116亿元，民营企业在数量上仍占据优势，占52.8%，捐赠约65.3亿元，占全部捐赠总额的56.3%，远高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企业公益的舞台上，民营企业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传统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然而，慈善捐赠却意味着企业要将一部分资源用于不以获利为目的的活动中。那么，企业为什么要这么做？其背后的行为逻辑是什么呢？已有文献从高管团队人口统计特征 （campbell，2002；deckop，2006）、公司规模（louis h.amato&christie h.amato，2007；stephen&andrew，2006）、行业（seifert，2003；day&devlin，2004；campbell& slack，2006；stephen & andrew，2006；山立威等，2009）、内部资源和能力（morris&bartkus，2004；陈宏辉、王鹏飞，2010）、公司治理（morris&seifert，2002；helland&smith，2006；zhang et.al. 2009； 梁建等，2010）、公司透明度（campbell，2006）、产品市场竞争（卢正文，刘春林，2011）、广告支出（zhang， zhu，2010；faris &al-shubiri，2010）、税收政策（charles，2002；carroll &joulfaian，2005；朱迎春，2010）等角度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部分地回答了公司慈善捐赠的行为逻辑，有助于加深对公司慈善行为动因的认识。然而，这些研究多是从公司特征或宏观政策的视角来寻求合理解释的，普遍揭示的是公司捐赠的经济动因，认为捐赠是企业出于广告效应（brown等，2006；山立威等，2008；zhang等，2010）、提高声誉（stephen&andrew，2005）等目的而主动采取的一种社会责任行动和 “战略性慈善”行为（porter，2002）。除了经济动因外，企业捐赠存在政治动因吗？除了被视作一种主动的社会责任战略外，捐赠是企业被动承担的一种社会性负担吗？为了建立、维护和提升与政府的关系，寻求其“支持”和“保护”，民营企业是否与政府进行“互惠交换”，以慈善捐赠的方式贡献出更多的资源呢？
　　（二）政府干预与企业资源配置行为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慈善事业的最大的特点是政府主导，政府在企业慈善活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政府不仅是慈善市场的主导者、管理者，甚至是直接参与者，是中国慈善事业的最大推手。因此，不考虑政府影响及政治因素，便不能有效解释深刻中国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烙印的企业慈善行为。除了经济动因外，公司捐赠存在政治动因吗？只有引入政府角色，才能给出深入的回答。stigler（1971）认为，政府拥有一个在纯理论上即使是最有势力的公民也不能分享的资源：强制权。理解政府的关键在于为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尽可能地利用暴力（诺斯，1981）。shleifer和vishny（1994）、olson（2000）从政治学的角度提出了政府“掠夺之手”理论，认为政治家的目标并非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有着自己的私人目标。政府和企业都是中国制度变迁中的行为主体，两者不仅进行“道德博弈”，而且进行着“利益博弈”。在我国，各级政府干预企业的现象是经常存在的（陈信元，朱红军，2007），我国不同省份间政府对企业干预的程度也存在明显差异（樊纲等，2010）。企业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的影响。研究普遍证实，政府干预对企业技术创新（孙婷等，2011）、高管薪酬（蔡地，万迪昉，2011）、并购（刘星，吴雪姣，2011；王凤荣，2011）、对外担保（陈凌云等，2011）等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