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谓“当代”，是指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新史学的崛起及其终于在二战后取代传统史学而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

一

　　西方的新史学兴起于20世纪上半叶。它是作为传统史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西方的传统史学可以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史学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学为代表。它与19世纪欧美各国的实证主义思潮相一致，影响颇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德国作为兰克史学的故乡，传统史学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然而有趣的是，也正是在德国最先有人起来同兰克学派进行唇枪舌剑的论战，这就是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德国又可被视为西方新史学的源头。不过，在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和发展中，影响最大、成就最显著的当推法国年鉴派。因而，在分析20世纪西方的新史学时，法国年鉴派往往被当作主要代表。
　　整个20世纪上半叶，大体上可以看作是西方史学中新旧交替的时期。也就是说，新史学已经兴起，然而还远未动摇传统史学的统治地位。直至二战以后，新史学才在欧美国家迅猛发展，并逐渐取代传统史学而占据主导地位。若以西方史学发展的总趋势而言，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折，大致可定在50年代(1)。二战后，法国年鉴派有了长足的发展。如果说它的创始人费弗尔（lucien febver，1876－1956）和布洛克（marc bloch，1886－1944）为法国的新史学奠定基础的话，那么它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在50－60年代不仅牢牢确立了新史学在法国史坛的主导地位，而且使年鉴派的影响越出法国国界。同样在50－60年代，代表新史学的英国新社会史，美国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相继兴起，影响越来越大。就是在传统史学影响深远的联邦德国，这种传统到60年代也被打破，而到70年代“新社会批判史”学派就应运而生 (2)。
　　那么，传统史学与新史学之间究竟有哪些不同？前者向后者的转变说明了什么？对史学的发展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所要着重探讨的。我们说，这种转变是带有根本性的，就是说这不是局部的、个别方面的变化，而是涉及史学研究的整体、涉及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借用“范型”（paradigm）这一概念，意思是说传统史学与新史学在“范型”上是不同的。这里需要作些说明。“范型”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kuln）提出的用以说明科学发展的一个核心概念。他有时又把它称为“学科基质”（dis-ciplinarymatrix）。简单说来，“范型”“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手段等的总体”(3)，大体上可理解为某一类科学共同体在一定时期内开展研究活动的共有的基础和准则。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借用“范型”这一概念来说明史学的发展变化。最主要的一点是，绝不能生搬硬套科恩的“范型”概念，绝不能从这一概念出发生硬地套用到历史学身上。这样做，往往会忽视历史学的特点，并且犯削足适履的毛病。我们借用“范型”概念，只是为了从中受到启示；重要的是要从历史学本身出发，结合历史学的研究实践，尽量弄清楚：如果讲历史学的范型，具体指哪些内容。西方有些学者将库恩的“范型”概念应用于历史学，或提出了历史学的基本范型，如纳德尔（g.h.nadel）(4)、斯托扬诺维奇（t.stoianovitch）(5)；或应用于中国史学的研究，如艾尔曼（benjamin elman）。应该说，他们都作了有益的尝试，有些见解很值得注意。然而，在结合历史学的研究实践、探求史学的发展变化方面似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我们不应在概念上兜圈子，也不必陷于细节上的争论。这里所以借用“范型”的概念，完全是为了说明当代西方史学的演变。关于这点，我们试图提出以下三点初步的看法。首先，史学的“范型”应主要包括历史学家研究实践中的基本方面。它表明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的历史学家，他是按照什么方式研究和写作历史的。“范型”不应与历史学家的研究实践脱节，不能成为某种外在的框框而要求历史学家去遵照它写作，相反它产生于历史学家的工作“作坊”里，是对历史学家“技艺”的一种概括(6)。具体说来，它可包括哪些方面呢？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包括哪些；他的研究方法是什么；他选择史料的标准是什么；他怎样进行论证；怎样作出结论；怎样对待其他学科；又是怎样写作的等等。不同范型的史学在以上这些方面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从以上这些方面来考察，就可以发现，传统史学的范型是比较清楚的。从研究对象说，传统史学的对象是狭窄的，就是政治史（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从研究方法说，主要是史料考证；从论证说，主要是脱胎于近代实验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即归纳、分析、比较等；从写作说，主要是叙述。从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说，传统史学强调自身的自主性，忽视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如果说传统史学的“范型”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表述的话，那么对新史学的“范型”来说就不是这样了。这就涉及到我们的第二点看法，即某种史学的范型应概括这一史学本身最一般的特点，而不应以其某一阶段、某一方面、某一流派为根据。这主要是就新史学而言的。所谓“新史学”并不是一个流派，(7)它是不同于传统史学的一种史学趋势、一种研究和写作历史的方式、一种史学范型。
　　斯托扬诺维奇把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范型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古希腊到马基雅维利（n.machiavelli，1469－1527）时代的历史学范型，称为资鉴范型（exemplaryparadigm），因与本文关系不大，这里不去说它。第二类是叙事范型（narrative paradigm），亦称兰克范型（rankian paradigm），它显然就是前面说的传统史学范型。第三类是结构──功能主义范型（structuralist－functionist paradigm），它主要是对年鉴派的概括。这里，斯托扬诺维奇把新史学的范型称为“结构──功能主义范型”，有其一定的道理。因为新史学的确反对描述性地重现过去，重视系统分析。特别是布罗代尔，他在其代表作《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中提出“地理──历史结构史”以及划分“历史时间”的三时段说，影响十分巨大，因而布罗代尔的这些主张往往被简单地看成就是年鉴派的范型，进而也是新史学的范型。然而，这样概括是不够确切、全面的，因为无论是新史学，还是年鉴派，本身都有许多变化，因而尽管在新史学中年鉴派的影响最大，在年鉴派中布罗代尔是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然而终究不能拿它们来概括全部。譬如，年鉴派在布罗代尔辞去《年鉴》主编（1968年）以后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以致布罗代尔本人在1985年也慨叹道：“门生们没有遵循我的劝导……我与我的后继者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8)其他一些法国历史学家也有类似的看法。例如，以《支离破碎的史学》（l’histoire en miette）一书（1987年）严厉批评年鉴派的多斯（f.dosse），强调“年鉴派已非同往昔”(9)。维拉尔（p.vilar）为了表明年鉴派第三代已不能代表布洛克以来的传统，竟然说：“年鉴派已经死亡”(10)。尽管这些意见并未被普遍接受，在第三代年鉴派中间也引起异议(11)，然而70年代以来，年鉴派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简单说来，布罗代尔所崇尚的“地理─一历史结构史”不再成为时尚，精神、心态、文化等变成历史学家关心的热点。70年代开始，心态史、历史人类学勃然而兴。伊格尔斯在回顾80年代的历史学时说：“欧美世界中包括历史研究和著述在内的整个学术界的氛围事实上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新的趋势，其中对文化和语言的功用有了新的看法。”(12)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知，仅拿结构──功能主义范型来概括年鉴派以及新史学的范型特点是不够全面的。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这就需要作更为广泛的概括。大致说来，新史学的范型可作如下的概括：
　　从研究对象说，新史学突破了政治史（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活动）的局限，强调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强调历史的综合研究(13)；从研究方法说，新史学突破了传统史学单纯强调史料考证的局限，提倡研究方法的革新，重视理论概括和解释，力求提高历史认识和解释的准确性；从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说，新史学强调打破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樊篱，主张跨学科研究；从写作说，反对单纯的描述，强调说明问题。需要指出新史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内部差别很多，本身又有发展变化，因此以上只是最一般的概括。
　　无可否认，新史学在发展过程中走过一定的弯路。这主要是由于对传统史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因而走了极端。例如，“年鉴派”自诞生时起就打出了反对崇拜“三大偶像”的旗号。这“三大偶像”指政治事件史、“英雄”传记和叙事史。当时，为了突破传统史学“三大偶像”长期垄断的局面，与之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或许是很必要的。然而，物极必反。完全抛弃政治史、人物传记和叙事，过分强调结构研究、过程分析、静态考察，就容易成为既没有人又静止不动的历史。这也是70年代以后，新史学本身发生变化的内在原因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单纯地把新史学与传统史学范型的不同看作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包括技术）、写作方式的差别还是不够的。这样就容易流于表面，似乎只要研究政治史，主张叙事的就是传统史学，只要提倡计量方法的就是新史学，实际上新史学范型和传统史学范型之间的区别还要深刻得多。因而上面概括的两种范型的特点还只是其表现形式。指出这些表现形式是必要的，但还不够。这就涉及到我们的第三点看法。
　　这第三点就是，与传统史学不同，新史学十分重视历史认识论与史学方法论。新史学家所说的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是与历史研究的实践密切结合的，而不是过于抽象的历史哲学理论。勒高夫指出：“大多数法国历史学家对历史哲学抱有敌意是没有疑问的，费弗尔和布洛克也这样，但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敏锐地感觉到即使不是理论探索的必要性，至少也是方法论和认识论探索的必要性。”(14)新史学正是由于结合历史研究实践从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角度来探索史学本身的一系列问题，才使得它的探索带有深度，并使新史学范型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史学范型。这个问题这里不能多说，但需指出一点，即新史学强调在历史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历史学家）和认识客体是不可分的，强调历史主体的作用，而传统史学恰恰相反：不仅把历史认识过程中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隔裂开来，而且反对主体的介入，以为这样才能“公正”、“客观”。在传统史学看来，历史过去就像是一个现成的聚宝盆，历史学家的任务只是不带任何感情和偏见地去发掘宝藏，然后加以整理，以便如实地重塑过去。对这样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卡尔曾以讽刺的口吻写道：“历史学家可以从文献、碑文等等获得事实，就像获得鱼贩案板上的鱼一样。历史学家搜集它们，把它们拿回家，按他们所喜爱的方式加以烹调，摆上餐桌。”(15)在新史学看来，不论是史料，还是史实，都离不开主体。这样，对历史学家与史料、史实，历史学家与过去、现在、未来的关系的看法就都发生了变化。布吉耶尔（andreburguiere）甚至认为：“这是一场悄悄发生的革命，由于它的基础是历史学家与过去的关系被翻转过来，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哥白尼式的革命。”(16)新史学正是由于从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层次去深化自己的探索，正是由于强调历史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摆脱传统史学死板的、形而上学的框框。也正因为这样，如何丰富史学的认识手段，强化史学的认识功能，这样一些传统史学根本不加考虑的问题才会被提上日程。也正因为这样，才会去进一步考虑如何扩大史学的研究领域，如何革新研究手段，如何与其他学科结合袋子，如何更好地写作历史等等问题。由此可见，新史学范型的前述种种表现形式是同它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这些深层次上的探索分不开的。勒高夫指出：“‘年鉴派’之所以能根本改变历史学，靠的是三个基本思想的结合；（1）对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之间关系的批判；（2）建立总体史的意图，这种总体史应包含人类社会活动的一切方面；（3）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实践，而且从事纪事、分析持续性和变化的历史学在这些跨学科研究中应保持主导地位。”(17)。这里，勒高夫把历史学家与历史文献、历史事实关系的改变列为首位，显然不是偶然的。
　　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以上就“传统史学”范型和“新史学”范型的特点及其区别所说的几点初步意见，只是就一般趋势、总的特点而言的，切忌绝对化。事实上，随着整个史学的发展，两种范型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不断增多，而且西方各国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因此在联系到各国的实际情况时需要具体分析。

　　　　　　　　　　　　　　　　　　　二

　　下面，我们准备参照当代西方史学范型转变的情况，考察一下当代中国的史学。这里所说的当代中国史学，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史学。
　　首先应该指出，1949年以后，新中国的历史学在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十多年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和有目共睹的可喜成绩。这里随手列举一些方面即可说明问题，诸如：历史研究领域的极大扩展，重要历史著述的大批涌现，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古籍整理等的突飞猛进，众多理论问题的探讨，研究队伍的扩大，世界史研究的开创和发展，等等。勿庸讳言，在这四十多年中，中国的史学也经历了挫折、失误，尤其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总之，对这四十多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可以借用一位论者的话来概括：“曲折的道路，辉煌的成果”(18)。
　　历史学和任何事物一样，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失误，经历挫折，往往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不足为怪的。然而，像中国的历史学那样，在短短四十多年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又出现重大的失误，这种大起大落的状况却并不多见，因而更值得反省和深思。这里自然有难以抗拒的外部原因（如“文化大革命”），但也不应忽视历史学本身的内部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没有把历史学本身的发展问题提上日程加以探讨，缺乏对一系列有关历史学发展的根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缺乏对国际史学发展的了解。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多年中，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从而使中国史学出现了新的面貌。
　　本文正是循着这一思路，意在从“范型”这一角度对当代中国史学作些考察。“范型”既然用以表述研究和写作历史的方式，那么对于中国史学大体上也应该是适用的。我们在考察中国史学时，自然需要参照当代西方史学“范型”转变的状况。这里一方面应看到，西方史学的演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绝不应简单照搬：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西方史学范型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因而有其一定的普遍性。譬如，西方传统史学范型向新史学范型的转变至少说明了历史学的发展总是要求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研究手段的不断革新和史学观念的变化，而这又要求史学不断调整同其他学科的关系，同时也说明史学本身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从根本上说是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紧密相关的。这些对我们考察中国史学的范型都是有启发的。
　　或许有人会说，中国史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不需要考察什么“范型”问题；或者说，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自然是新史学范型。这是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了，即把史学的指导思想和史学范型混淆了。无疑，中国史学是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具体说来，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指导的。然而，指导毕竟不是代替，指导思想不能等同于从历史研究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史学范型。历史学的“范型”，历史学本身的发展和有关的种种问题是需要具体探讨并通过研究实践不断完善和解决的。用指导思想来代替具体问题的研究，历来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反对的。恩格斯晚年十分不满德国许多青年作家把“唯物主义”当作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研究的弊病，指出：“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关于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9)不对历史学本身的理论方法论问题，不对历史学本身的发展演变作具体的研究，以为有了什么样的指导思想，范型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这至少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历史学的发展是要通过历史学家的研究实践包括对史学本身发展的反思和探索来实现的，这里指导思想能起很大的作用，但毕竟不能代替后者。
　　这样说，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研究实践以及史学范型就没有什么关系。西方新史学的发展历史说明，西方新史学范型的建立受到马克思主义显著的影响。许多西方新史学家都承认这一点。例如年鉴派的代表人物大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新史学”的重要先驱。这里只要举出勒高夫的话就够了。他说：“从许多方面看来，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一种问题的研究、跨学科研究的史学，它扎根于长时段研究并以整体性为其目标。”(20)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确有不少人属于新史学家，并对新史学的发展作出贡献。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霍布斯鲍姆〔e.j.hobsbaum〕、希尔顿〔r.hilton〕等）在西方新史学中独树一帜，影响很大。法国也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伏维尔〔m.vovelle〕）是公认的新史学家。然而，毕竟不能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史学范型之间划等号。马克思主义确在许多方面，如跨学科研究、总体研究、注重群众作用、注重经济基础、结构分析、长时段考察等对新史学范型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大的启示作用，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也写过历史著作却并不是职业历史学家，不能要求他们去解决应该由历史学家解决的问题，去探索研究历史和写作历史的方式。他们建立的唯物史观属于高于史学研究的哲学──世界观层次。我们自觉地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这是我们的优势，但不能以前者去代替史学本身层次的问题。如前所述，西方新史学往往忽视哲学的作用。勒高夫在谈到这点时说过：“应该承认，‘年鉴派’和‘新史学’的创始人对大部分德国思想家都是忽视的，只有马克斯·韦伯是例外，就是韦伯的思想也只是有限的掌握。甚至马克思的影响及对他著作的阅读也是不深刻的。”(21)然而，任何人及其活动总是离不开某种哲学──世界观的指导的，因而西方新史学对哲学的忽视未必是可取的。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史学早已是新史学范型，即使不比西方史学早，也迟不了多少，其标志就是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长文《新史学》。这也是概念上的混淆。梁启超的著作虽然也叫《新史学》，并比美国鲁滨逊（j.h.robinson）的同名著作早问世十年，但其性质、作用及背景却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望文生义，而不对其加以具体分析。

以中国史学来说，中国的古代史学(22)起自孔子止于章学诚（1738－1801年）(23)，实际上，其余波要发展到20世纪初才结束(24)。不管怎么说，梁启超的著作被视为是中国近代史学产生的标志则是没有疑义的。因而，可以明确的是，梁启超所激烈反对的是中国的古代史学，他所提出的“史学革命”是要革中国古代史学的命，实际上也就是要革中国封建史学的命。
　　西方的史学发展情况不完全相同。对西方史学史的发展，可以有不同的划分。一般把古代希腊、罗马史学直至16世纪文艺复兴之前的史学叫做古代中世纪史学或简称古代史学。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史学可视为早期近代史学。启蒙运动以后，经过19世纪的浪漫主义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由兰克学派把历史学变成严格的经验科学，从而奠定了成为19世纪西方史学主流的“科学的”史学。到19世纪末，西方史学已完成了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过程，成为近代意义上的一门科学学科。由于西方这种近代史学在史学研究的一些基本准则方面与古代史学有相承之处，因而有的论者把从古希腊到包括兰克学派在内的整个西方史学称为“传统史学”(25)。不过，如果参照斯托诺维奇对西方史学发展范型的划分，则自古希腊到近代初期的史学均属第一类范型即“资鉴范型”，同第二类“兰克范型”还是有区别的。后一范型主要指实证主义史学。本文基本上参照斯托扬诺维奇的划分，觉得这样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因而本文中所用的西方“传统史学”一词，并不是指西方的古代史学，而是指西方的近代史学，具体来说即实证主义史学（“兰克范型”）。这和中国的情况不同。梁启超在20世纪起而反对的是中国的古代史学，要建立的是中国的近代史学；西方20世纪新史学的代表（包括鲁滨逊）所要反对的是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史学，提倡的是适合20世纪发展的新史学。虽然梁启超和鲁滨逊都打出“新史学”的旗帜，但性质和背景是有不同的。
　　历史学的发展，首先自然是由于其内在的原因，但同外部条件的变化也是分不开的。具体说来，整个社会的变化、科技的发展都对历史学的演变产生影响。这对任何地区、任何国家的历史学都是适用的。西方的历史学所以在19世纪终于成为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学科，无疑同西方国家自文艺复兴以来所经历的科学革命有关。正是这场科学革命根本改变了西方中世纪文化与思想的精神和面貌，产生了近代科学与近代思想。它们对西方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历史学也不例外。“兰克范型”正是西方历史学在近代科学发展的条件下，要求史学科学化、学科化的努力的反映。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有位论者指出：“直到19世纪末叶以前，中国的思想理论始终是在中世纪传统的构架之内进行的”，“要到90年代严复宣传了天演论的理论，中国思想界才开始突破了中世纪传统的构架而采用了一种近代的眼光和思维方式去观察宇宙和人生、社会和历史，从而为中国的思想理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境界。”(26)中国的近代史学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逐渐产生的(27)。由此可见，说中国史学在20世纪初即已酝酿产生“新史学”范型，这是一种误解。西方的新史学是在对兰克史学反思基础上的革命，是在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科学发展条件下对历史学的科学化所作努力的反映。至于中西方科学发展道路的不同及其前景等问题，因已越出本文范围就不赘言了。

　　　　　　　　　　　　　　　三

　　那么，当代中国的史学究竟是什么范型呢？笔者以为，从总体上说，中国史学目前处于一种带有过渡状态的混合范型，即它既具有新史学范型的某些特点，又保留有传统史学范型的某些特点。属于前一类的有：已不局限于政治史、史料考证、单纯叙事，而是注重理论，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重视经济基础的研究，也注重宏观研究等。之所以具有这些特点并不是偶然的，至少有以下两点重要原因。首先同中国悠久的史学优良传统有关。中国的史学传统，源远流长，在世界上亦属罕见(28)。中国的史学传统中自然有其糟粕的一面，但也有值得发扬光大的优秀的一面，其中的一点就是中国自古代以来“有代表性的史家及其撰述”，大多具有“恢廓的历史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29)。因而，总体说来，虽然中国的古代史学常以记述皇朝的兴衰为主，但并未囿于政治史的狭窄范围。司马迁的《史记》就是极好的例子。它一方面记述了自黄帝至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一方面又记载了社会生活的许多侧面，《史记》的“八书”包含礼乐制度、天文知识、人们对地理环境的利用和统治者实行的社会经济政策等；《史记》的类传包括循吏、儒林、酷吏、龟策日者、刺客、游侠、货殖等，涉及社会各方面的许多人物(30)。太史公的榜样对中国史学以后的发展影响深远，并形成为优良的传统流传下去。
　　第二个原因，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史学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同实证主义思潮和实证主义史学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新史学范型诞生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影响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同样也是存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明确反对历史只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反对“史料即史学”的错误主张，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经济基础的最终的决定作用，重视理论分析，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等等。这些都是对传统史学范型的突破。
　　问题在于，这些突破还只是为新史学范型的创立开拓了前提，并不等于其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利于新史学范型的建立，但并不能使其自然而然的建立。一种史学范型的建立要通过众多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实践中的探索去完成。这要有主客观的各种条件，指导思想在这里甚至不是决定性的。西方新史学范型的建立虽然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并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说明史学范型本身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思想理论，不能通过某种指导思想去建立。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当代中国四十多年来的史学发展虽然十分注重理论，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较长时间以来却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即对历史学本身的理论、方法论，对历史学本身的发展演变以及有关的各种问题缺乏研究。长期以来有一种误解，以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学的理论，除此之外，历史学本身就无任何理论可言了。这是把指导任何社会科学的哲学层次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学本身层次的理论、方法论混淆了。由此自然放弃了对后者的研究。与此相联的，历史学对理论的重视也往往集中在对客观历史过程各种理论问题的研究，包括从客观的整个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社会形态到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理论探讨，这自然是十分必要的，但同样忽视了对历史学自身各种问题的思考。这种情况直到80年代才有明显的改变。

　　还应指出的一点是，严重的教条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31)。它必须不断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回答人类社会发展中提出的种种问题，才能永葆自己的生命力。教条主义恰恰是使马克思主义固步自封，变成僵化的公式，从而扼杀了它的生命力。这种严重的教条主义又同中国相当长时期以来的闭关封闭，与外界隔绝互相影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再加多年来在极“左”思想指导下，政治运动不断，史坛批斗不绝，造成许多史学家长期以来心有余悸。在这种不正常的心态下，不少人宁可去钻故纸堆，选偏题，搞考证，而不愿去冒风险，去创新。而缺乏这种创新精神，正是研究工作的大忌。当然，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以后，已逐步有了很大的改变。
　　上述这些因素使当代中国史学不仅仍保留有某些传统史学范型的特点，而且其中的一些还相当顽固。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研究领域来说，还比较狭窄，政治史的框框并未完全突破，有时表面上虽有突破，却并不是实质性的。在极“左”思想指导下，为贯彻“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一部历史往往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或路线斗争的历史，甚至牵强附会地成为儒法斗争史）。这实际上比传统的政治史还要狭窄。所谓表面上的突破，是指虽然写的不是传统的政治史，而是写例如农民战争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然而，从观念到方法依旧是（或基本上是）传统史学的范型。譬如，不论是写农民战争史，或写思想史、文化史，写的主要是农民战争领袖、思想文化精英，所写的人物中或许不乏出身贫微的劳动人民，但实际上从史学范型的角度看，依旧摆脱不了写精英人物传记的巢臼。新史学所说的“从下向上看的历史”，是指把下层民众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研究他们的心态、情绪、对周围世界的反映。这里所表达的史学思想是，对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甚至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了解，不能只局限于了解当时社会精英的看法，而且更要了解当时普通民众的心态和想法。譬如，研究某一国家某一时期（例如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史，以往只是写这一时期思想家的思想，这自然是必要的，但这充其量只能说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的思想史。要研究这一时期法国社会的思想，普通民众究竟是怎么想的，其心态如何，就必须研究他们，这样才有可能对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的思想状况有全面的了解。这就是新史学和传统史学的不同之处。所以不能简单地只看到研究对象都是思想文化史，似乎都已突破政治史的局限，就以为没有区别了。进而言之，要把群众作为对象来研究，研究其心态和情绪，在史料和方法上必然要革新。因为传统史学的史料大都限于文字材料（也包括考古材料），尤其是官方文献。可是这些材料一般只记载精英人物的活动，芸芸众生是很少有所反映的。因此要研究群众，就必须极大地扩大史料面，把一切日常生活中的遗存物都尽量用来作为史料，譬如遗嘱、帐册、户口或婚姻登记册、税收清单、医院病案等等。总之，“凡是人所有的、依赖于人的，为人服务的、标志人的存在、活动和生活方式的东西”（费弗尔语）都可以作为史料。与之相关，研究方法也必然要随之改变。传统史学的史料考据方法无法处理这些史料，也无法研究普通民众作为群体的历史，只能借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如用电子计算机处理大量史料中的数据，借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由此可见，研究领域的相对狭窄，往往与研究方法和手段的比较落后、史料的相对局限以及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够溶合密切结合在一起。这也就反映出传统史学范型和新史学范型的差异。
　　此外，在对待史料的态度上，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也是有不同的。史料是任何历史研究的基础。传统史学重视史料，注重严谨的史料考证，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新史学同样注重史料的搜集和考证。它和传统史学在这方面的不同，除了上面提到的史料面的宽窄外，还在于它不像传统史学那样止于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以为这样就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新史学看来，史料的搜集和考证是历史研究不可少的基础工作，但严格说来这还不等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要求在史料的基础上作出解释，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当代中国史学虽然早已批判“史料即史学”的错误主张，但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间依然存在着史料才是真功夫，理论是虚的这种观念的影响；或者依然停留在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上，至多把理论变成一种外加的套语或框框；或者满足于线性的因果分析或对史料进行归纳整理、分析排比。这些都表明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还远未消除，虽然说不上就是传统史学范型，但无疑离新史学范型还甚远。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史学观念的变化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新史学强调的是对历史学本身理论、方法论的探讨，这种探讨是和史料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新史学不仅主张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史料（不限于传统史学所说的史料），而且对史料的观念也有变化。当代中国史学虽然注重理论，但缺乏这一层次的理论方法论研究。长期以来，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问题没有提上日程。加上同国际史学的发展长期处于隔绝状态，这也极大地阻滞了中国史学的革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出现了转机，大大加快了史学的革新步伐，在向新史学范型的转变方面已有了很大的进展。无论在研究领域的扩大、史学方法的革新、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史学理论方法论问题的探索、同国际史学的交流等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展。不过，总的说来，这个过程目前还正在进行之中，而且对所取得的成绩也不宜估计过高。应该看到，史学的革新必然需要有一个过程。一方面，史学观念的转变、史学人才的培养、史学作品的完成需要过程，而且客观条件的变化也需要过程，譬如电脑的普及、信息手段的改善、其他学科的发展（尤其是过去较薄弱、近十几年才恢复的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也需要过程。
　　最后还需要指出一点，中国当代史学的发展，由于历史等原因，在某些方面落后于西方，以致新史学范型至今尚未成熟。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史学命定地必须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史学后面追赶。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往往是后浪推前浪，后来者居上。就像经济发展中，不少原先比较落后的国家有可能直接吸收先进国家的经验和先进技术，避免其走过的弯路，从而大大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一样，在历史学和其他科学学科方面也同样可以如此。关键在于，中国的史学要注意发挥自己固有的优势，认真进行自我反思，同时认真批判地吸取西方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根据自身的情况，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并不断加快发展步伐。西方史学的发展对我们只是一种参考，如果盲目地仿效那才是最没有出息的，也必然没有前途。
　　应该看到，西方新史学目前也正处在一种变动和转折之中，也在酝酿着新的变化，甚至可能是新的范型的变化。它过去走过不少弯路，有些做法已证明是片面的、极端的。当然，反面的教训也是一种财富。这些都需要我们以清醒的头脑去加以研究和鉴别。只要我们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发挥优势，博采众长，我们必然会大大加快中国史学的发展，必然会使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在新的基础上发扬光大。

注　释：
　　(1) 这是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例如，可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4、66、327等页。
　　(2) 联邦德国“新社会批判史”学派自称neue sozialgeschichte（新社会史），因它强调史学的社会批判功能，一般被称为“新社会批判史”或“社会批判史”。伊格尔斯还称其为“政治社会史”。（参见伊格尔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史学的新方向》g.iggers，new directionsin historical studies republic〕，载《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1984年第1期第61页）。〔georg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3) 科恩：《科学革命的结构》（thomas s.kul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芝加哥1970年第2版，第175页。
　　(4) 参见纳德尔：《历史学家面前的历史哲学》（g.h.nadel，philosophy of history before historians），载《历史与理论》，第3卷（1964年）。
　　(5) 参见斯托扬诺维奇：《法国的历史方法：年鉴派的范型》（t.stoianovitch，french historical methods：the annales'paradigm）。伊萨卡，1977年。
　　(6) 研究史学本身的发展，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不断探求史学的革新，可以说是新史学的一大特点和一大贡献。正是他们研究历史学家的“技艺”（布洛克，le metier de l'historien）、深入历史学的“作坊”（孚雷〔f.furet〕，l'atelier de l'histoire），立志要为历史学而战斗（费弗尔，combats pour l'histoire）。
　　(7) 即使年鉴派也不能等同于西方的新史学，尽管年鉴派在70年代提出“新史学”一词，并有意识地以此取代“年鉴派”的称呼，用以表明它不是一个狭义的流派。不管如何，完全根据年鉴派来概括西方新史学的范型是不够全面、确切的，更何况年鉴派本身也有许多变化。俄国学者古列维奇甚至认为，说“年鉴派”有统一的“范型”都值得怀疑（参见古列维奇：《历史综合与“年鉴派”》（а.я.гуревич，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синтез　и　школа　“анналов”），莫斯科，1993年，第31页）。
　　(8) 转引自古列维奇，前引著作，第131页。布罗代尔还说过：“在吕西安·费弗尔去世后（1956年），我甚至想停办年鉴杂志。当我于1970年撒手时，杂志已不再符合布洛克、费弗尔或我自己的思想”（转引自《史学理论第1期第115页）。不过，在古列维奇看来，偏离布洛克和费弗尔的恰恰是布罗代尔，他的“地理──历史结构史”研究》1994年忽视了心态史和文化史（参见古列维奇，前引著作，第134页）。这个问题需专门研究，这里就不多说。
　　(9) 参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期第16－17页。
　　(10) 转引自《史学理论》1988年第2期第90页。
　　(11) 例如，勒高夫（j.legoff）就不同意多斯的意见（勒高夫1991年12月与古列维奇的谈话。参见古列维奇，前引著作，第296页）。
　　(12) 伊格尔斯：《80年代的历史学──十年回顾》，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第102页。
　　(13) 70年代以来，“年鉴派”前两代宗师布洛克、费弗尔、布罗代尔强调的“总体史”思想在部分新史学家中间引起了怀疑和反对，如肖努（p.chaunu）、孚雷、贝桑松（a.besanson）、诺拉（p.nora）等，并称目前已处于“史学碎化”的时代（诺拉语）。但以勒高夫为代表的另一些新史学家，仍然坚持总体史的方向，并对历史综合作了新的探索，对总体史作了新的解释，指出并不是只有布罗代尔那种强调结构、过程的包罗万象的著作才是总体史（参见拙文《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14) 勒高夫与古列维奇的谈话，古列维奇，前引著作，第299页。
　　(15) 卡尔：《历史是什么？》（e.h.carr，what is history？），伦敦，1962年，第3页。
　　(16) 布吉耶尔：《年鉴派史学的演变和现状》，载《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26
　　(17) 勒高夫与古列维奇的谈话，古列维奇，前引著作，第298页。
　　(18) 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页。
　　(19)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1972年，第474页。
　　(20) 转引自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第161页。
　　(21) 勒高夫与古列维奇的谈话，古列维奇，前引著作，第299页。
　　(22) 一般也称之为“传统史学”，但为避免与西方“传统史学”概念上发生混淆，本文都称之为“古代史学”。
　　(23) 参见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77页。
　　(24) 参见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59页。
　　(25) 参见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26) 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40页。
　　(27) 有论者指出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有其内在的因素，是从古代史学发展演变而来，反对“移植论”、“断层论”（参见陈其泰，前引著作，第177－179页），这是有道理的。任何外来的影响都离不开对本土传统的吸收、离不开本国的国情，不过无论如何对外来的影响也绝不能忽视。外来影响往往也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
　　(28) 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三联书店，1956年，第161页）。
　　(29) 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30) 参见同上书，第33－34页。
　　(31)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载《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1972年，第4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