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警示的缘起

　　今岁法国弗拉玛里翁出版社特别推出的语言学家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教授的新著《文学的危殆》（la littérature en péril），被称为西方新批评阵营内的“起义”。托多洛夫从法国文坛现时情势出发，几乎全盘否定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法国兴起的西方“新文论”在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等领域的实践，给其贴上了“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三段式标签，称此文论将生动繁漫的文学研究缩微成纯粹的概念探讨和技术性求索，偏离了文学宗旨，给法国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祸。夫唱妇随，托氏之妻南茜·哈斯顿（nancy  huston）曾以小说《断裂线》（lignes de faille）获去年法国“女性文学奖”，今夏在接受《世界报·教育周刊》采访时，积极唱和夫婿的论断，坦言现代法国文学脱离生活，患了“精神分裂症”，是对文学天职的背叛。她特别强调，纯技术性的文学批评形成“偏航”，而这一偏离与当代法国小说的相对贫瘠不无关联。
　　法兰西文学院院士、《从拉伯雷到保罗·梵乐希》一书作者马克·弗玛罗里（marc  fumaroli）继之“揭竿而起”。在接受《新观察家》杂志采访时，他用更激烈的言辞指责新批评在法国文学教育领域故弄玄虚，酿出苦果。他指摘一帮自称注重“科学性”的语言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追随者们占据国家教育决策机构，为患公民教育，导致三代人的“民族惨况”。 且看，所谓具有“超验性”的语言学善于炮制莫名其妙的术语，在学校将优秀的文学诗文欣赏变成戒条式沉闷乏味的概念游戏，使学生兴趣索然，更失去了滋养思维、陶冶性情，抵御消费社会传媒种种弊病的重要职能。弗氏甚至嘲笑说，现行的文论研究枯燥得如同洗衣妇的账目。同时，这位院士把矛头指向阿兰·罗伯·格里耶等人借以出名的“新小说”，申斥彼类形式主义的作品蓄意抹杀小说故事情节和人物感情，陷入写作者的自我膨胀，全失文学创作中启智度众的人文主义飞升。
　　谈及这种偏离的原因时，茨维坦·托多洛夫毫不犹豫地将之归咎于结构主义，认为正是这种形式主义的专制造成当今法国文学极度缺乏活力，乃至在死胡同里徘徊。同弗玛罗里院士一样，他也抱怨前卫的年轻作家无视文学与世情的关系，放弃在叙事中描写人生的传统，将文学创作贬低为简单的文字游戏。这里，他主要指新小说派作家，更牵扯到伴随新小说、新戏剧和电影新浪潮存在的新批评。令人吃惊的是，茨维坦·托多洛夫先生曾经是一位新批评家，特别是结构主义的积极鼓吹者。曾几何时，他自相违背，突然开始回首反思。

　　托多洛夫的心路历程

　　托多洛夫原籍保加利亚，1939年生于书香门第，四五岁时就能阅读《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一千零一夜》，乃至少年版的《悲惨世界》《雾都孤儿》《塔拉斯贡的达尔达兰》和一些苏联小说。上中学后，他又接触了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里、巴尔扎克、莫泊桑和卡夫卡等人的作品。幼小年纪的托多洛夫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樊笼中，他渴求自由天地里的“真实生活”。进入索菲亚大学后，校园内意识形态的禁忌使他更受压抑，感到只有文学可以避开主流言语，不自觉地渐渐滑向对作品所含意义的弃置。他觉得一切都是先入为主的判断，惟有形式主义的探索才是自由的。于是，他在历史决定论的影响下勤力朝着文学形式理论家的方向发展。1963年，他去国到巴黎定居，学文早成，自然而然地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产生浓厚兴趣，进一步研究起文体结构和叙事样态。他集次翻译了1920年俄国形式主义流派的文献，同时又结识了修辞学家钱拉·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俩人大论是弘，一道为缔造“结构主义批评”的深层理论效力。自兹，他加入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人的新批评行列，名声鹊起，俨然成了一位权威，势倾文坛殿堂。如今，凡研究此术者言必称托氏。托氏著作等身，先后发表了《结构主义诗论》《散文诗学》《恶名与善诱》《批评之批评》《世界的新紊乱》《欧洲人的思考》等三十余部学术专著，为文学修辞考究和结构主义批评参照要籍。其《语言科学百科辞典》更为人文学科研究者所必备，影响至今不衰。
　　早在1968年，托多洛夫就在《诗论》中搬出20世纪初俄罗斯文论的形式主义派及“莫斯科语言学社”创始人罗曼·雅各布森倚重技术术语，对诗歌进行语言学研究，探求其固有价值的一整套理论，为新批评运动造势，拓展疆界。曾同托氏合作的亨利·麦绍尼柯当时批评他将诗歌研究局限于对一个作品进行重言式描述，认为那忽略了形式与涵义的统一，显得荒诞不经。麦绍尼柯确信文学与生活密不可分，倡言文学分析要突出创作生命力，消除形式主义。亚里士多德《诗论》研究专家彼埃尔·奥本克也说不能让诗歌的能动性萎缩成抽象的概念。然而，托多洛夫居守继续求新的前卫，他在《幻想文学》绪言里声称一定要“道出作品没有说到的境外之幽”，跟罗兰·巴特所谓“希求的不再是作品本身，而是它的话语”如出一辙。他给《危险关系》一书写的导读——重点在突出体裁、言语和解析等文学范围里的结构概念，而不涉略作者思想在作品里的反映——就是这种理论实践的典型。上个世纪60年代，这种新形式主义在法国形成，托多洛夫可谓为之立下汗马功劳。
　　在回忆新形式主义文论形成的初期时，托氏难以忘情地慨叹：“显然，当时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是十分诱人的。否则，它们不可能使整整一代人着迷。倘若说那样可以使人对社会和作品另开眼界，其惹人注目的辞体难免屏蔽文学的对象。”接着，他又说：“结构主义在学校里的传承导致方法嬗变成了目的。原本用于更好理解文本和社会现实的工具，转而成为一种终极目标，这并不符合我本人的求索。我自己在演化，现今对智性体验与生活的隔绝产生质疑。因为，透过形式结构，文学让我感兴趣的，依旧是人类的境遇。”听其言，似乎老迈的托氏已感觉出自身的不甚协调了。

　　应该承认文学是思想

　　托多洛夫断言，现代文学正受到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严重威胁，从中学到高等学府的文学教学已深陷纯技术性的危险泥淖，不得自拔。其警世箴言正通过媒体，特别是由法国新当选总统尼古拉·萨科奇提议而设立的“人文科学教育思考委员会”散播开来。
　　在接受《世界报·教育周刊》杂志采访时，托多洛夫回答：“应该承认文学是思想。正因为如此，我们还在继续阅读古典作家的书，通过他们讲述的故事看到生存要旨。当代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却常常显示这种思想与我们的世界业已中断了联系。当务之急，是要言明文学不是一个世外异域，而属于我们共同的人类社会。”
　　托多洛夫接着申明，他并非要谴责文学上的形式、虚无和唯我倾向，而是对这类理论统治社会的现象不敢苟同。所以，他写了《文学的危殆》，声言“21世纪伊始，为数众多的作者都在表现文学的形式主义观念……他们的书中展示一种自满的境遇，与外部世界无甚联系。这样，人们很容易陷进虚无主义……琐碎地描述那些个人微不足道的情绪和毫无意思的性欲体验”，“让文学萎缩到了荒唐的地步”。托多洛夫还说：“第三种倾向是唯我独尊，原本始于惟有自己存在的哲学假设。最新的现象为“自体杜撰”，意指作者不受任何拘牵，只顾表现自己的情绪，在随意叙事中自我陶醉。”作者的结论是：从20世纪到21世纪初，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和唯我主义在法国形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而导致一场空前的文学危机。
　　南茜·哈斯顿属而和之，颇有感触地肯定现代文学有“自恋癖”。她着重指出：“这种精神分裂症在我们中间蔓延开来，造成一种分化局面。一方面，舆论把虚无主义文学吹捧上天；另一方面，庶民的生活意愿则遭冷落……我感到，这是放弃，几乎背叛了文学的圣约。”她列举了伯恩哈特、耶利内克、昂戈（chiristine angot）、乌埃尔贝克（michel  houellebecq）和昆德拉等当今走红的欧洲作家，表示无法赞同他们的创作倾向。因为，对他们来说，“惟一可能的认同，是读者应赞同作家傲慢地否定一切，再加上对文学体裁和文体神圣意念的超值估价，读者惟一合乎时宜的应和，就是赏识作家的风格和清醒的绝望，而后者则过细地肆意描绘，从而唾弃眼下这个不公平的世界。”针对这种现象，南茜·哈斯顿写了《绝望向导》（professeurs de désespoir ）一书，指斥虚无主义派作家，“面对着一些绝望向导，一些狂妄自大，而又绝顶孤僻之辈，一些憎恨儿童和生育，认为爱情愚蠢之至的人，怎么还能来构思一种大体还过得去的日常生活呢？”最后，托多洛夫道出了他们夫妇的心声：“这种虚无主义的思潮，不过是对世界前景极端的偏见。”

　　文学滋润是文学教育的核心因素

　　文学研究中形式主义泛滥，法国教育系统也深受其害。短短十几年内，中学里选择文学方向的学生，从原先的33%骤降到10%。1994年至2004年期间，托多洛夫曾在“法国国家教育规划委员会”担任要职，如今不得不承认自己应该对这种糟糕局面承担责任。他悔恨说：“对于把符号学引进中学教育一事，我所参与的运动自然得负一部分责任……教师们因之感到失望和幻灭。因为，他们原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任教的，本不该来贯彻这一位或那一位文论家的抽象概念。”
　　照托多洛夫看来，学校文学教育的恶果是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之过。他揭示，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教学就堕入无视文学本身，而专门咬文嚼字的深渊。工具和方法取代了文学对象，表面形式掩盖了实质内容。譬如，学生在读波德莱尔的诗作时，必须弄清楚修辞学换喻与提喻的区别，对“恶之华”的美学内涵却无动于衷。学校的目标不单纯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人的精神，让人真正学会处世。在这方面，文学滋润是教育的核心因素，决不能将研究方法当成终极目的，那悖逆文学天职，现在该恢复文学教程的原本要旨了。
　　南茜·哈斯顿坚信文学触及事物的本质，深入人的灵魂深处。她也曾对罗兰·巴特的暗码结构解密法着迷，并紧随其后。但如今大觉，顿悟彼翁的雕虫之术空洞贫乏，只注重历史结构分析戒条的内限，远不及认真研究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那么触动人心。她特别批评《基本粒子》《平台》和《可能岛》的作者米歇尔·乌埃尔贝克，指责此君的作品里已无具有个性的人类，只剩下一群失去灵魂的乌合之众，这当然无益于让年轻学生睁眼看世界，体验他们自身的生活。凡此种种，作家应当警戒不怠。
　　至于马克·弗玛罗里院士，他受命主持“人文主义文化最低限度教育大纲思考委员会”，志在激扬文教，所持观点同托多洛夫和南茜·哈斯顿略同，也为法国学校的教学状况担忧。他说：“我怕很少中学生能有机会接触到尼采，或者托尔斯泰的作品……现有的教学大纲繁琐得令人窒息，充斥着教师培训学院炮制的术语……经典诗文名著都被所谓的超验科学弄得全失其物象意趣，乏味不堪……我们的任务是恢复简洁明晰的教学，同时又不忽视学生判断能力的培养。”
　　显然，弗玛罗里攻击的也是新形式主义文论家，讥讽他们起先发了寻章摘句的文饰狂，今天突然跳起脱衣舞，转身溜之大吉。这里，托多洛夫不幸被言中。历史无情，今朝被现实否定的，恰恰是昔日的“积极影响”。

　　现今的法国文学何时有回天之力

　　像一块投入池塘的砾石，托多洛夫新著《文学的危殆》溅起了水花。《新观察家》《方位》《玛丽亚娜》《影视综艺》《世界报·教育周刊》《十字架报》和法广文化台等媒体纷纷报道和发表评论，展开了一场关于法国文学现状的讨论，涉及到整个西方的新文论，尤其是文学批评与研究。
　　《玛丽亚娜》杂志用“全盘否定”一词来突出托多洛夫对当代法国小说的总评价。《新观察家》则体认法国的知识与价值传承出现危机，文学受到狭隘观念的压抑，偏离宗旨，需要深究根源。《世界报·教育周刊》尊信托多洛夫的分析，称他和南茜·哈斯顿敢于挺身而出，努力捍卫法国文学，而它正受到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和唯我独尊论及危险的纯技术性教育大范围的统治和严重威胁；后者无异于美人鱼妖媚的歌声，海上水手理当竭力抗拒。
　　在《文学质疑》一文里，女评论家安娜·苏菲谈到一些人对《文学的危殆》的非难，认为不应压制一位“前结构主义者”的反思。因为，他醒悟到自己引进教育界的“解构方法”会毁掉学校的教育。  她指出托多洛夫切中了法国当代文学的要害……坦率揭露了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 “虚无主义”和“恋己癖”。她追忆了朱利安·格拉克在1950年发表的文章《胃口文学》，说作者摈弃萨特和德·波伏娃夫妇的“存在主义”，实际上是对社会上盲从哲人倾向的否定；现今托多洛夫抵制一种文学逆流，完全是从全局观出发的。她吁请作家切忌“以天主自居”，勿再自我欣赏，彻底摆脱形式和虚无主义的束缚。
　　另一位文学评论家莫奈尔也通过电台发表看法，体味托多洛夫关于法国当代小说“蜕化”、“缩水”和“平庸”的高论。他确认，近年来法国文学界奉行纳蕤思主义，热衷于系统的“自体杜撰”，法国小说遭难，变得语言封闭，空无思想，惟余绝对的自我满足，实让人难以承受。他认定法国小说当今处于志乱神迷的萧条滞境，依旧不见后来者能使之复苏。实际上，目前六角国国内追捧的作家，在其疆界外均引不起什么反响，甚至备受冷落。核心问题在于，他们确实无话可说。最典型的例子，是2005年龚古尔文学奖竟然颁给了弗朗索瓦·沃耶冈（franchois weyergans）的《拜母三日》。而其作者只不过是借小说形式填充自身想像力的缺失和虚空。像乔纳森·利特尔那样求助于折射写实主义，实际上也无济于事。法国文学正被一帮“先锋头目”窒息，复兴尚待时日。 既然如此，又有何理由拒绝反思，不来分担托多洛夫的忧心呢？莫奈尔的结论是：“总体上说，现今的法国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如同止水……不知靠谁，又到何时才能有回天之力。”

　　反对派：当代文学如原上草，岁岁枯荣

　　然而，评论界对托氏言行所执各殊。有一批乐观派，尤其是靠“新文论”在学术上发迹的显要们，害怕失去自己成业的既得地位，故切齿对《文学的危殆》一书作者群起而攻之。他们不厌其烦地引用罗兰·巴特和马尔泰·罗贝尔的经典，反驳托多洛夫对新批评的“诋毁”，称其给法国当代文学“抹黑”。女记者纳塔丽·柯罗姆在法国教育部为教师和相关人员规定的必读刊物《影视综艺》上发表文章，反击托多洛夫的“起义”。柯罗姆一口咬定：法国小说处于极佳状态，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且还会锦上添花。她援引埃德蒙·龚古尔关于小说已经衰颓殆尽、无语再发的名言来反证新文论出台的现实根据，为当前法国文坛的衰惫辩解。岂知，埃德蒙·龚古尔的话是有历史背景的。而且，正是龚古尔兄弟在左拉之前提出了自然主义的系统文学理论，革新了19世纪后半叶的法兰西文坛。柯罗姆女士搬出埃·龚古尔来掩护己说，似已遗忘了法国文学史。
　　更有甚者，雅克-彼埃尔·阿迈特在《新观察家》杂志上撰文，狠批《文学的危殆》一书诞谩，称作者是惟言可非之事以为说，对法国当代文学的武断否定无所凭依，也根本不符合事实。依他看，从蒙田到莱奥托和弗朗索瓦·努里西埃的自传文学谱系是不可弃绝的。当代文学虽遭受达达流派和超现实主义的重创，让超市商品化，任“捉刀人”败坏和被令人难以置信的电视台糟蹋，但“小车不倒只管推，依然满载前行”，甚至在魔法的庇佑下十分强健，似原上草一般，岁岁枯荣，涌现出塞利纳、格拉克、勒·克莱西奥、尼娜·布拉维和奥利维埃·罗兰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作家，与托氏描绘的赤贫文艺图景甚不相符。阿迈特尤其不能容忍托多洛夫对克丽斯蒂娜·昂戈的“自体杜撰”、乌埃尔贝克的“苍白宇宙观”和午夜出版社一群新小说家“空白写作”的影射严责，贬其为“博学的鼓噪”、“结清商的陋姿”和“殡仪馆装殓作态”。如此“妙喻”可谓严厉尖刻之至矣！阿迈特还批评《文学的危殆》一书作者在谈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欧洲18世纪突变及莱辛、康德、贡斯当，特别在对比乔治·桑与福楼拜的意识形态时，谬戾显然，且其说教离奇怪诞，欲语又止，让人不知所云。
　　阿迈特揭其老底说：“茨维坦·托多洛夫系符号学家兼历史学家，享有国家科研中心荣誉导师的头衔，是一位学有经法，非同小可的人物……现在，他居然揭竿起义，宣告从蒙田到塞利纳的文学杰作处于危境，法语教育因转向符号学和诗学酿成一场灾难。可是，他曾在上世纪70年代主办《诗学》丛刊，恰是这方面一位显赫的辩护士。而今，竟然是他来揭露人们在学堂用可怕的方法解构文学经典，惊呼优秀文本被人从它们的历史时代切除下来，放上陈尸台，用所谓的‘概念’手术刀解剖，简直变成了制造死亡的行当。他还称那是一套莫里哀式的巫医胡诌，扼杀了阅读者的眷慕,自己现在好像有些悔恨莫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正是托多洛夫本人对装备这一套法医工具做出了贡献,而他自己今天反而见之毛骨悚然了。因为这种概念工具将文本里的黄金屋变成了铅房,导致学生对文学经典失去兴趣……确实，比起文学试场上的结构主义者们来，谁不更喜欢拉封丹寓言里欢叫的青蛙？比起塞里西学术讨论会上那些符号学家的阅读表格，谁不更喜欢听左拉小说里的情爱絮语？比起钱拉·热奈特的文体错格，谁不更想一睹普鲁斯特笔下巴勒贝克堤岸如花美姝的芳容？”
　　依阿迈特所见，托多洛夫的指责远远超出了学校范围，实际是针对一批他所谓的“涂炭生灵”的作家。他说：“托氏还鞭笞‘自体杜撰’的文学类别，咬定此类作家导致了文学的没落。”由此，他给托多洛夫扣上了“伪虔诚信徒”、“没落学家”、“怀旧者”和“清算派”等一连串帽子，大有欲将托氏钉上耻辱柱之势；只缘一个反叛者有意无意冲击了法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既立秩序。

　　域外旁观者的思考

　　异国之说，实难详悉，笔者更无意介入托多洛夫近著《文学的危殆》当前在法国引起的激烈争论，只觉得当今世态总有出人逆料之处。譬如，现今对全球化最强烈的批评竟来自起初全球新经济理论的鼓吹者。在文学领域，像季诺维也夫等被苏联“革出教廷”的不同政见作家，在西方受宠几十年后一反常态，声称那边既无自由亦无民主，纷纷返回了自己的祖国。茨维坦·托多洛夫当不属此类，但他原先也是不愿在保加利亚受文化压抑，24岁时到法国选择了不那么约束人的自由学术环境，兴奋地投入欧洲文学研究的新形式主义热潮，完成了学术上的“语言学转折”。法广文化台提醒听众说：“这个时期，像热奈特或巴特一样，托多洛夫是一位形式主义论者。他们都力图从特殊的形式结构来阐释文学作品……终了，托多洛夫经过反思，发现这种方法过于死板，乃舍虚就实，归根返约。”
　　试想，当年托多洛夫跟热奈特一道推翻“作家-批评家”的传统模式，代之以“作家-批评家-学者”三合汇，弃置文本充溢蕴涵的研究，只专注于呈现创作的结构规律。但是，文学作品的结构一般是离不开作者的思想与艺术观的。天花散尽，起始托氏的“三合汇”，随时移蜕变为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和唯我独尊的“三合一”，在法国文学批评和教育界泛滥成灾。托氏自己也难避伪学者，靠骗术欺世盗名之嫌。这一切，究竟是谁之过？
　　在阿迈特和纳塔丽·柯罗姆等人眼里，若托多洛夫所言属实，那么他自己则无疑是个始作俑者。托多洛夫是否从一个极端跳至另一个极端？自然，他这桩“文学公案”应由法国人来公判，此是彼非，以正褒贬。西学东渐，于今我国有的高等学府里，人文科学的前沿研究也将欧美的形式主义大师们奉若圣明，这种局面造成研究者役人，往往比创造者更凸显的现象，正应了美国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今世见证：创作艺术的实践降格到了受学问奴役的地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今求实之士尽没为隶。
　　高者流，卑者止。上界钟声下界闻。欧陆衰翁茨维坦·托多洛夫将摘叶寻枝的虚境翻成灵性的悟境。为匡正流弊，他专门出书志怀，破崖岸而否定了自己在新文论上的无前赫赫伟绩，实催万方众人警醒体悟，联想到英国浪漫派诗人华滋华斯听厌盲风怪雨的诗句：“我们的喧哗岁月，不过是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