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学是人的符号性存在方式。换一种说法，文学就是人学。人这一现象十分复杂，其一种体现方式是多元统一体。因此，文本主题的多元性是文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何善秀、李宗的文章就是这一理念的阶段性成果。大工业化及大工业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进程，但也给人类带来了不小的灾难，文化、精神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就属此列。所以，相关现象成为文学研究的另一个论题。梁中贤、于云玲的文章当属这一论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提 要：享誉文坛的后殖民作家奈保尔始终关注移民作家的文化身份诉求及错位生存状态。他通过自己的叙述，对亚非拉后殖民家园进行全面书写，构建一个多元的、超越性的文学世界。本文结合后殖民“第三空间”理论，以他的文本分析为基础，解析奈保尔小说的多元化主题。
关键词：“第三空间”; 后殖民; 多元化
the study on pluralistic theme in naipaul’s novels under postcolonial context
he shanxiu li zong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v. s. naipaul, a worldly famous postcolonial writer, always expressed his unchanged concern about cultural identity of immigrant writers and their displaced living state. his creative writing, in which he has build a pluralistic literary world that transcends racial barriers, serves as a panorama of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in postcolonial period. based theoretically on homi baba’s a third space, his major works are discussedin the perspective of pluralistic themes.
key words：a third space; postcolony; pluralism
1 漂泊于“第三空间”：奈保尔的两难文化抉择
奈保尔是典型的后殖民作家，是一个双重移民。他祖籍印度，幼年却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长大。在特立尼达，奈保尔所属的亚裔印度人作为一个族群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既非土著也非主人。奈保尔虽生活在当地印度社区里，但他从小受其父影响，深爱英国文化和英国文学，在殖民地学校接受的也主要是西方文学传统。特立尼达是奈保尔的出生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熏陶的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外来者；他是印度教徒后裔，却疏离印度的文化传统。后到英国求学，工作期间，虽定居英国，使用英语写作，获得英国国籍，但他始终感觉是外来者，一个前殖民地人。在英国，他受到欧洲正统思想的熏陶，西方崇尚的个体价值、自由以及理性主义与印度的宿命论、形而上学的印度哲学、消极的人生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冲突，这不能不使奈保尔感受到强烈的冲击以及思想上的分裂。三访印度的奈保尔经历了从回家的激动、身份的认同感到辛辣的批判、局外人的视角，对于印度奈保尔始终处于既亲近又疏离的两难抉择中。他在1962年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故国之行后总结说，“直到返回伦敦, 身为一个无家可归的异乡人, 我才猛然醒悟, 过去一年中, 我的心灵是多么地接近消极的、崇尚虚无的印度传统文化; 它已经变成我的思维和情感的基石”。同时，他又发现，一旦回到自己赖以生存的西方文化中间，“印度精神悄悄地从身边溜走了。在我的感觉中，它就像一个我永远无法完整表达，从此再也捕捉不回来的真理”（奈保尔 2003a： 403）。在母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他始终面临既亲近又疏离的两难抉择。
霍米·巴巴在专著《文化的定位》中创立并阐释了 “第三空间”概念，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在宿主文化中的少数族裔和第三世界的人们生活在“第三空间”这一观点。巴巴认为他们居住在一个“文化之间”的状态。巴巴指出,“第三空间”是指“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会打开一片‘罅隙性空间’(interstitial space) 、一种罅隙的时间性，它既反对返回到一种原初性‘本质主义’的自我意识，也反对放任于一种‘过程’中的无尽的分裂的主体”（生安峰 2005： 298），它并非是差异的或抗争性的立场位置的大结合，相反它“既非这个也非那个(我者或他者)，而是之外的某物”，是无意识的、不确定的和“本身是无法表述的”（bhabha 1994： 36-37）。双重的移民身份，两种文化既无法割舍又不被接纳，奈保尔漂泊在一个非此非彼的空间里。无论是在特立尼达人、印度人眼里还是在西方世界看来，奈保尔都是外来人；奈保尔无论身处何地，都深刻体会到无家可归。
2 开创自己的第三空间：多元化主题的文学世界
自1954年创作第一部小说《米格尔街》，奈保尔就开始了对后殖民家园的书写。这是一部回忆录式的小说系列，他始终以一种讽刺性的幽默记录他童年对家乡英属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的印象。通过一个印度裔小男孩的视角，他讽刺了米格尔街的种种愚昧和混沌，描写了众多小人物麻木、毫无希望的生活，又同情于街上的人们朴实的无知和天真。1961年，奈保尔发表其成名作《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 它讲述了印度裔婆罗门莫洪·比斯瓦斯先生为寻找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子奋斗一生,用他的人生经历再现了特立尼达寻求独立的历史过程（李雪 2003：146）。这两部奈保尔的早期作品都是对前殖民的芸芸众生不幸和悲惨生活的刻画，那里充满了贫穷、堕落、屈辱、孤单和悲观，反映了宗主国文化思想在前殖民的残留及其深远影响。印度是奈保尔想象和记忆中的家乡，他3次回到印度，把对母国的印象和感受记录在他的《印度三部曲》中。其中，有他对母国割舍不去的思念，也有他对印度扑面而来的贫穷的现实、肮脏的环境、拥挤的人群、阶级种族观念和社会的混乱无序的批评。他肯定了英国文化对印度发展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由于印度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中，虽然独立后国家获得了主权，但千年来受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规训甚至覆盖，印度的精神世界处于混沌之中。他认为在获得新生后何去何从，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上，印度采取了向后看的态度。在对出生之地、祖先之地，从后殖民的视角清醒而批判地描写后，奈保尔将他的视野扩展到整个亚非拉第三世界。他游历于比他的特里尼达大得多、比他的印度故乡广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并对这一帝国的边缘进行了全面的、多元的书写。
2011年 何善秀 李 宗 后殖民语境中奈保尔小说多元化主题研究第1期
上个世纪70年代起，奈保尔先后走访了刚果、卢旺达、布隆迪等，出版了 《自由国度》和 《河湾》。《自由国度》由5个故事连缀而成，是奈保尔的重要作品，获1971年布克奖。在这部作品中，奈保尔在序曲中叙写了无名氏流浪汉与他人格格不入的孤独与怪异的性格，在尾声着力描述了埃及的贫穷，也展示了中国人乐观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在主要故事《自由国度》中，他围绕自由这一主题，揭露了殖民者在文化、精神领域的影响和渗透，清醒地指出原殖民地人民在帝国逝去后，处于表面获得自由，精神上却处于麻木的“不自由”状态。《自由国度》中有多处对非洲军人的描写：“那些非洲士兵们却半闭着眼睛，神情恍惚，彷佛在跳着一种丛林舞蹈”（奈保尔 2008：217）；“军队里的伙食吃得这些非洲人肠圆肚肥，腰粗腿壮，而那个以色列教官却矮小单薄、非常瘦弱”（奈保尔 2008： 218）；“隔一段时间就有军队的卡车慢慢地开过去。绿色的军便帽下面是士兵们肥胖而没有表情的脸，早上洗过，脸色依然暗黑”；军人的天职本为保卫疆土，但与其他瘦骨嶙峋的非洲人形成鲜明对比，“山谷里的非洲人往往很瘦，衣衫褴褛。而这个士兵烫过的制服紧紧包裹着他浑圆的胳膊、大腿和士兵特有的圆肚子”（奈保尔 2008： 267）；非洲的军人养尊处优，却冷酷无情地毒打自己的同胞，剥夺他们最后一点尊严，非洲人仅仅因为这些是国王这一部落的，“他们是国王这一部落的黑人……他们穿衣蔽体，修建道路。但是他们作为自由人曾经拥有的这种尊严已经被剥夺了……有些人被捆了起来，按照丛林的传统方法，脖子靠脖子，三四个人一组，好像要卖给贩卖奴隶的商人一样。所有人身上都带着血迹和被殴打后的红褐色。有一两个看上去奄奄一息”。 文中的“自由人”在殖民者离去后获得短暂的自由，再次沦为奴隶，不同的是，被自己的同胞兄弟奴役。作品体现了作家深切的人文关怀：殖民者离去之后，部落之间结怨已久，随着各自的独立，彼此间的不安愈发严重，领地之争重将非洲置于战乱之中。精神迷茫、无所适从的非洲人何处寻找真正的自由？这部小说另一个重要主题是欧洲殖民者在对非洲国家实行殖民的两种态度：小说主人公琳达和鲍比分别代表了强硬派和温和派。在琳达眼里，黑人是未经教化的人种，她“从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种地”（奈保尔 2008：137），认为“他们都应该生活在丛林里”。她将搭便车的非洲人中途赶下车，浸泡在雨中，并认为“味道真难闻”,“绝对是歹徒。我可不想仅仅因为太善良不愿对非洲人粗鲁而送了命”。她视非洲人愚昧、低劣；看见穿着新衣服的非洲人，她坚信，“山上面的某个地方，他们脱光了漂亮的新衣服，正光着身子跳舞，手拉手一起吃粪便。总统可能给他们送去了一份上好的粪便”（奈保尔 2008： 207）。鲍比为寻找自由来到非洲，他美好的初衷是“我来这里是服务的，我不是来告诉他们如何管理这个国家的”。沉浸在殖民主义思想中的鲍比逐渐自我分裂，性格中既有殖民者高高在上的姿态：“我是一个政府官员”，“你怎么敢把你的背对着我，当我叫你的时候”；也有对非洲人的同情和悔意：“我已经毁了他可怜的一点尊严”（奈保尔 2008：187）。在独立后的非洲大陆，如果不彻底根除思想上的殖民，对自由的追求注定失败。奈保尔始终保持客观冷静的叙述，他突破了自身族裔性的局限，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战后跨越亚、非、欧美的全景图。
《河湾》是奈保尔的代表作之一。主人公萨林姆是居住在东非海岸的印度裔青年，其祖先也是由于殖民主义时代的人口迁移来到非洲海岸，故事的主要人物有来自阿拉伯、葡萄牙和波斯等其他地方的移民。“不过我们不能把自己说成是阿拉伯人、印度人或波斯人。和这些地方的人比较起来，我们感觉自己是非洲人。”作者淡化人物民族身份，故事中人物的经历，代表了后殖民社会人民的共同经历；作者并未给出确切的地名，因此河湾镇就具有普遍意义，小镇代表了独立后整个非洲国家，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独立后的状况。模仿是该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殖民者离去后，缺乏历史、文化根基的后殖民社会不能适应新时代环境的要求，为了寻求自身发展，后殖民国家政治、经济及文化各个层面模仿西方国家先进模式，但又未能考虑到自身实际情况，盲目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灾难，使后殖民非洲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河湾》中，独立后的领导人总统全盘模仿前宗主国政治理念和具体措施。他建立的“新领地”，实际是非洲的小欧洲，是欧洲的移植，“非洲式的非洲将要退让”了：士兵们充当导游，穿着破烂衣裳的非洲人在新领地说粗话，闲逛。辉煌的仿欧式建筑耗费巨资，只为了满足总统个人对欧洲的憧憬。极具讽刺的是耕种非洲现代模范农场的6辆拖拉机“在空地上一字排开，都已经生锈，周围长满了野草”（奈保尔 2003b：105）。尽管总统刻意穿着非洲风格的服饰，但他大搞西方式个人崇拜，下令全国各处悬挂自己的照片，带领所有政府官员朝拜自己母亲的村庄，建立圣母像；他仿效西方国家领导人，发表电台演讲，宣扬多数非洲人无法理解的西方理念。他的思想语录《格言录》成为官员们谋利的工具，孩子们则不得不在泥泞中举着他的语录，高呼他的名字；他雇佣西方学者当自己的智囊团，就连他向自己顾问的妻子问候的方式也是从戴高乐那里学来的。《河湾》中本地非洲人几乎都被描绘成拙劣的模仿者。这些刚刚脱离殖民统治的人盲目模仿前宗主国或发达国家,模仿发达国家人民的奢侈生活。“我”向费尔迪南炫耀廉价的“他们”发明的双筒望远镜和高级相机，“仿佛这些东西的设计发明也有我们的一份功劳”（奈保尔 2003b：44）。他们只对新东西甚至现代化的东西感兴趣, 但他们都只是在盲目地消费西方来的现代化商品, 根本不了解这些东西的用途, 卫生间里的抽水马桶竟然被用来泡木薯。“我们制造不了, 但可以买进卖出。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原理是什么。只要有钱, 就可以把这些神奇的东西吸收到丛林深处来, 让我们如此随意地买进卖出!” 对新一代非洲人的关注：费尔迪南是新一代的非洲青年的代表，他上公立学校，穿着颜色鲜艳的运动夹克，“无疑，他觉得这样就能显示他从欧洲老师那里学到的风度”（奈保尔 2003b：46）。非洲人甚至模仿西方的黑人民权运动,主人公萨林姆家乡——非洲东海岸发生了黑人起义，“非洲人终于把阿拉伯人（其实他们和服侍他们的非洲人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打倒了”（奈保尔 2003b：28）。据萨林姆的仆人——一个孩子说，“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样子，好像刀子砍不死人，好像人不是肉长的”；“受害者是我们从小就认识的人”（奈保尔 2003b：31）。为了模仿的黑人民权运动，导致非洲人为了反抗而反抗，屠杀与他们没有什么两样的亚洲人，欧美的报纸竟然大力吹捧和赞赏。在奈保尔的另一部作品《抵达之谜》中，作者揭示了饱尝白人歧视的非洲人模仿白人，歧视其他人种。在一次海上旅途中，文中 “我”因种族歧视被安排在单独的舱室。当一个黑人，与“我”一样，也是前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人被安排与“我”同住时，他坚持拒绝，要求与白人呆在一起，原因是“我”是有色人种（奈保尔 2006：128）。奈保尔以局外人的角度，指出盲目模仿必然会使非洲更加混乱，极端保守主义只会导致历史的倒退。《河湾》中，他揭示了土著对西方文明既依赖又害怕仇视的矛盾心态。“毁了小镇，他们又感到难受。他们又盼望这里出现繁荣。现在，小镇真地露出了一点生机，他们却又害怕起来。”（奈保尔 2003b： 68） 在刚独立时，他们毁灭了殖民者留下的一切来表示他们对殖民主义的愤怒，然而赶走一切外国人，拒绝接受外来的一切，号召非洲人重返殖民前的状况，重返丛林并不能解决非洲物质文明的匮乏和独立后精神世界的混乱。
奈保尔在作品中还深刻思索第三世界妇女和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非洲妇女深受多重压迫，遭到白人、当地亚裔移民甚至本地非洲人的歧视，与动物的地位无异，甚至被妖魔化，如《河湾》中费尔迪南母亲扎贝思。在《自由国度》和《告诉我杀了谁》中，“我”的表弟和弟弟是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的典型，都肩负祖辈的重担，希望通过知识改变个人命运，结果都成了失败者，变成西方世界里“晃晃悠悠、无所事事”的人。《河湾》中因达尔在宗主国接受欧洲文明，结识了一位对非洲事务感兴趣的美国人，加入了一个欧洲援非组织。从此，他开始出入各个大学讲学，谈论非洲的美好前景。后发现自己只是被白人利用的工具，同时回到非洲的生活让他清楚地看到独立后的非洲的阴暗面、贫穷以及落后，政治上盲目模仿导致局面混乱、官员腐败、文化虚无，个人通过知识改变国家命运的努力同样也以失败告终。
80年代，奈保尔走访了刚果、阿根廷、乌拉圭，著有《刚果日记》和《伊娃·庇隆归来》；80年代和90年代后期，分别走访了当代世界最富有争议的地区——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并出版游记《在信徒中间：在伊斯兰地区的旅行》；后来他又游历了上述4个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出版作品《难以置信》。在作品中，他对于伊斯兰教的批评尤其严厉,曾将伊斯兰教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与“殖民主义”相比较,如此刻薄、大胆的批评引起伊斯兰世界轩然大波，也令西方左派和极右派都对他的言行极为不满。然而,在这些刻薄言辞的背后,我们所看到的是他作为一个正直诚实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及其对于广大被压迫者和倍受愚弄的“边缘社会”人们命运的终极关怀。
与此前特立尼达的童年追忆、印度的寻根相比，奈保尔撕毁自身族裔的标签、文化身份的属性争议，从一个“无根人”的角度，深刻、清晰地描绘了广大的前殖民地区在殖民者撤离后的生活状态，寄托了他深刻和广泛的人文关怀。这种族裔的突破、宏观的书写角度赋予他的作品世界意识和多元的特性。
3 结束语
双重的移民背景、双重的文化身份，对故国难以抉择的情感注定奈保尔无法真正融入任何一种文化，唯一的选择就是永远的漂泊。奈保尔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创造了一个第三空间，既非此亦非彼的空间。他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不再眷恋本土,而是自愿地在外漂流,寻找自己“想象中的家园”。多元复合的文化背景使奈保尔具备了理解文化差异的必要素质,也使他更能深刻体会优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差异意味着什么, “他在东西方两大文化范畴之间徘徊:既有文化依赖又有文化反抗”（崔新梅 2005：35）。这些都成为积聚在他作品中的深刻的底蕴。漂流生活中他写下了很多文化考察性的旅行志体小说和自传体小说,作品所涉及的地域延伸到了印度、非洲、南北美洲和亚洲的伊斯兰国家。他深刻地描写了深受殖民主义影响的印度、非洲、加勒比地区等发展中国家的动荡不安、暴力和绝望。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他将对人类命运的关切融入历史描写之中，是继康拉德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编年史作家（阮学勤 2002：133）。他是一个无根人，正因为他这种游移不定的漂泊状态，这种对于两种文化进退维谷的处境，使得他获得了观察世界和人生的有利地位。他选择世界范围的游历，旅行拓宽了奈保尔的视野，他从关注自身的文化身份升华到整个第三世界独立后的文化状态，从个人家园的寻找上升到世界公民的高度，为战后人类的命运注入自己的理解，在自己的作品中创建了宏观的家园。从早期的寻根之旅到中后期世界之旅，是他从移民作家到世纪性作家的成长过程，奈保尔通过自己的叙述创建了自己的第三空间，即一个宏大的、普世性的人类家园。正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所说，“维.苏. 奈保尔是一个文学世界的漂泊者，只有在他自己的内心，在他独一无二的话语里，他才真正找到自己的家”（阮学勤 2002：133）。也许，他只有在自己多样化的文学世界里才能找到暂时的满足。
参考文献
崔新梅. 在帝国的背后抵达或流浪——论奈保尔的文学世界［j］.平顶山学院学报, 2005(1).
李 雪. 奈保尔《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的后殖民解读［j］.学术交流, 2003(3).
奈保尔. 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m］.北京:三联书店, 20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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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 抵达之谜［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6.
奈保尔. 自由国度［m］.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阮学勤（译）. 瑞典文学院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j］.世界文学, 2002 (1).
生安峰.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初探［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london & newyork: routledge, 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