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的问题，是两千年来学界研究最多、分歧也最多，并且对我国封建时期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争论的核心是：孔子有没有作《春秋》？作的是一部怎样的《春秋》？其《春秋》大义究竟在哪里？与之相关的还有：《左传》与《春秋》是什么关系？《左传》的作者究竟是谁？等等。这些都是关系到史学、文学、哲学的重大问题，两千年来学人对这些问题曾进行了种种探索，提出种种推测。然而，由于第一手资料的缺乏，难以得出明确而统一的结论，但谁也没有否定这些问题的学术价值。牛鸿恩先生却因为笔者的“人微”，公然表示不屑，说：“姚女士是古今提出孔子作《左传》的第一人。她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低估了两千年来的学人，高估了自己……她所谓孔子作传是‘先秦以来全部典籍……证明的铁的事实’，足以引发人们思考。这等于说，两千年来的学人对于‘全部典籍’中无所不在、唾手可得的‘铁的事实’，竟然个个熟视无睹，只有她一人‘敏锐地’出来揭‘秘’，这绝对背于情理”，于是想一棍子将其打倒，说“她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乃至株连到孔子、孟子、司马迁，称“孔子作《春秋》”乃孟子、司马迁的“圣化”“造伪”，全盘否定了孔子作《春秋》的史实。其态度之蛮横、论证方法的主观武断、强辞夺理，措辞之粗鲁，在笔者平生还是第一次领教。

在学术上进行探索，发表不同的看法，这本是最正常的现象，也只有在不同意见的争鸣中，才能推动学术不断进步。但象牛氏这样，因为对方作出迥异于前人的学术见解，而又不够“大腕”，就对他的劳动成果、研究价值全盘否认，扣以“高估自己”“低估两千年学人”的罪名，实不多见。按照牛氏的逻辑，固守习见或剽窃前人的倒是“谦虚”“尊重两千年学人”的美德了？

诚然，“孔子作《春秋》”的问题，十分复杂，甚至令人望而生畏。在牛氏看来，这样的问题，象笔者这样既非“腕”们亦非“爷”们的，竟敢斗胆过问，而且竟敢向传统挑战，推翻两千年的习见，指出其误区，“绝对背于情理”。照此说来，在科学研究上也应当恪守“长幼有序，贵贱有别”的祖宗遗训，那么，我们只应永远停留在孔子、孟子的水平，否则，岂不是“高估了自己”，“低估了两千年的圣人”？牛先生也许忘了一个“绝对”真实的史实：当年曾令“九国之士逡巡遁逃而不敢进”、自以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秦国，却正是被陈涉——这个“壅牖绳枢之子”“才能不及中人”的“氓隶之人”，首举义旗推翻，立下头功的。这是否也“绝对背于情理”？

笔者自感才疏学浅，更不敢妄自尊大，只想为孔子作《春秋》这个迷误了两千年而又“绝对”有重大“学术价值”的问题，作一点探索，为之作马前卒鸣锣开道。虽明知有人会“白眼”相对，却不想临阵脱逃。笔者没有“高估”自己的意思，恰恰相反，正是两千年来学人对这个问题的种种探索、争议、研究，为笔者开拓了道路。笔者的论题和考证，正是在全面考察并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获得的，特别是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的有关研究中，他们已提出“传（《左传》）亦皆仲尼作也”[1]（《章太炎全集》三《检论》，《春秋故言》）的与笔者相近的见解，这给了笔者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遗憾的是在孔子“修《春秋经》”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未能摆脱传统习见，妨碍了他们对此问题作出更深入的探索）。笔者只是承其绪，纠其偏、博其证、成其果而已。

           关于“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再辩
《淮南子》、司马迁等在称述孔子作《春秋》时，一致称道：《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无疑是我们考明孔子《春秋》的重要线索。牛鸿恩既然承认它是“汉人所统计的数字”，自然应按汉人的标准来统计才有意义。它既不该按左氏的观念标准来统计；当然也不能用唐人颜师古、清人梁玉绳之流的标准，更不能用牛先生自封为“规范”的“界定”去统计，否则，结果必然不会与汉人的数字统一。牛氏认为，《左传》桓公十八年，鲁侯于出访齐国时被杀，不能算“弑”。这只是牛先生的的“主观愿望”而已。因为，《公羊传》作者——汉人——是明确称它为“弑”的。即使从《左传》的记载来看，表面上虽说是写“薨”，但从前后文看，明明是暗示非自然死亡：“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字里行间，作者都在暗示，鲁桓公的被杀，是姜氏与齐侯合伙谋杀。汉人称为“弑”，并非没有道理。汉人明明说是“弑”，牛鸿恩却硬要不算；《左传》弑君明明是“三十六”，牛氏却硬要说成是“三十五”，这除了证明牛鸿恩“主观愿望”之“强烈”以外，还能证明什么呢？顺便说一句，《左传》本事的作者，并没有对“弑”字下界定，他时而称弑君为“杀”，时而称之为“贼”。牛氏这么明确地予“弑”以“界定”，难道不“背离”《左传》本意吗？。

关于杀奚齐，牛鸿恩认为“应当视为弑君”，遗憾的是这并不能代表“汉人”的观点。《左传》作者称之为“杀”。僖公十年晋惠公虽称之为“弑二君”，然而是“欲加之罪”，夸大里克的罪名。《春秋经》记为“杀其君之子奚齐”，显见得是未正式称君。汉人对此的解释与牛氏不同，“《礼记·坊记》曰：“子云：升自客阶，受吊于宾位，教民追孝也。未没丧，不称君，示民不争也。故《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2]（《礼记正义·坊记第三十》）案今《春秋经》僖公九年记：“甲子，晋侯佹诸卒。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僖公十年记：“晋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左传》僖公九年称：“书曰‘杀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杀奚齐，在晋献公下葬前。按周礼，父未下葬，子不能称君，故称“杀其君之子”，而不称“弑君”。杀卓，在晋献公下葬后，故称“君”，且用“弑”字。牛鸿恩用自己的“主观愿望”，作出不同于汉人的“界定”，然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考证出“弑君”之数为“三十”。然而，牛先生的标准及其统计结果，与笔者所研究的汉人统计之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实在是“瞎子点灯白费腊”。

关于“亡国五十二”，牛鸿恩先生的“考实”，的确考得比笔者详明，并指出了笔者的失误，笔者深表感谢。但牛先生对《左传》中亡国数的统计还是有遗漏处。比如僖公二十五年灭原。原，姬姓国，爵位为伯（详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应当符合牛先生的“界定”，应列入“亡国五十二”的统计中。牛文对史料的分析、“界定”及得出的结论，“主观愿望”太强，“凑”得“离谱”，不能令人信服。比如“梁亡”，是不折不扣的灭国绝祀。但牛先生却辩解说，“梁亡”，“三传都认为是梁自取灭亡，与其他‘礼乐征伐诸侯出’的亡人之国有别”，因而排除于“亡国五十二”之外。这是强辞夺理。考《春秋经》僖公十九年记载：“梁亡。”《左传》僖公十八年书：“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十九年书：“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之。”《经》与《左传》明明都写着“梁亡”，怎能不算“亡”？即便按照牛氏的“界定”来分析，梁之亡，首先归咎于君主昏庸，大兴土木，不恤民情，导致民心溃散，给秦以可乘之机而“取之”。然而，“秦取”，依然属于“征伐自诸侯出”；若秦不“征伐”不“取”（曰“取”，言征之易。但无疑仍要“征”，方能“取”），梁也不会亡。所以，无疑不能排除于“亡国五十二”之外。牛氏却“认为梁‘自亡也’，自不计入”？试问，有多少国家的灭亡，能与内部的因素如腐败、昏庸、无能、无礼等因素无关呢？就拿被牛氏确认为“亡国”的灭曹来说。首先是曹伯的“背晋而奸宋”（见《左氏传》哀公七年），招来宋人讨伐。宋国原本只想整整他，占他几个邑，本已准备收兵回程，“将行”。不想曹人不识相，却“诟之”，辱骂不止，使“公闻之怒，命反之，遂灭之。”这不也是名符其实的自取灭亡吗？为什么牛氏不把他也排除在外呢？可见牛氏也在为了自圆其说而牵强附会地“凑”数字。

    牛文说“‘三十六’‘五十二’都确有所指，是对《春秋经》《左氏传》通数的结果”。并强调说“五十二”是指“绝祀”而言。但通数二书，亡国绝祀者实在远不止“五十二”。

笔者经再次考察，认为“五十二”不当是灭国数，而是指孔子《春秋》所书的亡国事件，而且主要是反映“诸侯不能保社稷”的情况而言。春秋时期灭国数百计，诸侯不能保社稷者不计其数。以孔子学识之博大、治学之严谨，不可能只知道五十二个亡国之数。他作《春秋》，旨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研究君为何被弑、国为何被灭，注重于对弑君亡国的历史根源的研究，取其典型者而书之，借此警示后代统治者，而不是盲目记载或统计弑君亡国之数。故此“五十二”当是指“亡国”事件，而不是指灭祀之国。

细察《左传》全书所写的灭国者，有两种不同笔墨。一种是孔子《春秋》所书，它们大多比较具体写出亡国之因缘，并常常通过人物议论，突出题旨。另一种则似左丘明据《春秋经》而抄录的解经语。如成公六年《经》书：“取鄟。”《左传》书：“取鄟，言易也。”这分明是左氏所加的解经语，无任何实际意义。又如定公六年《经》书：“郑游速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左传》书：“郑灭许，因楚败也。”这也明显是左氏解释《经》文的，非出自孔子《春秋》。类似这些，显然不能统计于孔《春秋》的“五十二”之列。

考《左传》中符合前者的亡国事件，有如下“五十二”事：

1））州亡  桓公五年“淳于公如州，度其国危，遂不复。”按，“淳于公”即《经》文之“州公”。州，姜姓国，都淳于，故称。“国危”“不复”云云，暗示国灭。后入于杞，为杞都。（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2）灭纪：庄公三年：“纪季以酅入于齐，纪于是乎始判。……”庄公四年：“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纪从此灭祀，不见于《春秋》。

3）灭谭：庄公十年：“齐侯之出也，过谭，谭不礼焉。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至。冬，齐师灭谭。”）

4）灭遂  庄公十三年：“会于北杏，以平宋乱。遂人不至。夏，齐人灭遂而戍之。”

5）灭邓   庄公六年：“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弗许。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

6）灭息  庄公十四年：“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

7）灭权  庄公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

8、9、10）灭耿、霍、魏  闵公元年：“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

11）卫初亡  闵公二年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卫师败绩，遂灭卫。……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12）灭弦  僖公五年“楚斗谷於菟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姻亲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

13、14）灭虢、虞  僖公五年“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弗听，许晋使。……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15）灭温  僖公十年“狄灭温，苏子无信也。苏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灭。”

16）灭项  僖公十七年“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

17）灭梁  僖公十八“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僖公十九年“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

18）灭须句  僖公二十一年“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

19）灭邢  僖公二十四年“卫人将伐邢，礼至曰：‘不得其守，国不可得也。我请昆弟仕焉。’乃往，得仕。”僖公二十五年“春，卫人伐邢，二礼从国子巡城，掖以赴外，杀之。正月丙午，卫侯毁灭邢。”

20）灭原  僖公二十五年“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迁原伯贯于冀。赵衰为原大夫。”

21）灭夔  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

22）灭滑  僖公三十三年，秦将袭郑，到了滑，郑商人弦高路遇，借犒师为名，机智地暗示秦国郑已有备，同时报告郑国。“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23）灭江  文公四年“楚人灭江，秦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大夫谏，公曰：‘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也。’君子曰：‘《诗》云：“惟彼二国，其政不获，惟此四国，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谓矣。’”

24、25）灭六、灭蓼  文公五年“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帅师灭六。冬，楚公子燮灭蓼。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

26）灭庸  文公十六年“楚大饥，戎侵其西南，……庸人帅群蛮以叛楚。……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27）灭舒蓼  宣公八年“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

28）陈初“亡”  宣公九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宣公十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征舒病之。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宣公十一年：“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因县陈。”

    29）灭萧  宣公十二年“冬，楚子伐萧。……萧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杀，吾退。’萧人杀之。王怒，遂围萧。萧溃。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遂傅于萧。”（《经》“楚子灭萧。”）

30）灭潞氏  宣公十五年“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酆舒为政而杀之，又伤潞子之目。晋侯将伐之，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俊才，不如待后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俊才虽多，何补焉？……’晋侯从之。六月癸卯，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辛亥，灭潞。”

31）灭舒庸  成公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伐驾，……遂恃吴而不设备。楚公子橐师袭舒庸，灭之。”

32）灭鄫  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襄公六年“莒人灭鄫，鄫恃赂也。”

33）灭莱  襄公六年“四月，晏弱城东阳，而遂围莱。……丁未，入莱。莱共公浮柔奔棠。……四月，陈无宇献莱器于襄宫。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迁莱于郳。”

34）灭逼阳  襄公十年“……晋荀偃、士匄请伐偪阳，而封宋向戍焉。……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卒攻逼阳，亲受矢石。甲午，灭之。”

35）灭舒鸠  襄公二十五年“舒鸠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离城。……遂围舒鸠，舒鸠溃。八月，楚灭舒鸠。”

36）灭赖  昭公四年“遂以诸侯灭赖。赖子面缚……迁赖于鄢。……申无宇曰：‘楚祸之首，将在此矣。……”

37）再度灭陈  昭公八年“陈哀公元妃郑姬，生悼大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胜。……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过杀悼大子偃师而立公子留。……陈公子招归罪于公子过而杀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帅师奉孙吴围陈，……灭陈。”

38）灭蔡  昭公十一年“楚子在申，召蔡灵侯。灵侯将往，蔡大夫曰：‘王贪而王信，唯蔡于感，今币重而言甘，诱我也，不如无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飨蔡侯于申，醉而执之。夏四月丁巳，杀之……冬十一月，楚子灭蔡。”

39）灭肥  昭公十二年“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

40）灭州来  昭公十三年“吴灭州来。令尹子期请伐吴，王弗许，曰：‘吾未抚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备，未定国家，而可民力，败不可悔。……”

41）灭陆浑  昭公十七年“九月丁卯，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陆浑人弗知，师从之。庚午，遂灭陆浑，数之以其贰于楚也。”

42）灭鄅  昭公十八年“鄅人藉稻，邾人袭鄅。鄅人将闭门，邾人羊罗摄其首焉，遂入之。尽俘以归。鄅子曰：‘余无归矣。’……”

43）灭鼓  昭公二十二年“晋之取鼓也，既献，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鲜虞。六月，荀吴略东阳，……遂袭鼓，灭之。以鼓子鸢鞮归……”

44、45）灭巢  灭钟离  昭公二十四年“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

46）灭徐  昭公三十年“吴子怒。冬十二月，吴子执钟吴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

47）灭沈  定公四年“沈人不会于召陵。晋人使蔡伐之。夏，蔡灭沈。

48）灭顿  定公十四年“顿子牂欲事晋，背楚而绝陈好。二月，楚灭顿。”

49）灭胡  定公十五年“吴之入楚也，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为？多取费焉。’二月，楚灭胡。”

50）灭蛮氏  哀公四年“单浮公围蛮氏，蛮氏溃。蛮子赤奔晋阴地。……蛮子听卜，遂执之与其五大夫，以畀楚师于三户。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

51）灭唐  定公五年“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败吴师于军祥。秋七月，子期、子蒲灭唐。”

52）灭曹  哀公八年“宋公伐曹，将还，褚师子肥殿。曹人诟之，不行。师待之。公闻之怒，命反之，遂灭曹。”

以上是《左氏传》中所写得较具体的“五十二”起亡国事件。

牛文把向与极等计入“亡国”之列，笔者认为不妥，因《左传》并未书及其“亡”：“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左传》隐公二年）“司空无骇入极，费庈父胜之。”（同前）这里丝毫看不出“灭”国的迹象。“灭”只是《公羊》的说法。既然牛文说“五十二是合《经》与《左传》”而言，就不当将《公羊》的说法统计在内。

牛文认为，“亡国”当作“灭祀”解，然考《春秋经》及三传，灭祀者无一符合“五十二”之数。据顾栋高统计，灭祀者多达九十余。所以无论从那方面说，作亡国事件解较说得通。

由于汉人对何者为“弑君”，何者为“亡国”，并没有明确而统一的界定，三传对“弑”“亡”的说法也各不相同。同是汉人，古文经派与今文经派的标准，也相去甚远，因而，我们很难给予明确的“界定”。牛鸿恩根据自己“主观愿望”给予界定，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只能从史实的记载中去推断。虽然这在牛先生看来，有些“草率”，然而，这无关宏旨。因为我们并不仅仅凭借这个没有明确界定的数据就得出结论。“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只是孔子作《春秋》即《左传》蓝本的证据之一，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

                诡辩否定不了史实

对孔子作《左氏传》蓝本的观点，笔者曾旁征博引，列举了一系列史实进行探讨。然而，牛鸿恩却故意视而不见，或避重就轻，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从古人那里拣一点迂腐的陈说，或从现代名人那里引几句未经严格论证的臆说，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甚至不惜歪曲事实捏造罪名。不仅强辞夺理地否认史实，说“没有提出任何可信的证据”，而且倒打一把，诬蔑笔者“说假话”“作假证”。为辨明视听，笔者拣其要，论列于下。

首先，牛氏坚持全盘否定笔者提出的孟子和司马迁关于“孔子作《春秋》”之说。牛文再次强调：“我现在仍然认为，孟、马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话，具有‘圣化’‘美化’孔子的作用，他们都积极参与了‘孔子形象的再创造’。……不过，‘圣化’‘美化’之说，出自郭沫若，‘造伪’之评，出自顾颉刚”，并说“假如《春秋》不被孟子等人大力抬举，说成是‘孔子作’，何以会‘被捧到了天上’？尊孔子必定捧《春秋》。”众所周知，《春秋》本是对史书的泛称，孟子和司马迁只说“孔子作《春秋》”，并没有说过孔子作《春秋经》。后者之说，出自汉代迂儒经生，把《春秋经》捧到天上的也是汉代经生。所以“造伪”“圣化”之说，不应该扣到孟子和司马迁身上。这是其一。其二，《春秋经》的被捧到天上，这与孟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以“学术阅历深”自诩的牛先生应该知道，《春秋经》的被“圣化”，始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大兴经学之后，而当时孟子尚未享有亚圣的殊荣。况且，董氏的“独尊儒术”也不过是幌子，其《春秋繁露》不仅在哲学思想上充斥着阴阳方术的封建迷信，背离儒家特别是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道统，而且直接炮制了孔圣人受上天符命作《春秋经》的神话，同时以“立新王改制说”取代了孟子的“讨乱臣贼子说”，从根本上歪曲和篡改了孔子作《春秋》的史实。他与孟子大相径庭，怎能混为一谈？

牛文引杨伯峻先生否定孔子“作”或“修”《春秋经》之语，以此驳斥笔者的观点。但杨伯峻先生的话，只能证明孔子没作《春秋经》。以孔子没作《春秋经》，来证明孔子没作《春秋》，进而说孟子“造伪”，这是不合逻辑的。牛文说：“孔子作没作经尚且不能定论，又借‘作《春秋》’之说，移经于传，断言左丘明不过是脂砚斋般的评者，是不是加倍不可信？”孔子没作经，这是自唐以来经众多学者怀疑和证明，今天己得到学界多数学者（包括牛鸿恩先生在内）公认的事实。但孔子没作经，为什么就不能作“传”（称为“传”，不过是沿用传统的说法而已，孔子作的《春秋》，并非为了“传”经，而是有他截然不同于经的宗旨、观念的独立创作。详见拙著《〈春秋〉考论》）？牛先生不愿相信的事，不等于不存在。牛文追问：孔子“果真‘作’了《春秋》”，“他的再传弟子公孟子何以还向墨子宣扬‘君子不作，术（述）而已’，孔子既然‘口传弟子’，而且还可能‘人人异端’，其再传弟子何以竟懵然无知，再传弟子尚且不知，孟子又何从得知？”拙作《再论》已说过，孔子自称其《春秋》“述而不作”，意同司马迁自称《史记》的“述而不作”，称“述”，意在强调对史实的真实性记载。称“述”不等于承认不“作《春秋》”。牛氏说其再传弟子对此“懵然无知”，有何根据？《韩非子》中多次提到子夏“传《春秋》”，并大量引用《左氏传》中的史料，怎能说其弟子“懵然无知”？孟子如果“无知”，又如何一再提及并“捃摭《春秋》，著书无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牛文把孟子和司马迁对孔子作《春秋》的推崇，与董仲舒为及汉后经生迂儒对《春秋经》的吹捧，混为一谈，然后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笔者头上，说什么“这在逻辑上就承认了上述诸人（孟子、荀子、司马迁、董仲舒）不遗余力抬举的是《春秋经》而不是《左氏传》。《淮南子·主术训》对《春秋》同样是表彰不是‘压制’，当然也只能是指经不是指传。”。真是“不知什么逻辑”！首先，《春秋》本是泛称，《春秋经》《孔子春秋》《左氏传》《公羊传》《公羊传》都称为《春秋》，孟子和司马迁说的《春秋》，与董仲舒所鼓吹的《春秋》，是截然不同的两本书，他们推崇的目的、内容也各不相同。不加区别、未经任何论证—用牛氏的话来说，即未经任何“界定”，就将二者混而为一，牛文至少在逻辑上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其次，从经学历史上说，汉代春秋学分为古文经与今文经两派。以董仲舒等为首的经生迂儒推崇的《春秋》是《春秋经》和《公羊传》，而以司马迁、《淮南子》、刘歆为首的古文经派推崇的《春秋》是《左传》。牛氏抹杀这二者的界限，说司马迁、淮南子推崇的《春秋》是《春秋经》，这是对历史的公然歪曲和捏造，用牛氏的语言来说，是货真价实的“说假话”“造假证”。

牛文在统计《春秋》“弑君三十六”时，犯的是同样的错误。他举公羊派的刘向、班固之说为证，说：“要知道，汉代人述及‘二百四十二年’，是从来不把‘续《经》’即襄公（当为哀公—笔者纠正）十四年‘西狩获麟’以下……内容包括在内的”。这是真的吗？有经学常识的都知道，以《经》为孔子“修”、并以《经》绝笔于获麟，这只是今文经派《公羊》《谷梁》的作法。古文经《左氏传》则不同。刘歆称《公羊》《谷梁》为“末师口说”，并说他们“离于全《经》，固已远矣”（《汉书·刘歆传》），可见并不以为然。司马迁“表见《春秋》”的“十二诸侯年表”，也不绝笔于“获麟”，而写到了孔子卒。牛先生究竟是不知道这些常识，还是在有意“说假话”“误导读者”？

牛文为了否定笔者的观点，全然无视事实，或避重就轻，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最典型者，对笔者所举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表见《春秋》”中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离《经》取《传》（《左氏传》）、背《经》从《传》的事实，置之不顾，却抓住其中关于天文的记载及极个别的合于经文，大做文章，以此证明司马迁所说孔子作《春秋》指《春秋经》。牛氏难道不觉得这种证明太苍白无力了吗？如果真如牛氏所说，为什么《年表序》中谈到孔子作《春秋》的渊源和影响时，只字不提逐字解《经》的《公羊》《谷梁》，而只把《左氏传》及与《春秋经》无关的《吕氏春秋》、孟、荀、韩等紧列其后。而《儒林列传》谈《春秋经》源流授受时，又只字不提亲见孔子、直接得《孔春秋》亲传的《左氏传》，而只提《公》《谷》两家。对这些要害问题，牛氏为何不置一辞，讳莫如深？

牛文把笔者所说孔子“维护周礼，尊重王权”，与司马迁所说孔子《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对立起来，责问：“‘维护周礼，尊重王权’，怎么会‘贬天子’呢？既‘贬天子’又怎么会‘维护周礼，尊重王权’呢？”难道这二者之间真是如此对立的关系吗？我们说，孔子的“维护周礼，尊重王权”，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常稳定的社会秩序，目的在于使百姓可以安居乐业；而并非如后代迂儒的愚忠，盲目地为一家一姓的王权服务。孔子的“维护周礼”是有原则的，这原则就是“仁”字。“人而不仁如礼何？”如果天子抛弃和背叛了“仁”，那这个“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意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相辅相成的两方面。君不“君”，则臣不“臣”，天下就要大乱，君就要被“弑”，国就要“亡”。这正是孔子写“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孔春秋》的目的。从本质上说，孔子“贬天子”，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周礼，维护王权。把这二者对立起来，实在是非常皮相的看法，似乎不应该出于“学术阅历深”者之口。

牛氏认为《左传》“抑君扬臣”，《左传》称赞“‘鲁君世从其失（佚），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称赞齐国篡权的“陈氏之施，民鼓舞之矣。”等等，说：“如此称赞季氏、陈氏，如此看待君臣易位，都与孔子的思想相背”。前面说过，孔子崇尚周礼、尊重王权，出发点是仁，是“安民”。《左传》是否与孔子思想“相背”，这要看他是站在什么立场、从什么角度去“抑君扬臣”，“抑”的是什么“君”，扬的是什么“臣”，更准确地说，扬的是臣的什么行为？《左传》扬的是季氏的“世修其勤”，而不是他的僭礼越位；抑的是“世从其佚”的昏君；扬的是“陈氏之施”，抑的是残酷地搜刮百姓残害百姓的暴君。请问，这与孔子的仁道德政礼治思想“相背”在哪里？《论语》中记载：“公山弗扰以费畔（叛），召，子欲往。……”（《阳货》）孔子甚至想接受邀请，到叛乱者那里去做官，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对此，牛先生是否也感到“瞠目结舌”而认为他是“伪”作？

牛文抓住《左氏传》中的某些预言，以此来否定笔者观点，他由“季氏亡鲁不昌”，断言《左传》作于季氏亡之后；由陈氏“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断言作于田氏代齐之后等等。这都未免失之武断。所谓“季氏亡，鲁不昌”，是从二者同根相联的关系上推理。孔子在世时，鲁国之政，已不仅不在国君之手，而且也已从季氏这些卿大夫进一步下移，出现了阳虎叛乱，“陪臣执国柄”的现象。“季氏亡，鲁不昌”正是由此作出的判断和预言。当时，齐国则陈氏篡权，晋国则六卿相争，三家分晋之势已形成。作这些预言，完全可能，不必等到成为现实以后。对于历史作了精深研究的孔子，写出这样的预见，是不足为奇的，牛氏大可不必“瞠目结舌”。
牛文责问笔者，《左氏传》主体史实既然出自孔子《春秋》，何以“‘下至哀之如越’，在孔子卒后十三年。”原因其实很简单，笔者早就说过，《左传》后半部分，有后人的插笔和续笔。这就象《史记》《汉书》《红楼梦》等都有后人续笔是同样道理。我们不能因为《史记》中出现了褚少孙等人的续笔，出现了扬雄，就否定他是司马迁所作，或说《史记》成书于东汉。

牛文说《左氏传》“颂扬‘乱臣贼子’”，“为僭主服务”，因而不“符合孟子之意”。笔者认为，说《左氏传》赞许赵盾等就是颂扬“乱臣贼子”，这只是迂儒的偏见而己。首先，赵盾并未弑君，相反，赵盾对国君忠言直谏，阻止滥杀无辜等等，孔子赞为“良大夫”，何以不“符合孟子之意”？其次，孟子自己也说民贵君轻，甚至说国君不行，就该“易位”，按牛氏的逻辑，孟子首先就是不折不扣的“为僭主服务”的“乱臣贼子”。岂有“不合”之理？

牛文又抓住《孟子》引《左氏传》中齐景公招虞人之事在具体文字表述上与《左氏传》上的差异，彻底否定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无法令人信服。牛先生应该知道，古人特别是先秦时引文，多引其意而不必忠实于原文，更何况孔子《春秋》只是“口授弟子”，当时就己“弟子人人异端”；孟子未得亲聆孔子，而得之孔子的再传弟子，其引用《春秋》与孔子原文差异大，本在情理之中。从孟子的这段引文来说，文字虽有异，但基本情节及主旨之相同，却是否认不了的。如果它与孔子《春秋》无关，何以其中明点孔子？牛氏还质问：“在自作的书中竟然明标着‘仲尼曰’，仲尼到底是不是这部书的作者不是一清二楚吗？”笔者说过，《左氏传》中的“仲尼曰”，是左丘明的插笔，也这就是司马迁说的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时所加。牛氏对此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故作糊涂？

牛文为了证明《左传》是左丘明作，不惜歪曲篡改司马迁的话——借用牛氏的话说，就是“作假证”。我们把他的这段文章一字不拉地抄录于下，看看牛先生是如何“规范”地论证的：“《左传》的作者是谁，姚文称为‘最深入地研究过孔子《春秋》’的司马迁曾说：‘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姚文却又以司马迁‘一笔带过’‘轻轻一提’为由，剥夺了左丘明著作权而完全归于孔子。就这样‘最深入地研究过孔子《春秋》’的‘千古良史’的话不算数了，使‘良史’陷入了‘造伪’的难堪境地。”真是不可多得的妙论！司马迁究竟有没有把《左氏传》的著作权给左丘明？我们不妨将司马迁的原文与牛氏的这段引文对照一下。司马迁是这样说的：“是以孔子明王道，……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很明显，《左氏春秋》是“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而成的，“孔子史记”是《左氏春秋》成书的基础。牛鸿恩口口声声说孔子没有作《春秋》，同时又引杨伯峻先生之语，承认《春秋经》不是孔子作，那么这本“孔子史记”是什么书？没有“孔子史记”，何来《左氏春秋》？并且，什么叫“惧……失其真”？没有孔子《春秋》，还谈什么“惧……失其真”？既然司马迁明言左氏为存“孔子史记”之“真”，而“具论”孔子《春秋》之语成《左氏春秋》，那么，《左氏春秋》还算不算左氏的独立创作，其著作权能不能归左丘明？司马迁为什么不说“左丘失明而成《左传》”？对笔者再三提到的这一要害问题，牛氏为何躲躲闪闪，不敢面对？牛文唯恐透露《左氏传》与孔子的真实关系，所以故意把司马迁的这段《左氏春秋》成书的表述，来了个釜底抽薪，删掉了全部最关键的文字——“惧……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等，然后将其作为《左传》著作权归左氏的证据。牛氏这种作法，是不是在掩盖真相，借用牛先生的话来说，是作“不实之证”“伪证”？“造假证”“说假话”的到底是谁？

对《左传》与《论语》之间的关系，牛氏以二书使用代词和连词频率不同，来否认孔子作《左氏传》蓝本的可能，其荒谬是不言而喻的。笔者曾说二书“文体不同、内容不同，所用虚词也必有别”。牛氏以为抓住了把柄，气势汹汹地反问：“姚女士从什么时候‘很清楚’《论语》与《左传》‘文体不同，内容不同，所用虚词也必有别’？假如操笔写《从〈论语〉考孔子作“春秋传”》之际，明知道‘必有别’，却说成‘吻合一致’，是不是有意误导读者？假如写《再论》时才‘很清楚’‘必有别’，‘吻合一致’之说因为提供了不实之证，要不要作废？”好一段妙文，牛氏真是抓住鸡毛当令箭。请问：二书“使用代词和连词出现的频率”的“必有别”，与“思想倾向到语言风格乃至措词造句文法虚词的吻合一致”有何矛盾？比如牛先生的这前后两篇“驳议”，因“内容不同”而“使用代词和连词频率”“必有别”，难道能否定二文“思想倾向、语言风格乃至措词造句文法虚词”的“吻合一致”吗？同理，《论语》所记的是孔子所说，《左氏传》的史实部分是孔子所写，二者文体和内容虽然“必有别”，但因都反映孔子的所思所想所言，故在“思想倾向、语言风格、乃至措词造句文法虚词”“吻合一致”，这有什么不合情理？笔者所举二书中的大量实例，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牛鸿恩没有找到任何事实反驳，就凭其不合逻辑的推理，破口大骂笔者“有意误导”“提供了不实之证”。这究竟是在搞学术研究，还是市井的骂街？

牛文对司马迁说的“孔子作《春秋》”，一口咬定说《春秋》是指《春秋经》；但当谈到司马迁说孔子《春秋》“文成数万”时，则又说是指合《经》《公羊传》而言。然而《公羊》明明写于汉代，他与孔子《春秋》的“文成数万”有什么关系？能搪塞得过去吗？而讲到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时，又说是合《春秋经》与《左氏传》“通数”？牛文自己也承认，《左传》独立成书，并不附经，为何将二书“通数”？更何况通数的结果并不符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更可笑的是，牛氏一方面说董仲舒的“《春秋》之中弑君三十二（六？）亡国五十二”的《春秋》，是指《公羊传》，另一方面又承认《公羊传》中“亡国”不合“五十二”之数，这不是自打耳光吗？如此自相矛盾，连牛氏也觉得无法自圆，下不了台，于是干脆说“以俟高明”，就想溜之大吉。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吗？

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牛文故意歪曲笔者的话，捏造罪名。笔者按国别统计《左氏传》所书史料，发现他所书史实详尽者，除部分国家（晋、吴、越、秦）得之《国语》即得之“周鲁之室”外，其余皆孔子所游历之国。笔者明明说：“孔子虽没到过晋国，却读过晋史”，牛氏却指责为“一再把只‘读过晋史’说成亲自游晋……故意提供假证”。这不是有意栽赃吗？牛文又挖苦道：“孔子出游，多年居卫，其次是陈、蔡、，早岁居齐三年，何以卫、陈、蔡、齐四国史料不仅少于晋、楚，甚至少于郑（孔子曾途经郑，但郑没有接待——牛氏原文）？是不是因为孔子‘读过郑史’，没读过卫、陈、蔡、齐之史？”这样的问题，出于“学术阅历深”者之口，实出笔者意料。孔子作《春秋》，写的是历史，而不是游记；他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总结历史，而不是为某一国写史；他创作《春秋》有其独特的宗旨，必有其取裁，而不可能有闻必录。写这些国家史料的多少，岂能与之游历及其时间完全成正比？春秋时期国际政治舞台的主角是齐、晋、楚这些头号霸主，齐国自齐桓公死后，内乱不止，自然无力再争霸。此后百多年便是晋楚争霸的历史。陈、蔡、卫这些小国，只是配角而已，写他们的史料，当然不能与晋楚的相比。何况孔子游历卫、陈、蔡这些小国，未必仅是搜集这三个小国的历史，而更可能是为了从侧面搜集大国特别是楚国的历史，这就象文革期间，关于“四人帮”的内幕国内封锁很严，国外倒传闻甚多，是一个道理。当然，这也是笔者从侧面所作的推理，牛氏不同意，也无可厚非。但动辄扣以“作假证”“说假话”，又拿不出事实根据，令人感到牛氏似乎在用谩骂来济学术研究之穷，不免可悲。

牛文还提到一些问题，限于篇幅，不一一作答。因为多数己在拙著《〈春秋〉考论》中有所涉及并作了探讨。

    孔子作《春秋》是学界困惑了两千年而至今未得到解决的重大问题。笔者学浅才拙，却自不量力，竟想涉足，错误在所难免，笔者愿接受学界同仁的中肯批评。然牛文因笔者“学术阅历浅”又得出不同于前人的结论，不仅指责为“一是低估了别人，二是高估了自己”，而且公然说：“姚女士选择的是一个没有学术价值的题目，她身边的人本应阻止她做这样的选择，更不应当鼓励。”实在不敢领教。牛先生难道真的就自以为代表真理、公义了？然而事实却与牛氏“主观愿望”相反，笔者的论题，不仅“得到身边的人”的鼓励，而且得到学界众多同仁的支持，其中不乏“学术阅历深”、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就在最近，有位蜚声海内外的老前辈还来信说：“甚感大作为近年学界出版物中之少见之力作也！先生高论，是多年艰辛研究之成果，既非泛泛空论，亦非一般性俗议，而是深入研究‘春秋学’，大量阅读对比“春秋学”论著所提出的带根本性学术问题。……先生提出孔子作《春秋》乃《左传》之蓝本，确是研究‘春秋学’上一个新思路、新解释、新提法。我读先生大作，甚感先生提出之论据得力，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愚以为沿先生思路研究下去，可以开拓经学史、思想史、文献学、文化史研究之颇多新领域、新课题。……其涉及学术问题之大、之深、之广，难以预料。”这位老专家的结论，与牛先生截然相反。不知牛先生作何感想？

 
注：

[1]章太炎《章太炎全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孔颖达、礼记正义[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