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针对国际社会上的“中国威胁论”，本文通过详尽阐释儒家文化和平思想的主要特质，从而论证了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想分别从国际、国家、个人三个不同的层面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平性质与内涵，由此从内部深刻影响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趋向与和平外交的实践。因此，中国的崛起不仅不会对别的国家构成潜在或实在的威胁，而且有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一、“中国威胁”与中国“和平崛起”
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国际社会一度刮起了“中国威胁论”的风暴，其观点五花八门，既有一般民众的浅显推测，也有官方别有用心的肆意宣传，更有研究机构貌似缜密的论证。美国兰德公司最近发表了一项长篇论著——《解释中国的大战略：过去、现在和未来》故调重弹，通过两方面来论证中国崛起可能给别国造成威胁。即一方面中国对于自己古昔辉煌伟大的历史记忆和重获先前显赫荣光的复兴渴求；中国雪洗鸦片战争后百年民族耻辱的强烈意愿；中国关于自己在历史上的外部安全主要由能够控制周边战略地带的强大国家力量来保证的信念等等。另一方面根据国际政治中的安全疑惧法则和决定强国兴衰、驱动霸权争夺的“权势转移”机理进而认为中国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会威胁他国。
以西方人惯常的理论分析框架来观察国际政治，不可以说其论证没有一点道理，但其致命的缺陷就是这种理论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想对中国外交的深远影响。受儒家文化中和平思想传统的影响，并结合现实国情，中国一直强调并切实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崛起只会是“和平崛起”，而不会像个别国家鼓吹的那样对别国构成威胁。
二、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想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中国人）统治别人的欲望明显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的确，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军国主义思想，没有侵犯过其它主权国家一寸领土，更没有殖民统治的罪恶记录。中国儒家文化有着丰富的和平思想，并自古延续形成了中国和平文化的优良传统。
（一）“和而不同”——国家间相处的和谐理念
“和而不同”简而言之是指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从而在本质上达到相近或相似。“和”、“同”两个概念，都是讲同一性的,但内涵却有很大不同。“同”是指否认矛盾，不承认差异的同一性，而“和”则是承认有矛盾，有差异的同一性，因此“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而“和”则是一种辩证的思维。
中国儒家文化主张“和而不同”。春秋末期，针对和与同的差异，儒家认为从日常生活到国家大事，都是靠不同的事物不同的意见“相成”、“相济”，形成“和”的局面，方能生存发展；如果拒斥不同，追求一律，只能一事无成。同时孔子把“和同思想”提炼为道德箴言，叫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一直流传并影响至今。儒家文化提倡的“和而不同”思想的要旨是：第一，事物是各各不同的；第二，不同事物互补互济；第三，整个局面因之而和谐。
在与异民族相处时，儒家把这种“和”的观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的民族观念很不相同。今天，“和而不同”这一古老的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国际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而现在人类拥有的武器能量已经可以在瞬间毁灭掉自身。如果只强调“同”而不讲求“和”，纷争到极端状态，那只能是毁灭。中国奉行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外交政策正是这一思想的鲜明体现。所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理念。
（二）行“仁政”、修“文德”——国家内政外交的和平理想
“仁政” 爱民、“文德”教化是儒家思想在内政外交上的理想期求。
“仁”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范畴，体现着一种核心的精神内涵。“爱人”乃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论语·颜渊》)“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就具体内容而言，首先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也就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要别人能够得到。其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因此，“仁者爱人”就是要求对人要有同情心，关心和爱护他人，遇到事情能够设身处地去考虑别人的利益。孔子的弟子曾子把它概括为“忠恕”，他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做到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能够融洽，家庭会和睦，社会也就会和谐太平。季康子曾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也就是说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去修“文德”、“克己复礼”，完全不必要用战争和暴力的手段来治理国家。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大地上的华夏民族和周边的夷、狄、戎、蛮等诸少数民族进入地缘政治时代。在处理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关系上，儒家主张修“文德”的对外政策。从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出发，孔子认为可行于华夏的礼乐也可用于夷狄，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言忠信，行敬笃，虽蛮貊之邦，行矣。”（《论语·卫灵公》）认为夷狄蛮貊等民族，虽然文化上落后于华夏，但仍可用礼乐道德来教化他们。
针对一些诸侯国发动对周边民族的战争的行为，孔子坚决反对并认为：“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孔子反对战争征伐的行为，主张以优越制度展示的吸引力自然地增进民族融合。孔子“修文德”以“来远人”的和平融合政策，奠定了中国古代民族国家学说的基础。古代大多数统治者，基本上认同孔子的思想，推行和平的外交军事政策。穷兵黩武、好勇斗狠、武力征服、扩张领土一直受到主流文化的批评。例如宋朝在总结历代治边之策时说：“古者帝王之勤远略，耀兵四裔，不过欲安内而捍外尔，非所以求逞也。”（《宋史·蛮夷一》）。
显然，受着如此“仁政” 爱民、“文德”教化和平思想深远影响的中国决不会干涉别国内政，不会主动发动侵略其它民族、国家的战争，更不用说侵占其它国领土。所以，中国的崛起只会壮大国际社会上的和平力量。
（三）“诚”、“敬”、“信 ”——国民个人修身的温和信条
儒家传统思想非常重视对国民自身进行修身的伦理道德教育。在此问题上，儒家强调“诚”“敬”“信 ”的和平修身信条，并形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对于保障国家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诚”就是指真实无妄的状态。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者也”。 （《中庸·章句》）又有“所为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大学·章句》）可见，诚是指真实无妄境地，是天道；诚实是指向往并实践天道的诚心，是人道。“敬”是指精神集中、神情严肃的状态。朱子曰：“敬者，圣学之所以成终者也”，“敬字惟畏为敬”。人只有通过“敬”才能达到完美无缺的“诚”之境界。而“信”意指真诚、实在。孔子谓之：主忠信。朱子在解释《论语·学而》时写到“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诚则无物。且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者，人心也。若无忠信，岂复有物乎？”他强调通过忠信而行善，这是因为只有内心诚实才能保证行为正确。
诚即真实无妄，敬即主一无适，信即真诚忠信，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没有诚、敬、信，人就不能称其为人，正如孔子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当然，没有诚信人类也无法和睦相处，更谈不上社会的繁荣昌盛。儒家思想主导思想潮流数千年，它所倡导个人要“诚”“敬”“信”的价值观使得中国民众自古形成热爱和平的历史传统和心理基础，也保证了它的崛起只会是“和平崛起”。近年来，由于中国信誉较好，其投资环境也日益受到国际投资者的青睐，成为吸引外资的大国。同时，中国政府也切实履行已签署的《核不扩散条约》，为世界的和平事业做出了积极努力。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是讲求诚信的，都是负责任的。
三、当代中国外交切实践行儒家的和平思想
中国政府领导全国人民以积极姿态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既注意吸收国外先进文化成果，更没有放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而儒家思想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主要价值源泉。当代中国的和平外交实践不仅深深汲取了儒家的和平思想这一精华和内核，而且真正贯彻到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宗旨及原则诸方面之中。中国强调，坚持发展理念和模式的多样性，才能坚持走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才能充分理解和尊重别国对自己发展道路的选择。
1954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上我们遵循的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当今世界却很不太平，不仅地区冲突不断升级，而且蒙受着国际上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威胁，不少国家国家和地区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张状态。其中固然有许多方面的因素，但最关键的在于许多国家未能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是采取双重标准，如对待人权、反恐等方面皆是如此。比如把对自己的袭击称作“恐怖活动”，把袭击者定性为“恐怖活动”，而把别国民族分裂分子所搞的恐怖活动确定为“民族独立运动”。这样，国与国之间就不可能和平相处，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更是无从谈起。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2002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江主席在布什图书馆发表演讲时引用《论语》“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出“中美之间、国家之间应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和差别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2003年12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他作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主张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努力寻找中美双方的共同点，增进两国人民之见的相互了解。他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我们要走一条和一些大国不一样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和平崛起的道路。”同时，还特别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方面阐述了中国选择和平方式崛起的缘由：“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又是以和为贵，就是和的文化，当然我们还要和而不同，这种不同是相互补充，是相互借鉴，而不是冲突的来源。”这段话所表述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和平崛起”要以“和而不同”为条件和目标；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同时，也重申了中国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反对霸权主义的一贯外交政策，显然，其实质深受儒家“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等和平思想的影响。
上述诸多事例及两位中国领导人在对外实践中的言行正是他们践行儒家和平思想的具体体现，展示了中国儒家和平思想的魅力和深远影响，是儒家和平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和平外交政策在新形势下的完美结合，表达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真实期求和意义。
四、小 结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指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因此，“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这就是“文明的冲突”。
然而，中国儒家和平思想却分别从国际、国家、个人三个不同的层面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平性质与内涵，它的包容性、和平性与某些西方大国宣扬的引起“文明的冲突”的普世文明具有截然不同的本质内涵。也正是由于看到了宣扬普适文明标准的暴力前景，所以，亨廷顿教授在《文明的冲突》一文结尾时说：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的每一个文明都得学习与其他文明共存。而儒家和平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的思想正适应了全球化的需求，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并维护和平共存的理想局面。
历史反复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企图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进而实现崛起最终必然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注定要失败的。中国的“崛起”源自和平，而“和平”又推进了崛起。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想对中国的发展起到内在文化保障功能。因此，中国的崛起不会对它国构成潜在或实在的威胁。 相反，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使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更为丰富多彩，为人类提供更多的模式和文化借鉴。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为国际关系的历史带来新的范例和素材，证明人类可以通过理性和和平的方式处理好国家冲突这一千古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