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分析女书产生，更彰显瑶族女性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需要层次理论下的女书折射了当时瑶族女性缺失性需要的短缺，展现了瑶族女性特有的审美情趣和强烈的认知需要，是瑶族女性成长需要实现的途径。可以说，女书是当时瑶族女性心理需求的一面镜子。从需要层次理论角度分析女书，为更深层次的探索女书其中的心理内容拓宽了新视野。

　　关键词： 女书；需要；动机；女性心理

　　女书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符号系统。女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字载体，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彰显着瑶族女性一种精神魅力，那就是瑶族女性在创造、传承、使用、发展女书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自尊、自强和创造精神及团结互助、达观的博大情怀。女书所体现的心理内容无疑是丰富的。从心理学著名理论——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角度来看，女书可以说是当时瑶族女性心理需求的一面镜子。
　　马斯洛是人本主义的创始人，其“需要层次理论”为全世界熟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人类行为是由动机引起的，动机起源于人的需要；一是人的需要是以层次的形式出现的[1]，由高到低依次排列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及自我实现需要，分属缺失性需要和成长性需要。随着对自我实现者的研究，马斯洛又提出两种基本需要：认知需要和审美需要。
　　
　　一、女书产生的动机理论解释
　　
　　关于女书的起源，目前研究界一般从以下方面考查，一是从语言学角度解释；一是从社会学角度考证。心理学强调人们的行为受动机支配，动机由需要和诱因而产生。马斯洛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合理的动机理论应该考虑人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文化等对人的作用和影响，但这必须以人为中心来考虑[2]。该理论从研究人的需要出发来研究人的动机和行为。
　　就女书而言，其产生和流行于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乡，是瑶族集结地。从地理环境看，女书所流行的地区极为闭塞，交通极为不便，千百年来与外界沟通只有一条南北官道。但气候温和，土地平旷。这里的人民历来重农耕、轻商贾。他们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不求于外，属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山区小农经济，较少与外界有社交往来。上江汗居民喜欢群居，一般同族同姓聚居，百多户人家形成一个村落。男人们从事耕作，生产中处于重要地位，有机会参与外界社交活动；女人多数从小裹脚，主要持家和做女红，不得与除父亲兄弟之外的男人接触，一生之中不能随意参与男性社会的活动。为了排解寂寞，女人们经常聚在一起绣花缝衣、做鞋做袜、编织锦带等。同时，永州之野因为钟灵毓秀而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抒发情怀之地。柳宗元、周敦颐等人留下许多名作和思想，在当地广为传播。江永虽地处偏僻，却深受汉文化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女性地位低下，无法进学堂，不能识字学画，无法作诗撰文。狭小的生活空间和单调的生活形式无疑压制着女性情感，使女性内心处于一种强烈的不平衡状态。可以说，瑶族的经济政治特征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着女性的发展，但正是这样的挫折情景激发起了当地女性创作女书的定向行为。
　　当然，相对于中原地区妇女，江永瑶族女性还是比较自由的，她们有专属自己的节日和活动。在当地，姑娘出嫁，要良宵长歌送嫁，俗称“坐歌堂”，婚后第三天则要赠送装璜精美的“三朝书”给新娘，俗称“贺三朝”。农历四月初八，是妇女的专门节日——“斗牛节”。在这一天，同村未婚姊妹邀请出嫁仅两三年的姊妹回村聚会，由未婚姑娘每人凑些黄豆腊肉、油盐柴米，或凑钱买些其它食品“打平伙”会餐。一年中当地妇女们“斗牛”聚会的节庆多达十余种，如二月初一“朱鸟节”、农历五月“过庙节”、七月初七“乞巧节”等。在当地形式多样的活动中，当地女性需要交流、需要沟通、需要表达，女性群体表现出了对交流媒介的更强烈期望。可她们无权进学堂识字，男人们又不会教女人学字。尽管汉字随处可见，随手可持，女性却无人能识，无人能写。这种由交往而促使产生的对文字的需要为女书产生提供了基础。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说，“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与他人的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3]。对文字的需要是当地女性对内部环境和外部生存条件的一种稳定要求，为她们从内部不平衡状态向内部平衡状态提供了强大驱力，是女书产生的基本动力。瑶族的文化习俗特色及广泛使用的汉字等又为女性创造女书提供了外部条件。
　　尤其重要的是，江永瑶族原本由母系氏族社会演化而来，女性骨子里有着平等、改变和引导的力量。瑶族女性还拥有着瑶族人民特有的勤劳、勇敢、智慧和创造力。在这样的情形下，瑶族女性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发挥了出来。她们认识到客观现实不可能满足自身使用文字的需要，于是在长期对汉字和本地语言的摸索、分析中，不断发现、总结、创造。正是当地女性的主观能动性为女书的产生提供了保证，才催发了女书的产生。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产生了。韦庆媛从社会学角度指出，女书是江永女性对汉字反叛心理的表现[4]。其实，从更深远的意义说，女书是对男性社会的反叛，是女性试图控制生活、引导社会的愿望象征。
　　
　　二、女书中女性心理的需要层次理论解释
　　
　　（一）女书折射了女性缺失性需要的短缺
　　马斯洛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及尊重需要归为缺失性需要。它起源于实际的或感知到的环境或自我的缺乏，个体会努力从环境中寻求该需要的满足。
　　如前所述，当地女性很少到外面从事体力劳动，只在自家阁楼从事“女红”活动。当地瑶族还有一习俗，女子在结婚后暂时“不落夫家”。一直到生孩子之前，除了某些特殊节日要回婆家暂住外，都在娘家生活，有了孩子以后到婆家定居。在娘家的女儿同样过着“楼上女”的生活。当地女性几乎与男性社会隔离。女性心中的孤独、寂寞感自然而生。而女子到婆家后往往要受公婆丈夫的管束，甚至还会遭受丈夫的暴力殴打和公婆的刁难斥责。女书作品《做媳难》写道“千家万家你不许，许起桥头李万家。李万家中事又多，八府良田田地多。碓屋踏碓碓屋粮，嫌我偷米养爹娘。一更鸡啼我起早，二更鸡啼我梳妆。三更鸡啼淘白米，四更鸡啼入菜园。”[5]由此可以感受到，在家庭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女性心中的压抑、愤慨、焦虑和无奈。
　　有学者称，女书实际上是一种交际的语言文字[6]。在女书流传地区，瑶族女性以女书为媒介，写结交老同书，给老同写信，表达对老同的情义，并写成书存在身边，伴随终生，女书也成为女性之间交往的信物。她们得心应手的运用女书，进行社交活动，以达到以书会友、以书结盟的目标。女书是一种黏合剂，使瑶族女性的交往在老同这种民间社团内里超越了时空，得以升华。她们在用女书构建的精神王国里，相互关怀、爱护、尊重，惺惺相惜，表达伤感、悲痛、绝望和欢乐、高兴、愉悦等。如女书中所写，“女人过去受压迫，世间并无痛惜人。只有女书做得好，一二从头写分明。只为女人受尽苦，要凭女字诉苦情。”女书，让处于孤独、焦虑中的女性找到了缺失需要的满足和心理的归属。而且，在女书流传的地区，谁的女书学得多、写得好，谁就能结交更多的朋友，就能得到朋友更多的尊敬，女书成为女性获得尊重的资本。可以说，女书的出现给当时的女性提供了一处身体、心理、精神得以屏护的安全场所，一处可以表达、宣泄情绪情感的自由空间，一处能获得他人关心、爱护、尊重的理想园地。
　　（二）女书映射了瑶族女性特有的审美情趣和强烈的认知需要
　　众所周知，瑶族有着精美的瑶锦、瑶服，有着古老的传说，有着动听的瑶歌、优美的舞蹈，所有这些无不反映出，瑶族是一个有着独特审美情趣的民族。女书作为一种专用于女性之间交流的符号和文化，也反映了瑶族女性特有的审美情趣。 

　　首先，女书形体的纤细窈窕之美。女书书法“清秀的体形、纤细的笔画、巧妙的结构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美。”[7]女书的文字形似汉字，但与汉字不同。其形体倾斜，略呈菱形。笔画纤细飞扬，自由舒畅，无粗细之分，似女性身子娇柔、流畅。字体有点类似甲骨文，由点、竖、斜、弧几种笔画组成，基本笔画不多，却精巧、秀丽、飘逸、轻快。行款方式是由上而下，从右到左直书，无横书无标点符号断句，凸现干练、对称之美。其次，女书节奏的和谐之美。“女书”作品几乎都是诗歌，主要为七言诗，少数为五言诗。诗句押韵、工整，有强烈的节奏感，配以当地语言吟唱，琅琅上口，更显和谐。再次，女书意象的婉转之美。常说“言为心声”。女书作为女性倾诉情感、诉说情怀的主要手段，内容多抒情、叙事。既有饱含泪水的幽怨，沾满相思的愁绪，又有相知的恬美。而且，女书大多用一种特定的比较低沉、哀婉的曲调吟唱，更突显其意象的婉转、凄美。
　　女书的艺术美与瑶族的民族个性有关，与瑶族女性的聪慧、创造性联系更紧密。瑶族女性在审美活动中，表达了她们对对称、秩序与和谐的追求。她们用美的尺度来衡量自己，建构自己，使自己从异己和残缺不全的现实中超脱和解放出来，她们在审美活动中表达思想、增长见识、陶冶性情、增进沟通，走向自由和解放。也正是在这样的审美活动里，她们生活、成长乃至达到自我实现。马斯洛把审美看成是人的高级精神需要之一。他指出“审美是一种高级需要，美在自我实现者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马斯洛相信人类有增长智慧，从而去追求知识的需要。在当时，女性被剥夺了与男性一样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力，是被排除在学堂之外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教禁锢着女性思想，泯灭着女性的智慧、潜能。这正是男权社会所需要的：女性是社会的弱者。然而，江永等一带的女性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字——女书，以女书为媒介，通过长辈教晚辈的形式满足认识世界的需要，使得她们探索、创造的潜力得以发挥。
　　（三）女书是女性成长性需要实现的途径
　　马斯洛认为，能促使人的潜能最大发挥的需要就是成长需要。成长是导致自我实现的种种过程，自我实现的人则是成长性的。处于自我实现中的个体，他们是自己的内在本性、才能与潜在智慧、创造冲动、了解自己需要的主宰者。自我变得日趋整合和统一，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实际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实际向往什么，自己的需求、使命或命运是什么。
　　虽然当前还没有女书是如何产生的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女书是由当地女性创作和发明的。当地女性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情感及需要充分了解，女书记载有“为官为宦无资格，学堂之内无女人。封建女人缠小脚，害人一世实非轻。还有一件更荒唐，男女本是不平均。终身大事由父母，自己无权配婚姻。多少红颜薄命死，多少终身血泪淋。”对封建社会女性地位事实描述得淋漓尽致，又包含了强烈的愤慨之情和她们对安全、爱与关怀、尊重与理解的渴望。这种自发的愿望推动她们产生自发的创造行为，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山村妇女充分开拓并运用自己的天赋、能力、潜力，创造出一套完整系统的妇女专用文字。可以说，女书是瑶族女性自发性创造性思维的结果，是瑶族女性强烈的内在自我需要的反映，是瑶族女性自我实现需要推动下的产物。当然，这种人的本质中所具有的发展趋势，是以努力、自律和一定程度的痛苦为前提的。当地女性以自己的青春甚至一生为代价，通过女书向社会展现了当地女性潜能的实现。
　　再者，女书的使用闪烁着成长的光芒。当地女性通过女书作品达成成长性需要的满足。有一结拜老同的书中写道“可比园中松柏树，四季保留几色春。二比树头牡丹色，朵对朵红日日鲜。三比园中绿稚竹，绿叶垂垂几色青。四比四季凤凰鸟，富贵高啼远送声。五比五河金丝鲤，三月之天上洞游。六比天宫团圆月，照下河底透底明。七比七仙漂四海，七仙下凡耍乐欢。八比蝴蝶双双对，仕女看着自愁眠。九色穿齐十色线，一对鸳鸯共数啼。”这是怎样一幅浪漫绚丽、自由自在的世界。显然，它是当地女性对理想生活的描述，是自发期望的表达。当地女性渴望发挥自己的潜能，不断充实、完善自我，以走向理想之巅。瑶族女性尽管生活困苦，却在女书中获得了内心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及丰富感。这种以女书为媒介而达成的成长性需要的满足持续不断的、无限制的鼓舞着困境中的女性，使她们更积极的面对自我。而且，从现在发现的女书作品来看，女书被书写或刺绣在各种各样的纸书、扇书、帕书、贺三朝书上，其中有书信、歌谣、诗歌、灯谜或翻译长篇唱本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尤其是诗歌、书信等，多数富有文学色彩，比喻、夸张、借代等修辞运用其中，她们通过意境或优美或感伤来表达内心真实感受，其动机就是发展自我、表现自我，成熟、发展，一句话，就是自我实现。
　　当然，马斯洛认为，有史以来的大多数已知文化的实际所作所为，主要是压抑而不是促进了人性中的自我实现需要的充分发育。而且，当一个人的缺失性需要未得到满足时，自我实现这种高级的、超越性的需要不会自动出现。众所周知，女书产生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正是压抑人，尤其是女人的自我实现。尽管如此，瑶族女性的成长性需要还是跨越了缺失性需要的短缺，没有被强大的文化势力剥夺，或因怯弱柔嫩而自然丧失。这一方面证实了自我实现确实是“明显地植根于人种的生物本性中”[8] ，是人性中潜在的固有特征；另一方面说明，人的自我实现可以在缺失性需要没有获得满足的时候产生，即高级需要的产生并不一定以低级需要的满足为条件，这也是研究者们批判需要层次理论的一个观点。
　　总而言之，马斯洛所归纳描述的几种需要普遍存在于人们心理。但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需要是千变万化的。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女书作为瑶族女性的工具，涵盖了瑶族女性心理需求的各个方面，反映出瑶族女性需求的复杂性、系统性和动力性。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出发来分析女书的产生及女书中所蕴涵的需求内容，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女书更深层次的心理内容拓宽了视野。
　　
　　参考文献：
　　[1]朱志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述评》，《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2]王友平、盛思鑫：《对马斯洛需要理论的再认识》，《学术探索》2003年第9期。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
　　[4]韦庆媛：《女书产生与存在的社会基础》，《学海》2004年第5期。
　　[5]宫哲兵：《女性文字与女性社会》，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乐伶俐：《建立在交往基础上的女书学习》，《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
　　[7]赵丽明、宫哲兵：《女书——一个惊人的发现》，华中师大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
　　[8]马斯洛等著：《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页。